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几乎被完整地呈现在影片中：一个举着“宇宙功德箱”的村民，向唐志军索取了520块钱，以交换一睹外星人尸体的机会，还将他奉为外星人的有缘人，把外星人的腿骨送给了他。

《宇宙探索编辑部》 端着“宇宙功德箱”的村民

如此说辞与套路，在常人眼里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为诈骗，在唐志军一行人的世界观下则不失为一种智慧与虔诚。其实，他们对外星人的信仰并不完全来自个人的臆想或某种精神疾病，反而曾经蔚然成风，追随者众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飞碟学”曾经作为一门十足的“显学”横行于世。在宽松的政策背景下，国内还成立了《飞碟探索》杂志，像影片中的《宇宙探索》杂志一样，它以科普期刊自视，却刊载了许多猎奇的内容：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外星人、飞碟的运动原理与电风扇一致、金字塔是外星人用来储存核废料的……诸如此类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却在当时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读者。

与“飞碟学”几乎同时期受到追捧的，还有修炼气功。影片中孙一通头上顶着一口锅，正是气功修炼的经典招式，人们相信这口锅可以接收宇宙信息，帮助人体实现“天人感应”。

为了合理化并推广气功，许多人还借助现代科学为它背书。就像影片中唐志军举着盖革计数器探测孙一通身上的宇宙信号一样，人们利用现代科学仪器探测人体，以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和特性。

这些村野怪谈般的故事在今天很容易被贴上伪科学、民科的标签，当作群众对科学认知尚不充分阶段的产物，遗弃在历史记忆的深处。然而，这些怪诞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飞碟学和气功热兴起的时代，正是长期的动荡刚刚结束、新的思想大批涌入的时代。面对社会的大洗牌，人人惴惴不安地摩挲着手中的筹码，渴望尽快看清局势，建立起新的秩序，融入新的规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飞碟学和气功热将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转化为对神秘主义的好奇，与新的流行价值观科学至上巧妙结合，提供了一处乌托邦式的精神避难所，让人们在崩塌的大厦丛林中不至于被埋没。

遗憾的是，巨变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坐上牌桌。余华用“摩托车的声音”形容九十年代的变迁，被轰鸣声扬起的尘沙落定以后，有人已经适应了汽车的速度，有人却撞上电线杆摔得粉身碎骨。

《保持对话》截图

影片中的唐志军正是这代人的缩影。如果说飞碟学和气功热在上个世纪获得推崇，仍然有着群众狂欢的意味，那么他在三十年后依然笃定的信仰，则透露出粉身碎骨后的悲壮。

回望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常常惊叹于它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臣服于它的宏大叙事。然而，高歌猛进之中，唐志军们的呼喊被淹没了，他们从时代的缝隙里跌向历史，站在原地与世界渐行渐远。

《宇宙探索编辑部》唐志军

这些被时代的宏大叙事排除在外的人，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更加宏大的概念之中，以确认自己的存在与价值。

于是，唐志军们坚守在宗教、科学、哲学、艺术等领域，因为这里能够无视一个人的阶层地位，包容他们在世俗价值观里的失败与落后。

周国平曾经在《哲学家或中蛊者》一文中不免悲悯地谈起他认识的一位农民工：坚信自己证悟了宇宙的真理，以尼采自比，希望能得到他的提携。这位农民工在文章中写道，“我自认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现实中我却如此落魄”，一言胜过万语，道出他心中最深的伤痛。

影片中孙一通写的诗

时至今日，科学与哲学也不足以包容唐志军们的失败。民科、民哲这样的字眼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被用来指代那些缺乏学科的基础知识框架、自视优越的体制外“科学家”和“哲学家”。

在人们眼中，他们喜欢谈论哥德巴赫猜想和永动机，或是道德经和尼采，是十足的骗子或执着的神经病。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执着追求的，究竟是自己口中的真理，还是关于自我存在于时代中的自证。也很少有人担忧，民科和民哲没落以后，他们应该逃往何处栖身。

在宇宙的裂缝里搭建意义

四十年过去，飞碟学和气功热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已算得上前尘往事，遥远得像一场梦。然而，它却通过《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次击中了人们的内心，甚至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过去，唐志军们出于信仰推演飞碟的运行原理，验证人体获取超自然能力的可能性；现在，年轻人们出于反抗开创了发疯文学的先河，研究精神状态正常与非正常临界的波动值。跨越时空与阶层，两个“神经质群体”在胡言乱语中对上了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