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初至公元前3世纪末，历时500年左右， 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其中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封建制在各诸侯国普遍确立并日趋统一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大发展的阶段，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大发展和趋于成熟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反抗奴隶制而转向封建制的统一，并最后以秦统一六国而告结束。新兴的封建制度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文化教育普及于民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和科学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已见，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这一时期军事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兵器技术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春秋战国时的兵器装备，不仅质与量有较大改进，装备也趋于制式化，从宏观上看，这时已初步形成了冷兵器时代兵器的结构体系，在杀伤力、射程、防护力和攻城能 力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二是军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是实行征兵制，出现了专业化的常备军。第二是打破了西周各级军备规定，各诸侯国强化了自己的军队。战国末期几个大国军队均达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而且兵种增多，在原有的车兵基础上，有了独立的步兵、骑兵和“舟师”。第三是军队专业化程度提高，训练加强了，步、骑、车兵之间的协同也日益复杂。

三是战争规模日趋扩大，战争频繁而形式多样化。仅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480次之多， 战国时期“兴师十万”已是一般规模的战争。这一时期车战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步战越来越重要，骑兵得到推广。春秋末期南方争霸战场上经常出现“舟师”，并开创了海上登陆作战样式。军队的机动性增大，不但有战略机动，也有了战术机动、迂回、包围、伏击、奇袭及江河战斗，城垒攻防，野战攻防已成为战争中常用的方法和方式。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的大发展时期，军事思想也与军事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大的发展，并趋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兵书多，论兵要篇多，流派多，军事学术活跃

这一时期，古典兵著趋于系统化，理论化，而且数量多，流传下来的不少。从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家，就讲有“百八十二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五十三家。兵学理论的代表作有《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

除兵家的专门军事论著外，在儒、墨、道、法、杂、阴阳家各学派的论著中，也含有大量军事问题的论述，有的则是军事专论：

——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荀子》无一不论及军事。

——现有《墨子》53篇至少有14篇是军事专论。

——道家的《老子》、《经法》、《文子》也有军事专论，《老子》全篇都贯穿着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就说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兵书。

——法家的《管子》，《商君书》、《韩非子》都积极鼓励农战，系统地记载了他们的军事理论观点。

——杂家的《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是兵论 。

另外，各种史传中多是以大量篇幅记载军事活动，所谓“史传浩穰，兵事居半”。如《左传》《越绝书》《国语、《战国策》等都有大量军事历史的记述和一些军事思想的内容。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人物，如孙武、范蠡、吴起、孙膑等等，他们导演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军事斗争的历史画卷，形成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高峰。

2.形成较完整的战争观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领域打破了以信天命和先祖崇拜相结合的宗教世界观，尤其是战国时期无神论思想进一步发展，朴素的唯物论、初步的辩证法哲学观点形成，为认识战争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武器。兵家把这些认识成果直接与战争联系起来，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论的战争观，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战争的起因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如吴起认为兵之所起，是由于“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老子认为战争起因于统治者的“欲得”和“不知足”；《经法》则归纳为“为利”“为义”“为念”等等。

涉及到战争起源的具有代表性的是韩非的“人口论”和《吕氏春秋》的“本性论”。韩非用社会进化论观点分析战争起因，认为随着社会人口增加，资源和社会财富相对减少，人类必然发生争夺，最终导致战争；《吕氏春秋》认为战争与人类同时产生，是由人的争斗本性而来的，尽管这些学说对战争起因与起源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说明，但是这些观点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比任何唯心论的解释都更接近于客观实际，与不可知论及天命观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2）区分战争的性质，对待战争的态度更加明确

春秋时期已经开始用“有道”与“无道”，“直”与“曲”等概念来区分战争的性质。战国时期的诸子文论中进而使用“有义”与“不义”的表述方法来阐明战争的性质。如《吴子》中把战争分为逆兵、强兵、刚兵、暴兵、义兵五种，认为禁暴救乱才是义兵，其它都属于不义。《墨子》《孟子》《尉缭子》《吕氏春秋》等书都有类似的观点。

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认为只有义兵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而主张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如《吕氏春秋》中讲“兵苟义，征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征伐不可，救守不可。” 《司马法》也主张“以战止战”“以杀去杀”。强调：“以战止战，战之可也；以杀去杀，杀之可也”。

这些观点，纠正了那种不分是非曲直，对待战争一概否定的错误观点，为进行正义战争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3）朴素地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

春秋时期，“天命论”“天时论”早已被冲垮，朴素的唯物论已经确立。那么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孙子》兵法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论述。它说“故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这就是说战争的胜负，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指导的综合体。客观条件就是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主观条件就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之上熟识多谋，使二者高度统一，这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当然春秋战国时代各家论述战争胜负基本因素问题各有特点。儒、墨、法、杂及政治家多侧重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高层次上认识战争；而兵家则侧重从主观指导上探讨战争胜负的规律。

3.提出了若干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

奴隶制时代的军事思想中已经提出了若干战争指导原则，但大多属于经验型的，是较低层次的概括。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认识则深刻多了，提到了一般方法论的高度。当时的兵书中，已普遍使用“战道”“兵道”“用兵之法”“用兵之道”等概念。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已经认识到战争指导规律的存在。如《孙膑兵法》中讲：“先知胜不胜谓之道”，第一次提出了“道”制胜的思想，并把这个“道”明确而完整地理解为战争指导规律。这一时期带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是孙子的名言，不仅揭示了战争指导者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了解敌我情况的基础上，找出行动规律，按照规律确定自己的行动以战胜敌人。孙子的这一原则，把“胜可知”和“胜可为”这样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把认识与运用规律结合起来了，这是孙子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2）未战先算，得算多胜

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视战前决策，强调战争指导上的自觉性、预见性，反对自发性、盲目性。如当时兵家强调“计必先定，然后兵出乎境”，“庙算”的正误是战争胜负条件。孙武明确讲“多算胜，少算不胜”，以此就能知胜负，而且这一时期“庙算”的形式、内容、方法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把三代以来的封建迷信去掉了。强调要从“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等方面来谋划战争方略，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等等。

（3）伐谋伐交，不战而胜

孙武明确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即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非暴力手段屈服诸侯，这样就可以争取“全胜”，避免“破胜”。《六韬·军势》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可以说“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的思想在当时得到广泛运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以智使力，因敌制胜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在作战指挥上，非常强调“智”与“勇”的结合。象孙子、吴子都把“智”视为统帅德才之首。而且这一时期兵家提出了一系列以智使力，因敌制胜的指挥原则。如在作战时间上，强调正确处理“速”与“久”的关系，在优势条件下遵循“兵贵胜，不贵久”；在劣势条件下遵循“必以为久”的原则，以便使敌我力量发生变化时战而胜之；在兵力运用上，强调“我专敌分”“以众击寡”，即是今天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在攻、守两种作战形式运用上，强调“攻则不足，守则有余”，也就是说可胜则攻，不可胜则守，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当然以智使力的指挥还有许多，如出奇制胜，造势任势，践墨随敌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强调靠发挥智力来发挥军力。

4.总结出一整套治军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成熟，还表现在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军理论。

（1）军队要有合理的编制结构

如《尉缭子》讲：“凡兵，制必先定。”即是强调军队要有一个合理的编制体制。

孙武也把“曲制，官道，主用”统称为“法”，（即各种编制法规，曲制，指的是军队的编制和指挥手段及制度；官道，指的是各级将吏的编制和任用；主用，指的是后勤、物资的保障、管理与使用方面的制度），孙子也强调军队要有合理的编制结构和各种规章制度。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看，军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制度法规决定其运行机制，古代先秦兵家已有了朴素的认识。邓小平讲：“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也是古人的思想的体现。

（2）兵器装备要齐全配套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都对发展武器装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迫切性，竞争性和自觉性。而且从理论上也认识到武器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论语》中就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也主张不失时机地发展武器装备，落后就要受惩罚。而且这一时期武器的发展不是被技术牵着鼻子走，而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如《司马法》就提出“兵不杂则不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这就明确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不能只顾单一性能，要考虑综合性能，远近结合，种类齐全，性能互补。在春秋战国时代，兵器发展达到了生产标准化、管理制度化，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冷兵器完整的装备系统。

（3）治兵以教诫为先

这个时期兵家把教育训练当作治军的首要任务。用吴起的话讲就是“用兵之法，教诫为先”。这与我们当今强调把军事训练当作部队的日常中心工作是一个道理。而且春秋战国时期教育训练的内容也大大丰富了，包括技巧（技术）、阵法（战法）、谋略等各种不同层次的内容。在当时的教育训练思想中还充满着改革创新的精神，这是最为可贵的。如《管子》在理论上强调“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而赵武灵王则在实践上积极改革军制训练方法，终于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北驱匈奴，西抗强秦，东伐燕齐，成为军事强国。这是实践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