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9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度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本场讲座邀请来自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的刘欣如教授（图一），为大家带来题为“印度早期佛教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图二）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及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图一 主讲人：刘欣如教授

图二 主持人：刘健研究员

公元前6世纪，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印度次大陆最早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使用铁器），恒河流域开始了自印度河文明灭亡以来，南亚地区的第二次城市化运动。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思想领域的活跃，佛教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原始佛教的建筑多为佛塔，佛教艺术坚持“不设像”原则。随着希腊文化的到来，以及大乘佛教的出现，印度次大陆及其西北地区逐渐出现了寺窟等新型佛教建筑形式，佛教艺术冲破“不设像”的闺阃，产生了佛的偶像。原始佛教时期的主要遗址，如桑奇佛塔、巴鲁特佛塔，在英属印度时期由殖民官员主持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考古发掘。受大乘佛教影响的贵霜时期佛教遗址，近年印度本土考古学者也进行了发掘。佛教考古对于印度古代史、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对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两个时期印度和中亚地区早期佛教遗址研究进行概述和分析。

一、原始佛教时期

（一）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时代恒河流域的历史背景及佛教遗迹

佛陀生活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此前为吠陀时代。吠陀时期物质文明水平相对落后，长期没有形成城市，陶器制作和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吠陀人留下的多为文化遗产，如祭祀时吟唱的诗歌和礼仪。但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吠陀人开始使用铁器，逐步由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迁徙。恒河流域是重要的稻作农业区，通过战争、通婚等方式，吠陀人在恒河流域与当地掌握稻作农业的土著进行了融合，逐步掌握了农业技术。同时，这里也是重要的富铁矿产区，这一区域的铁矿主要集中在比哈尔邦，含铁量达70%以上。在此发掘出了印度独有的黑精陶，这种陶器因为陶土中的含铁量高，所以呈现黑色，硬度也高，敲击时呈金属声。恒河流域的水牛，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的水田耕作，奶产品质量亦高。同时，这一地区的大象易于驯化，可以用于交通运输。稻作农业和铁器的使用直接导致了佛陀所生活的时代农业生产过剩，大批城市兴起，南亚次大陆开始了自印度河文明灭亡以来第二次城市化运动。由于这次城市化是由于农业生产过剩导致的，因此称之为“农业—城市化运动”。

在恒河流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家，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图三）。这些国家的政体主要有两种，摩羯陀（Magadha）和拘萨罗为王国，王国中多次发生宫廷政变和弑父行为，拔祇联盟（vṛji confederacy）和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释迦族为刹帝利共和制。政体上的不同注定了双方之间的争斗，各国之间的斗争分分合合，“农业—城市化”的繁荣一方面吸引非雅利安边缘区域的山林水泽部落加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产生阶层分化，原先社会地位高的人群被排挤成边缘人群。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使得各派思想家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样原始佛教便产生了。

图三 公元前6世纪印度列国时代主要国家

佛陀时代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佛教遗址。佛与其弟子居无定所，恒河各国的国王会向佛提供憩息的园林，以便雨季时暂居，这种园林就是最早期的佛教建筑——精舍。当时著名的精舍有：舍卫城祇园精舍、王舍城竹林精舍、王舍城灵鹫山精舍。这一时期佛教的物质遗迹不多，主要是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例如：1、服饰制度。从反映早期佛教时代的雕刻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很少穿衣，佛教由于吸纳了各类人群、有男有女，逐渐要求僧人穿衣。2、饮食制度。进入佛教僧团的人要坚持锻炼身体，不要发胖，规定每日餐数和饮食饭量。3、戒酒戒毒。中亚地区的移民带来了黄麻、鸦片，此时恒河流域正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社会上的失意者大量吸食毒品或是酗酒，成为社会顽疾。佛教僧团要求皈依者戒酒戒毒。4、卫生制度。僧侣每日要刷牙，主要是通过咀嚼植物的方式清理口腔。这一系列的文明化制度吸引了大批边缘人群，包括被城市抛弃和落后部落地区的人口信仰佛教。

（二）公元前4-前2世纪孔雀-巽加王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及佛教遗迹

前文所述，恒河流域孕育出两种国家形态——王国和刹帝利共和国，其中王国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摩羯陀王国逐渐兼并其它国家，至公元前4世纪末，以摩羯陀为中心的孔雀王朝基本统一印度次大陆，王国制发展到顶峰形成中央集权制大帝国。孔雀帝国是各种不平衡因素的综合体，存在着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群，这一时期佛教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帝国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更是利用政治力量支持佛教吸纳边缘群体进入主流社会，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迹表现了大量边缘人群的形象，主要有部落人口及其文化信仰，以及被边缘化的城市人群。孔雀王朝的继承者巽加王朝继续支持佛教，孔雀-巽加王朝时期佛教建筑、风格和功能基本一致。

印度西北地区曾经为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图四）统治，后被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希腊（图五）所灭。亚历山大大帝东进至印度河流域，为孔雀王朝遏制。因此波斯和希腊文化都传入到印度本土，佛教也受到了这两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图四 波斯阿契美尼王朝

波斯、希腊与印度文化进行交流，在陆路上主要通过国际性大都市呾叉始罗（Taxila）。恒河流域的人如果想学习先进的知识，都要到西北部的呾叉始罗。例如孔雀王朝的宰相乔迪里耶（Kauṭilya）和王舍城著名的医生耆婆迦，耆婆迦的医术就是在呾叉始罗习得的。由此可以看出波斯与印度有密切的交往。马其顿——希腊人灭亡波斯后，在东方建立塞琉古王国（图五），随后在塞琉古王国的基础上，中亚地区又分化出另一个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Bacteria）。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水平很高，留存有众多希腊化的考古遗迹，希腊文化逐渐进入印度。

图五 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和孔雀帝国

孔雀-巽加时期，佛教建筑以大型的佛塔为主，佛教艺术主要表现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边缘人群和异域文化。其中，佛传故事坚持“不设像”，没有出现佛的形象，用菩提树、佛塔等代替。本生故事记述的是佛前生的事迹，可以出现佛的形象。边缘人群有两种，一种是城市中落魄的人群，另一种是未开化的部落人口，包括森林部落、蛇族部落、鸟族部落等，这些化外民族的信仰被吸纳到了佛教的艺术中，成为佛教的一部分，这也反映出早期佛教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有如上特征的佛教建筑主要是佛塔，包括桑奇佛塔（Sanchi stupa）、鹿野苑萨尔纳特塔、巴鲁特佛塔（Bharhut）和阿玛拉瓦蒂佛塔（Amaravati）。

1、桑奇佛塔

桑奇佛塔建筑群位于印度中部，是由阿育王下令修建的。阿育王在此建立佛塔是为了吸纳当地森林部落的人口，主要是蛇族部落（Naga tribe），利用佛教绥靖化外的部落人口，将森林部落转化为农耕社会。这些因素都反映在了佛塔的雕刻中。

图六（1-2）表现的是桑奇佛塔上的阿育王形象。阿育王所建的桑奇佛塔是绥靖边缘社会战略的前站，在语言文化不相同的环境里，浮雕艺术是传达佛的思想，与当地人沟通的渠道。图六（3）中下方雕刻有铭文，表明这块浮雕的捐献者为维蒂萨（Vedisa）的象牙行会。

图六 桑奇佛塔中的阿育王及铭文

图七（1）显示的画面是蛇族部落与阿育王同时礼敬佛塔。在这里佛塔代表已经涅槃的佛陀，这里用塔代替佛的形象，这是一种“不设像”的手法。画面左方礼敬者头戴蛇冠，根据其在部落中的地位不同，蛇冠上蛇头数目也相应变化，最多的是五头蛇冠。画面右边是骑在马车上的阿育王。这幅雕刻反映的是通过信仰佛教蛇族这一部落进入到主流社会中。图七（2）的画面中有一条五头蛇，代表蛇族部落，周围礼敬者为波斯人，右下角者为婆罗门修行者。这幅雕刻反映的是蛇族、流落印度的波斯人和被城市生活抛弃的婆罗门，这三类社会边缘人群通信仰佛教，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画面中的火焰则代表佛，这是用火代替佛的形象。

图七 蛇族

图八表现的是夜叉的形象。夜叉有男女之分，图中（1）为女性夜叉（Yakhi），（2）为男性夜叉（Yakha），他们都是树神。印度气候炎热，树荫能够提供避暑，因此得到人们的崇拜，这就是夜叉崇拜的起源。夜叉崇拜是森林部落的信仰，被雕刻在佛塔上，意欲吸引森林部落的人口信仰佛教，扩大佛教的传播基础，同时也为了绥靖这部分人口而归化主流文明。

图八 女夜叉（左）和男夜叉（右）

图九（1）所雕刻的人物名叫Pishaca，这个名字指不懂梵语的人，其身上有许多斑纹，看起来像野人，证明Pishaca这类人属于非常野蛮的未开化民族。将这类人群雕刻在佛塔上，也是在表明鼓励他们信仰佛教，融入文明。图九（2）是一个男性夜叉。

图九 Pishaca（左）和男性夜叉

图十都代表的是外国人。图十（1）的故事描绘佛陀涅槃后各国信众前来朝拜，画面中的人物穿裤子、手持乐器，有些人的头发为卷发，这些特点说明他们是外来的游牧民族。佛陀涅槃的形象用佛塔代替。图十（2）中的人物骑着骆驼，表明他们是伊朗人。图十（3）中的人物骑着马，表明他们是希腊人。这一组图片说明外国人也信仰了佛教。

图十 大般涅槃（左）、伊朗人（中）和希腊人（右）

图十一展示的是一组混合兽。图十一（1）刻画了一个女性人面马身兽，一名男子骑在她身上；图十一（2）刻画了一个男性人面马身兽，一名女子骑在他身上；图十一（3）刻画了一个女性马面人身兽，手里抱着一个孩子。这种混合兽的形象绝对不是印度本土所有的，其风格来自波斯文化，说明外来文化也融入到佛教之中。

图十一 女性人面马身兽（左）、男性人面马身兽（中）和马面人身兽（右）

2、巴鲁特佛塔

巴鲁特佛塔是在巽加王朝时期建设的，位于巽加王朝的首都维蒂萨附近，这座佛塔的支持者是当地的蛇族部落的首领（Naga-raja）。这就说明在巽加王朝时期，依然坚持阿育王吸纳森林部落人口进入文明社会的政策。佛塔修建的支持者为蛇族部落首领，这也说明这种政策起了一定作用。与桑奇佛塔不同，巴鲁特佛塔已破损肢解，收藏于不同的博物馆中，这是该佛塔考古研究的不利因素。这座佛塔雕刻中刻画出的边缘人群更丰富。

图十二为阿育王，阿育王手中拿着舍利盒，在其身旁有铭文，铭文内容是“维蒂萨的Revatimita的妻子，Chapadevaya贡献。”正是因为有巴鲁特佛塔上的铭文，桑奇佛塔上相似形象的浮雕内容才得以解读。因此在早期佛教考古中，浮雕内容的解读往往需要利用其它佛塔进行对译。

图十二 阿育王

图十三为天宫中的一组画面。图十三（1）刻画了西天中的诸神，其中有两位蛇神、两位鸟神，这说明森林部落中的蛇族和鸟族被吸纳入佛教。图十三（2）为天宫中的舞女，这块浮雕的故事内容是佛陀将头发抛入天空，帝释天迎取佛法供奉，天宫中的舞女跳舞庆祝，这些舞女手中拿着的小竖琴称作箜篌，这些舞女就是后来飞天（apsaras）的原形。图十三（3）表现的天宫中的舞女头戴男人的帽子，应当是在演戏剧，这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天宫中的舞女就是恒河母系社会世系的舞者，她们被吠陀父系世系征服后，成为边缘人，通过信仰佛教，供养僧人，凭借功德进入帝释天宫，为后世刻画成佛教中的偶像。她们也是通过信仰佛教融入了主流社会。

图十三 天宫四方（左）、天宫舞女（中）和天宫戏剧（右）

图十四（1）刻画的人物是施利玛，她是前文提到的王舍城之耆婆迦的姐姐，是一位舞者。但是，与图十二中的舞女不同的是，她是城市内部产生的母系世系。施利玛从事的职业——舞女，决定其不能成为主流人群，她也是通过信仰佛教，供奉僧人，进入到帝释天宫，死后被刻在佛塔上，成为偶像，使自己为主流社会认同。图十四（2）刻画的是男性夜叉Kupiro，他是夜叉的总管，后来逐渐演化为北方毗沙门天王。夜叉信仰不是佛教的文化，是森林部落的树神崇拜。但因为佛教的包容性被吸纳成为重要的神祇。

图十四 施利玛（左）和夜叉Kupiro（右）

图十五表现的都是蛇族形象。图十五（1）刻画了大龙王医罗波呾罗因为前世的罪孽由人形变为五头蛇形，他将自己的女儿顶在头上去寻找佛陀，以便恢复人形。最后他礼拜佛陀变回人形。左下角跪拜者即为人形大龙王，这里用菩提树代表佛陀。图十五（2）刻画的是蛇王Chakavako，他头戴五蛇冠。这两幅雕刻说明，巽加时期蛇族部落持续通过皈依佛教准建摆脱了边缘人身份。

图十五 医罗波呾罗大龙王（左）和蛇王Chakavako（右）

图十六刻画的是夜叉Suchiloma，意译就是刺猬头。他是森林部落的野蛮人，后来追随佛陀，进入文明社会，自身的形象也成为佛教的偶像，被雕刻在石柱上。图十六（2）刻画的是波斯人，在这里称波斯人为阿修罗。因为波斯人信仰火祆教，其神为阿胡拉（Ahura），梵语与波斯语在字母上s和h要发生对调，为Asura，即阿修罗。阿修罗-波斯人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不为印度人承认，是边缘人群，所以也需要通过信仰佛教融入主流社会。从上述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巴鲁特佛塔在表现佛教艺术时，将大量边缘人吸纳入主流社会。

图十六 夜叉Suchiloma（左）和阿修罗（右）

3、阿玛拉瓦蒂佛塔（Amaravati）

阿马拉瓦蒂佛塔的艺术水平极为高超，但是这座佛塔已被肢解，分散在世界各地。图十七是残存的部分雕刻，画面中的女子正在礼拜佛陀，佛以足印的形式代替。从阿玛拉瓦蒂佛塔的发掘可以看出，佛教考古的难点在于众多文物被肢解散居于世界各地。

图十七 阿玛拉瓦蒂佛塔雕刻

二、大乘佛教时期

（一）大乘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随着印度西北地区希腊文化的传入佛像产生，冲破了不设像的禁忌。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出现了大型的寺院和石窟建筑。原始佛教时期，多表现佛本生故事、不设像的佛传故事和被归化的边缘人群的信仰。现在，大乘佛教使用梵文书写经书，为佛教艺术提供了新的题材。1、佛的神化。马鸣菩萨首创用梵语书写佛经，并著《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佛由原先的传道者，逐渐神化成偶像。除此之外，原始佛教时期的巴利文《本生经》也被梵文化，产生《菩萨本生鬘论》。这两本书的内容有相近处，所以在做佛教考古时不能因为出现《本生经》的相关题材就断定为小乘佛教。2、阿育王的神化。研究阿育王的材料，主要为阿育王圣旨铭文，但是大乘佛教创作出《阿育王传》，将阿育王塑造成神话式的人物。3、各种菩萨的出现。大乘佛教中有众多菩萨，如观音、弥勒（Maitreya）、阿弥陀佛（Amitabha）等。从公元前200至公元300年，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寺院在印度广泛分布，主要集中在印度西北、恒河平原和徳干西北（如图十八）。另外，希腊因素，如戏剧、葡萄酒文化，也为佛教建筑的发展提供条件。

图十八 公元前200至公元300年佛教遗址分布图

（二）大乘佛教时期的考古发掘

1、巴克特里亚-希腊时期的考古发掘

亚历山大大帝薨逝后，帝国亚洲部分建立了塞琉古王国，随后塞琉古王国的中亚地区又分离出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希腊化水平相对较高，希腊的城市、戏剧、葡萄酒等文化得到传播。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可能存在到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0年贵霜人到达巴克特里亚故地。

巴克特里亚发掘出一个典型的希腊城邦遗址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图十九），现已毁坏。这个遗址有希腊式的柱子、剧场、体育场、神庙等。图十九为阿伊哈努姆希腊化城市剧场中的人头喷泉口。巴克特里亚—希腊的故地后来为贵霜所占领，但是贵霜接受了希腊的文化，印度西北的希腊文化区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并对佛教产生重要的影响。

图十九 巴克特里亚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遗址（今阿富汗，已毁）

图二十 阿伊哈努姆剧场遗址

2、贵霜时期的考古发掘

贵霜约于公元前130年，进入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中国古籍中的大月氏是否就是贵霜是有争议的，大月氏统一五翕侯后进入阿富汗成为贵霜，这五个翕侯是大月氏的部落，还是包括其他民族的部落，暂时无法考证。如果包括其它民族的部落，就不能将大月氏等同于贵霜。贵霜统治时期佛教得到了发展，贵霜王米南达（Menandoros，图二十一）曾经和佛教大师龙军（Nagasena）探讨过佛教，询问龙军佛是人还是神。这次对话后被用梵文写成《那先比丘经》（Milindapanha）。贵霜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图二十二）时期形成一个联盟国家，开始进入印度。最后，在迦腻色伽王（Kanishka，图二十三）时期，进入到恒河流域，佛教声称迦腻色伽王支持佛教。

图二十一 贵霜钱币上的米南达

图二十二 贵霜钱币上的丘就却

图二十三 贵霜钱币上的迦腻色伽

但是，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贵霜境内为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国王对各个宗教都支持。证据是考古发掘发现贵霜的墓葬呈现多宗教、多信仰的特征。另外，迦腻色伽的圣旨表明了对帝国境内各种宗教的敬重，唯独没有涉及佛教。但是，佛教确实影响巨大，因为佛教控制了贵霜帝国重要的产业部门——贩酒和铜矿。

贵霜与地中海地区有重要的贸易往来，葡萄酒是其主要的进口产品。葡萄酒贩卖是暴利产业，但是由于中亚的气候，需要对长途运输的葡萄酒进行提纯，如图二十四所示，在呾叉始罗出土的酒蒸馏器。佛教寺院掌握了这种技术，并控制了贩酒行业。近年，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的铜矿区，发掘出一个新的佛教遗址艾纳克（Mes Aynak），这里的铜矿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都在开采。玄奘记载巴米扬的巨佛金光闪闪，其实就是使用了这个遗址出土的铜。历史上佛像由石制向铜制的转化可能就在这里。佛教寺院紧挨着铜矿区，并垄断了铜矿。贵霜境内的佛教控制着重要的产业部门——贩酒和铜矿，因此实力巨大。

经济实力雄厚，可以使得佛教寺院购得大量财宝，并用于佛舍利的装饰。自大乘佛教产生以来，佛舍利成为重要崇拜物，通过丝绸之路，人们交换着金、银、水晶（印度）、琉璃（阿富汗）、红珊瑚（地中海、红海）、玛瑙（印度）、珍珠（斯里兰卡），构成七宝庄严佛舍利盒。大乘佛教的传播、希腊文化的影响使得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大型佛教建筑遗址。

图二十四 呾叉始罗出土的酒蒸馏器

（1）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佛教遗址（Swat valley）

如图二十五所示，这座佛教寺院的雕刻中反复出现希腊柱，其表现的主题就是希腊的剧场。画面中的人物戴着尖顶帽，有的手持小竖琴，有的拿着鼓，有的拿着酒。由于希腊人的文化中，酒神（Dionysus）就是戏剧之神，所以在演戏剧前要准备酒，祭祀酒神。希腊剧场的主题出现在了佛教寺院上，可以看出印度西北地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并且一反早期佛教禁酒的传统，直接在佛寺里雕刻饮酒主题的故事。

图二十五 斯瓦特山谷佛教遗址

（2）旁遮普Sangol佛教遗址

图二十六（1）展示的是Sangol遗址发掘的巨大的塔基。图二十六（2）是Sangol遗址出土的立柱，立柱上的女子雕像戴着耳环，具有明显游牧民族的特点。这座佛教遗址建造于贵霜时代。

图二十六 旁遮普Sangol佛教遗址

（3）马图拉Sonkh佛教遗址

Sonkh为贵霜在印度的首都马图拉的卫星城。贵霜时期的建筑也多为砖结构，贵霜的砖比较大，根据砖的形制可以对遗址进行断代。

图二十七 马图拉Sonkh佛教遗址

（4）德干高原阿旃陀（Ajanta）石窟

阿旃陀所处的地区生产棉花，同时又是与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的重要交通路线。阿旃陀石窟修建时，大乘佛教已经兴起。图二十八（1）刻画的是观音的形象，这体现了大乘佛教多菩萨信仰的特点。图二十八（2-3）表现各民族的人来朝拜佛陀以及海船，反映了阿旃陀地区具有重要的交通位置，常有外族来往和出海活动。

图二十八 德干高原阿旃陀石窟

（5）德干高原奥兰伽巴德（Aurangabad）石窟

与阿旃陀石窟一样，这座佛教建筑也是石窟形制。

图二十九 德干高原奥兰伽巴德石窟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与刘欣如教授就阿富汗艾纳克（Mes Aynak）铜矿何时使用；佛教的沐浴、餐食等制度；印度宗教的发展；印度本土佛教与其它宗教间的区别；印度本土学者是否对佛教塔庙窟等建筑的发展做出详细分期；恒河流域是否具有与中国相似的寺院建筑等话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图三十 讲座现场

最后，刘健研究员再次向刘欣如教授表示感谢，她认为此次讲座提供的资料十分系统详尽，介绍了原始佛教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佛教建筑遗迹和大乘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随后的佛教建筑重要遗迹。本次讲座很具理论启发性，使在场学者和学生均能从自身的学术视角对早期佛教遗址考古有重新的认识。（整理：李天祥、秦超超；审核：李裕群、仝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