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2年8月，皮公亮先生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刊《文史拾遗》1992年第3期上发表了《记先父皮宗石和他与蔡元培的友谊》一文（其中有一半多的内容都是关于皮宗石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的各种事迹的），但是很遗憾，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这本刊物，手头只有这篇文章的底稿（电子版，共4800余字）。后来，我又发现，2009年12月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刊登了皮公亮先生的《皮宗石与蔡元培》一文，从内容上来看，基本上就是前面那篇文章的修订版（有一些文字感觉是被编辑修改过的）。最后，我决定将这两篇不同版本的文字稍作整合，略加编辑，删去了文中的个别史实错误，并尽可能多地同时保留了两个版本各自的亮点，仍以最初的《记先父皮宗石和他与蔡元培的友谊》为题刊发出来，以飨各位读者。

另外，2011年，皮公亮先生又将这篇文章全面扩充为一篇长达1.56万字的《我的父亲皮宗石》，其内容更为丰富，就留待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吧。（吴骁）

记先父皮宗石和他与蔡元培的友谊

民国国民政府十六年五元银元（民国时期国民政府）

在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即前“总统府”），陈列着许多民国政府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件是先父皮宗石的简任状，其编号为“简字第贰贰贰号”，文曰“任命皮宗石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此状”，署名是“常务委员胡汉明〔民〕、古应芬、伍朝枢、张人杰”，时间是“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五日”，上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先父名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1887年8月23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一个普通人家庭。1967年12月30日因患脑溢血在武汉市去世，终年80岁。

皮宗石15岁进省城长沙求学，次年（1903年）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业生名义到日本，先读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皮宗石正式加入了该组织，并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皮宗石多次奉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皮宗石回到上海，就与早已认识的蔡元培先生联系，他们的友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皮宗石当时在东京，第二年回国。这时，国民党决定办一份机关报，定名《民国日报》。1913年元旦该报在汉口法租界创刊后，即参与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引起袁世凯极端不满。袁世凯通过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法国领事勾结，报纸仅出刊半年即被封查，并捕捉了办报人周鲠生、杨端六及皮宗石等。后来，他们经过保释，逃到上海，又得黄兴的资助一同赴英国留学。

他们虽为留学生，实以流亡者身份到达伦敦，皮宗石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当年10月，蔡元培来到巴黎，皮宗石过海到巴黎拜访蔡元培，议论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前途，共同的政见使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和美国乘欧洲各帝国无暇东顾之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皮宗石身在海外，在英国又结识了王世杰、陈源、李四光、丁西林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其时，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汪精卫等也来到巴黎，与蔡元培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这些人都是同盟会员，皮宗石过去在日本时都认识，所以也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当时曾有合照，可惜在“文革”中被毁。

在与蔡元培的交往中，皮宗石深受蔡元培的思想影响，“把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作育人才，看成是救国的根本”。当时留“洋”学生很少，皮宗石1920年回到长沙后，虽然有些地方请他去从政，他一概拒绝，而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去教财政学和国际法。湖南省长赵恒惕热衷搞联省自治，成立了“省根本法筹备处”，聘请皮宗石及王正廷、蒋百里、李剑农、黄士衡等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皮宗石见军阀割据，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不愿置身于中。此时蔡元培已任北京大学校长，聘皮宗石为北大教授，讲授财政学，后又兼任图书馆馆长。蔡元培自述中记有：“……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方面诚意指导，提高学生好学精神，一方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皮宗石在北大执教五年，非常崇拜蔡元培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他以后从事教育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皮宗石又随蔡元培到南京，任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大学院教育行政处组主任。1928年3月，蔡元培又兼任司法部代部长（部长王宠惠出国未回），命皮宗石任秘书长，并对他说：“我兼职太多，精力顾不过来，一周也只能去一次，你去当秘书长，我把印鉴交给你。”充分说明蔡元培对皮宗石的信任。

1928年8月，蔡元培与南京国民政府政见分歧，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提出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只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携眷出京，定居上海。蔡元培在即将离开南京政府时，与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人进行了深刻坦诚的交谈，要他们也离开南京政府，一同到湖北省，在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来到武大，他在武大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程外，还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1929年更名为法学院）首任院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并协助两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都是北大老同事），本着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很快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学府。

1936年8月，皮宗石在日本休假期间，省立湖南大学代理校长黄士衡辞职，校长一席难得人选。湖南各界认为皮宗石与蔡元培的交谊颇深，更与教育部长王世杰友情甚笃，在学界久负盛名，又是本省人，继任校长较为理想。因此，推定当时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日本同学）致信皮宗石，劝他接掌湖大。皮宗石知道湖大学生曾发动由省立大学改国立大学运动，一直未能成功。他从日本回来，先到南京与王世杰商量，望能顺应师生要求，将湖大改为国立。王世杰告诉他：“省立改国立长期未决，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人选，省里提出的，我们不同意，我们提的人，省里又不同意，人选统一不了，就改不成，现在湖南要你去，人选问题就解决了。”皮宗石与王世杰有了这个默契，1937年春先到长沙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同年7月，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皮宗石也就成为第一任国立湖南大学校长。

皮宗石到湖南大学后，按照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对湖南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是来求学识的，教师必须要有真才实学，而不是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湖南大学在省立时期，由于条件限制，经费不足，较为封闭保守，教授年龄结构偏高，总体来说，知识老化，学术空气不浓，不活跃。改国立后，条件改善了，皮宗石首先整顿教师队伍，他延聘了一批著名教授，如任凯南、杨树达、曾星笠、刘永济、曾昭权、柳士英、唐艺青、柳午亭、李肖聃、黄子通、钟伯谦、何之泰、曹诚克、李祖荫、熊正理、易鼎新、柳克准、王啸苏等；同时还聘请了一大批中青年教授，如政治系吴世英、曹绍廉〔濂〕、邹文海、黄如今、翟楚，外文系李宝荣、金克木、陈世骧，哲学系蔡乐生、经济系王传曾、曹庭藩、周德伟、潘源来、丁洪范、樊弘，化学系黄人杰，电机系郭和平，机械系柯元恒、蒋德寿，历史系赵寿人，物理系吴徽〔征〕铠，教学系李琪，矿冶系胡伯素等。这批中青年教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给湖大教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皮宗石经过调查解聘了几名不称职的教师，包括一个兼任英文教师的美国传教士。有些学生不理解，问校长，为什么把教英文的外国人给解聘了。皮宗石说：“我经过调查，这个美国人没有学问，只会说他本国话，我们是高等学府，不是教堂，你们是否听说过有中国和尚在外国大学当老师？”这些除旧布新的作法，完全是学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

在整顿教师队伍的同时也整顿考试制度。皮宗石认为考试制度不严格，就难以选拔优秀学生。国立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考新生，一律改用密封考卷，任何人来说情，一概拒绝，他说，只认分，不认人，决不降低国立大学水平。皮宗石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务长时，就是这样做的，他的亲侄儿、侄女来投考，也一视同仁，大多数落榜，为此得罪不少亲朋好友。

皮宗石在国立湖南大学完全执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就应该让他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皮宗石是学经济的，他让经济学各流派理论，都同时给学生讲授。古典经济学由任凯南讲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由周德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由樊弘讲授，当时国立大学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合法讲坛，是要冒风险的，也是罕见的。其它系也如此，如政治系有以伍意〔薏〕农、唐德昌老教授为主的一些人代表老观念；吴世英、曹绍濂、邹文海、翟楚等中青年教授则代表新概念；哲学系青年教授蔡乐生独树一帜，他教授心理学，是代表芝加哥学派的。

蔡元培办学，从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爱护学生、尊重教师，皮宗石终身守之。他主持湖大时对进步学生尽力保护。1937年夏，国民党为了对学生进行“效忠党国”“忠于元首”的教育，曾规定学生必须离开学校参加一段时间集中营军事训练，否则就要取消学籍。但是进步学生反对这种奴化教育，引起了一场驱逐大队长的风潮，经湖南省教育厅调解，换了一个大队长才平息，但却将土木系一姓徐的学生开除了学籍。皮宗石不以为然，过了这个风头后，第二年便让这个学生回校注册上学了。湖大迁到辰溪后，按教育部规定，设立训导长，由CC份子李寿雍教授担任。一天晚上，李寿雍在宿舍管理员陪同下，耀武扬威的来检查学生宿舍，当查到化学系毕业班部份同学的住处时，学生们看不起训导长，对他很不礼貌。李寿雍非常生气，在第二天的校务会议上，提出来要对这几个学生进行政治审查，皮宗石没有同意，说：“这些年青人是小孩子脾气，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当天命我把化学系毕业班学生贺善鑫叫到我们家，从爱护出发，批评他们不要任性，今后说话要注意。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及有关部门经常给学校发来密电通知：某某学生左倾份子，某某学生共党嫌疑，要严加注意等等。对这类电报皮宗石从不交办，锁在自己办公室抽屉内，有时把学生叫来，把电报给他看，嘱其注意。有一次，辰溪警备司令着便装来我们家，要皮宗石注意某些学生，并暗示必要时要进行逮捕。皮宗石严正拒绝说：“我的学生，由我负责，你们不能抓。”一面通知两个学生迅速离校，并给他们开转学证，一个转到昆明西南联大，一个转到贵州浙江大学。

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这又是皮宗石与蔡元培在办北大的传统有所衔接之处。皮宗石主持湖大后，整顿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此。当时，表面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实际上国民党军统、中统控制学校甚严。在这种情况下，皮宗石仍是提倡学生学术活动。湖大各系有学会，有国民党的“健行学会”、有三青团的“力行学会”，还有与党无关的由学生徐士豪、刘小匏等主办的“赫曦文艺社”，学生江友三、唐从俭等主办的“现代文艺译社”，还有刊名“新生”的……。“赫曦文艺社”在沅陵（当时行署所在地）某报上辟有“赫曦”副刊，“现代文艺译社”在贵阳中央日报辟有“现代文译”副刊。当时，湖大的报告会、讲演会很多，有教授作报告，也有学生作报告，校内墙报也很多，差不多各年级都有，一些学会也办有墙报。经济系学生江友三曾登台作“论私有财产制”的报告。中文系学生徐士豪写的“近卫文磨〔麿〕的失眠”均在校内引起较大反响。在偏僻的辰溪，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湖大师生的戏剧、歌咏活动却很活跃，曾在校内和沅陵县公演多次话剧，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如“好小子上战场”、“放下你的鞭子”、“黑子二十八”、“三江好”、“凤凰城”……一批青年教师陈世骧、金克木等积极支持这些活动，陈世骧并担任导演，皮宗石对此十分支持，有的还亲自去观看。由于，皮宗石执行了蔡元培一系列办法方针，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在CC份子训导长李寿雍策划下，发动了一次“驱皮”运动，仅有部分学生支持，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皮校长的。这个运动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李寿雍只好悻悻离校，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那过〔里〕去当政治部主任了。

1940年3月3日，我国教育界一代宗师蔡元培客死香港，皮宗石非常悲痛。3月20日，辰溪国立湖南大学全体师生举行了追悼大会，皮宗石以他个人名义送了一幅〔副〕挽联：

制行以儒墨为极，论交在师友之间，悲悼遍九州，岂徒南麓群英，同声一哭；

道大故新旧兼容，学博则中外贯通，精诚弥六合，留得西山道集，垂耀千秋。

又以学校名义送一幅〔副〕挽联：

以一身振起学林，泱泱大风，长许京都留伟绩；

有万士同悲儒硕，茫茫沧海，遥从云汉望灵旌。

蔡元培年长皮宗石19岁，并无师生关系，但由于二人均系早年投身革命，长期从事教育，志同道合，结成深厚友谊，可谓亦师亦友，所以“论交在师友之间”。皮宗石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极为推崇，在武大时，尤其在主持湖大时，更认真效法。挽联中“学博则中外贯通”，“以一身振起学林”，正是他们二人共同之点。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皮宗石与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皮宗石事先并不知此事，还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尽管教育部长陈立夫拍来电报，解释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征求意见，电报还说：“因你在北大执教多年，对西北联大不少教授都熟悉，主持西北联大较为适宜。”促皮宗石早日上任，这显然是陈立夫有意排挤，而皮宗石也深深体会到CC对校务横加干涉，实无教育可言。他也有蔡元培的性格，不顾屈从恶势力，乃坚决辞职不去西北联大上任，从此离开了教育界。

1986年10月5日，湖南大学在举办“庆祝岳麓书院创建1010周年、湖南大学定名60周年”活动的同时，也召开了“皮宗石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座谈会”，由时任校长成文山（图中站立者，为武汉大学校友）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