在史学领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历史学科，也面临一些客观的难题，如档案开放程度不够、发表成果要求严格等。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和积累，孕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年轻学人，新生代的研究力量正在崭露头角。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2013年底重新建立当代史研究室，逐渐成规模地推进当代史研究。2019年10月26日-27日，“共和国的道路与制度：建国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社科院“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青年中心、《史林》编辑部承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叶斌在会上表示：“对新中国历史的阐释，一直是国内外历史学者交锋的领域，今后会更加激烈。做好当代史研究，讲好共和国故事，是当下历史工作者的责任。”

会上近二十场专题报告的主讲人均为中青年学者，他们的选题、交流与互动展现了共和国史研究领域的新风貌。澎湃新闻（）在此选取部分报告择要介绍，以飨读者。

会议现场

个案研究的“洞见”与“不见”

张海荣（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围绕人民公社初期一个生产大队的收入史展开了扎实的个案研究。她指出，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的财务收支如同人体中枢系统，在调控社员生产生活的同时，成为国家有效提取农村资源的重要机制与保障。她从一位仍然健在的、集体化时期的乡村中队会计那里获得了珍贵的私人台账资料，结合官方档案对生产大队的收入来源、规模、构成等进行分析，继而对农业集体化何以存续20多年等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聚焦于革命老区沂蒙山区的“识字班”，以山东省莒南县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镇——大店和高家柳沟为中心线索展开探讨，讨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如何成为一种地方习俗，政治实践与乡村生活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她观察到，在沂蒙山区，“识字班”在乡村生活中还是延续至今的对未婚年轻女子的一种称呼，如沂蒙方言说“路边上一群识字班正在织毛衣”，这里“识字班”指的就是未婚的年轻姑娘。她指出，“识字”承载了太多负荷，在以革命为关键词的近现代历史变迁中，已经没有了单纯的乡村识字。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以“运动识字”的方式将“识字班”由“识字学文化的一班人”变成了“一种群众动员组织”，自下而上的乡村回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注解着政治实践，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收容了政治实践。

与会者在点评与讨论中表示，上述聚焦底层的个案研究论题新颖、史料扎实，渗透了史学理论的自觉；并且就个案研究的优势、必要性以及是否有碎片化问题、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的关系等展开了探讨。

此外，葛玲（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满永（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分别就20世纪50年代治淮民工的制度化动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落后乡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西行署赔罚运动等议题在这场报告中做了精彩的演讲。

工人研究的多重维度

中国工人群体进入研究者的视线，首先是作为一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始于政治生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工人群体的更多面相被挖掘出来。作为共和国史研究中较为活跃的领域，此次会议有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工人相关问题。

林超超（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探讨了20世纪中叶上海工人参与的、从民间借贷到银行储蓄的经济活动。她指出，银行储蓄有其社会经济价值，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生活的经济保障，更关系国家的经济建设大局，因此劝导城市居民储蓄不仅是银行的重要业务，更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而产业工人因收入和积蓄有限，起初并非银行储户的主体；随着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壮大，针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储蓄运动渐次开展，国家对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预力度空前加大。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标会”等盛行于战后上海工人阶级中的民间借贷方式占用了有限的资金、加大了工人参加储蓄的阻力，作为一种带有剥削性质的金融活动被列入取缔对象，“互助储金会”等过渡性的、变相的劝储组织也应运而生。她通过对几种金融活动的考察，阐释了国家政权向民众经济生活渗透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刘亚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厂的青老工人矛盾，她指出，“青老工人”之间的紧张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但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尚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厂内部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也打破了工厂的既有格局，在这种形势下，青老工人矛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她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两次“翻转”，并认为伴随着这两次翻转，工人之间的裂痕逐渐被固定下来，而青年工人和老工人也形成了各自相对刻板的形象。

此外，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维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分别就工资制度改革、“五反”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析论等议题进行了报告。

儿童、知青、女性

刘彦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的报告聚焦于改革开放初期新疆的上海青年返沪及安置问题，题材引人关注。目前学界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知青返城、落实政策的研究较少。她围绕上海、新疆两地政府分别采取的安置措施，以及对“上青”子女等遗留问题的解决，试图重建史实。尽管由于材料等种种限制，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重建”，但仍大致勾勒出中央及新疆、上海两地政府的努力和坚持，并指出这一时期的“过渡”特征——既是计划经济时代支边政策的遗产，又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试水。

林升宝（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围绕上海自1969年起向外地派遣的知青学习慰问团，展开剖析措施推行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面相，包括内部成员的分化，慰问团与当地关系，不同阶段成员对知青运动态度等等。他以立体的资料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并指出，由于知青运动自身的现实困惑，以及慰问团内部表现出来的对知青运动认识及做法上的分化，都预示着这场“继续革命”的困局。

刘怡（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的报告由林升宝代为宣读，她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观的重塑，分析过渡时期的“破”与“立”：以批判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为中心的儿童教育理念破旧立新，实现国家理念的明确定位；以张乐平笔下三毛由“旧时代的小瘪三”到“新中国的好儿童”的转型历程为代表，新中国儿童文艺工作者完成了舆论宣传方面的“跟进”；等等。她指出，新的儿童观所形塑的符合新中国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儿童，也逐渐呈现出政治化、成人化的倾向。

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女性的视角考察了1950年代的中国乡村婚姻。她的研究从一个有趣的发现开始：在1952年和1962年前后，中国乡村的离婚案件数量大增，背后原因何在？线索指向这一时期婚姻制度的改变、女性权益的伸张。195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量存在包办婚姻的情况，女性希望获得途径来纠正包办婚姻中的不如意，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代初《婚姻法》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在很多时候成了离婚自由的实践。1962年先后离婚潮再次出现：为什么女性会如此选择？她援引学者内尔•戴蒙得的研究指出，《婚姻法》的施行对那些贫穷、没有吸引力的男性来说很不利，在非常时期，这类男性通过包办婚姻获得婚姻的机会，但这种婚配模式在生活趋于好转后就会引发女性主张的离婚。

徐锋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的报告围绕中国福利会党总支的创建和运作展开。由于地下工作需要，中福会的党员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50年整风运动前才按照要求公开身份。早期在宋庆龄身边负责与中共高层联系的先后有四位女党员同志，但她们没有借机发展党员，更没有成立党组织，这一点在其他民间社团中较为少见。与此同时，随着进入中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人数越来越多，也为后来中共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他旧社会团体纷纷被清理甚至取缔解散，而中福会得以改组方式完成社团改造，并进而被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徐锋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福会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运行，也是长期以来统战工作和组织建设的一项特殊成就，而这对中福会的业务发展和事业进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外交史研究的新视野

随着中外文史料来源日渐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史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地方档案的进一步挖掘也使外交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高层决策。

沙青青（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从中美关系的视角梳理“珍宝岛事件”前后美苏彼此试探的过程，认为苏联围绕中国对美国进行的试探，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美国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解冻与改善。他指出，在1969年秋这个时间点上，对美国来说，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是大势所趋，并希望借此打破美苏之间的冷战僵局；而“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则提供了一个契机，并在客观上快速推动了各方的行动。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后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阵营与立场，看似牢固，但在片刻间可以乾坤逆转。

刘晓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的报告围绕冷战背景下的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展开，指出国际海员这一特殊群体是封闭状态下的中国同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在开展对外宣传、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当下冷战史的研究开始更加重视社会、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而作为冷战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互动的一个层面，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的运营从底层视角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基层外事活动，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新的学术领域。

此外，张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高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等学者分别就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沿海城市化等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辛逸，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中共党史研究》编辑吴志军、赵鹏分别对参会报告作了坦率、客观的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