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克豪斯所称的“新派收藏家”。这些人的特征在于，他们既追求艺术品的审美趣味，也开始了解瓷器的历史内涵，这就使西方对中国瓷器的观察从原先单纯审美的层面开始上升到鉴赏层面。由于他们是从老派收藏家逐渐发展而来的，初期多数新派收藏家都有强烈的审美倾向，如亨利·汤普森爵士（Sir Henry Thompson，1820－1904）、路易斯·胡特（Louis Huth，1822－1905）以及乔治·萨尔丁（George Salting，1835－1909）等人。他们虽然开始着手探讨瓷器中的文化内涵，但对历史背景所知较少，因此存在着较大的阻隔。

这种从审美性收藏到深入了解的鉴赏之间的转变基于重要的社会背景因素。首先，对瓷器文化意义的探究受到了现实经济因素的刺激。19世纪后期，中国瓷器在伦敦拍卖行中屡屡高价成交，使收藏家们渴望了解自己藏品的价值。从而推动了他们对中国瓷器文化内涵、时间断代、手法技艺等方面的研究。其次，19世纪也是欧洲的科学时代，各个学科都在蓬勃发展。当时的人们认为一切的知识都可以系统化和理性化，科学的视野可以运用到所有的探究当中。科学主义思潮在知识界和收藏界蔓延，人们认为对一切事务都应当加以严谨、系统、学术性地探索。这些思潮反映在瓷器研究上的表现就是，收藏家不仅大肆从中国和世界各地搜罗瓷器及各种珍宝，同时也尝试对这些物品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的科学研究。再次，英国悠久的博物学传统为早期对中国瓷器的学术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框架支持。由于当时的博物馆中没有系统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对各种器物的理解、分类和阐释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知识盲点。最早关于中国瓷器研究的学术体系事实上是由私人收藏家所开创的，亨利·汤普森爵士和乔治·萨尔丁等人丰富的收藏品同时为建立系统的瓷器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萨尔丁关于中国、远东和伊斯兰世界的瓷器收藏，“提供了一个从各个角度研究中国瓷器的绝佳机会”。研究的系统化需要收藏的系统化，1851年起，服务于大英博物馆的奥古斯都·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 1826－1897）特别强调藏品要具有严格的历史完整性，并在构建这种完整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收藏家们虽然开始着手探讨瓷器中的文化内涵，但却不具备阅读中文的能力，且对中国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沃尔特斯在1884年自行印刷出版的《东方艺术》中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许多东方瓷器的年代、历史和意义还知之甚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还在黑暗中探索。”他同时也指出，现存的西文文献中有许多信息都是不精确的，甚至具有误导性，因此从中国文化本身着手去了解陶瓷的历史十分有必要。他还感叹语言是一大难关，认为只有那些“住在中国的欧洲人，精通汉语，才能够在当地深入了解这门学科”。从这些评述中，我们能够看到，英国学者和收藏家们已经意识到，使中国瓷器真正回归到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当中是研究中国瓷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英国的中国瓷器研究初创时期，一些精通中文并曾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汉学家”们成为搞懂一手中文文献资料的主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斯蒂芬·伍敦·布绍尔（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中文名为卜士礼。他早年毕业于伦敦的盖伊医学院（Gu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后来获得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从1868年起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兼任京师同文馆的医学教席，在中国生活长达32年。在中国期间，他积极参加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活动，并得以接触到许多中国收藏家的珍宝。他的中文能力及其在中国陶瓷方面的专业知识备受赞誉，1882年起先后为伦敦的南肯辛顿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工作，协助他们在中国收购文物以丰富馆藏。这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英国博物馆的中国瓷器藏品的构成。

同博物馆建设中有限的瓷器收藏相比，英美收藏家的私人收藏在20世纪初期建立中国瓷器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的卜士礼曾专门对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瓷器收藏家沃尔特斯的藏品进行编目整理，最终出版为《东方陶瓷艺术》丛书，其中共包括500多件陶瓷藏品。在这部十册的巨著中，卜士礼聚焦于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并讨论了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地的瓷器联系，甚至还将砖瓦等纳入陶瓷研究的讨论当中。卜士礼还对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2）的收藏进行了全面的清点，并整理完成了中国瓷器系列图录。卜士礼在著作中使用窑口（如“定窑”）和年号（如“宣德瓷”）对瓷器进行划分，形成了瓷器研究的分类标准，标志着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和收藏的新开端。

随着各国收藏家和藏品数量不断增多，一些收藏家可触及的研究资料不断丰富，他们开始对中国瓷器有了进一步了解。在早期私人收藏家当中，希腊裔银行家乔治·欧默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的中国陶瓷研究专业化程度。他最初的兴趣在英国瓷器，后来因投资中国的铁路建设，施工过程中挖出的许多陪葬陶瓷器引发了他的浓厚热情，开始大量收藏汉唐以来的陶瓷器，并同时涉猎青铜、雕塑与绘画。1910年，他在伦敦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了中国早期陶瓷展，并于次年出版《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中国早期陶瓷展览图录》。由此，英国收藏家们开始了围绕中国瓷器交流的团体活动。1921年，在欧默福普洛斯的组织下，与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物与人类学部馆长的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赫瑟林顿（Arthur Lonsdale Hetherington，1881－1960）、斯蒂芬·温科沃思（Stephen Winkworth）等具有丰富经验和丰厚藏品的专业人士在伦敦创立东方陶瓷学会（Oriental Ceramic Society），欧默福普洛斯担任了首任会长。作为第二任会长的霍布森协同其他几位学者对欧默福普洛斯的瓷器收藏进行了全面整理，出版学术价值极高的图录丛书。正是这些带有更多专业知识的收藏家，逐渐将关注点从对中国瓷器的审美鉴赏聚焦到中国瓷器的体系化收藏与研究上。

二 中国瓷器研究体系的建立

英国学者在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瓷器研究并非无根之木，他们主要通过对法国学者研究的纠偏，来深化对中国瓷器研究的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前文所提到的英国学者卜士礼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他奠定了20世纪西方学界瓷器研究的基础。

受殷弘绪书信的影响，法国学界率先开始了对中国陶瓷古文献的翻译和研究，标志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瓷器研究专业化的萌芽。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经过多年对中文典籍的潜心钻研，于1856年将《天工开物》和《景德镇陶录》翻译为法文，附在其《中国瓷器的制作和历史》一书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部作品都是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瓷器唯一可供参考的中国文献资料译本。在18世纪之前，虽然中国文献中对瓷器历史和技术发展的研究相对匮乏，但曾担任江西巡抚幕僚的朱琰在1774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中记述其陶瓷制作技术的演变发展，却为儒莲所忽略了。卜士礼初次读到《陶说》时就对之推崇备至，迅即将其翻译为英文，最终发表在《中国陶瓷图说》一书中。他指出，《陶说》对于瓷器制作的工艺介绍过于简短，未能起到指南的作用，必须要结合1815年出版的《景德镇陶录》才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中国的陶瓷工艺。也正是在对中国陶瓷文献的翻译和研究过程中，卜士礼发现并指正了儒莲研究的一些错误。比如，他认为儒莲在翻译中最大的错误是对“青”字的理解。儒莲的译本中将“青”翻译为蓝色，却没有考虑到“青”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在早期瓷器中实际上更多用来形容绿色。更重要的是，卜士礼指出儒莲对许多关键地名的解释存在错误，比如瓷器兴起于江西的浮梁县而非河南的怀宁县等。

西方学界以19世纪科学主义的态度，结合博物学研究的传统，对中国的文献典籍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翻译、释读和讨论，随之开启了19世纪后期欧洲对中国陶瓷科学化、系统化研究的大门。值得一提的是，个别学者在最初还注意到了专有术语的本土化。比如，法国学者阿尔贝特·雅克马尔（Albert Jacquemart）于1862年提炼了“famille verte”（五彩，硬彩）和“famille rose”（粉彩）的概念，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英法两国对中国艺术品，尤其是对瓷器的研究发展非常迅猛。1887年，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秘书的莫里斯·巴雷欧娄各（Maurice Paléologue，1859－1944）出版了法国第一本关于中国美术的综合性著作《中国艺术》。在这部作品中，他概略地将中国艺术品分为九类，包括青铜器、建筑、石雕、竹木牙角雕刻、玉器、陶瓷、玻璃器、珐琅器和漆器。后来，英国学者卜士礼在巴雷欧娄各的基础上将中国艺术品进一步细分为十二类，亦即雕塑、建筑、青铜器、竹木牙角、漆器、玉器、陶瓷、玻璃、珐琅器、珠宝首饰、织品和绘画。具体到瓷器方面，关于中国陶瓷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1881年，欧·杜·萨特尔（O. Du Sartel）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中国陶瓷的西文专著《中国陶瓷》，从起源、工艺和装饰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瓷器。1894年，法国收藏家恩斯特·格朗迪迪埃（Ernest Grandidier）的《中国瓷器》出版。在这部书中，他着重对一些中国瓷器的特殊工艺、装饰、釉色、宗教意味和祭祀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同时也对儒莲的失误做了详细论述。在充分借鉴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卜士礼充分利用自己的中文造诣和在中国古董买卖的经验，从学科理论体系化的高度尝试厘清中国瓷器历史，并尝试对中国瓷器进行全面分类。在他1899年基于沃尔特斯藏品撰写的《东方陶瓷艺术》一书中，对中国瓷器的认识有了极大提升，成为了后人研究的重要根基。

三 关键性问题的解决

毕宗陶（Stacey Pierson）深刻地指出，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收藏家们具有一个普遍的根本性问题，即对中国陶瓷文献的严重无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献的不信任。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殖民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欣赏自己的艺术，但外国人可以。如前所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英国研究中国瓷器的学者大多是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的官员、商人等。相对于其他学者，他们更能克服语言和学科差异所造成的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误解。这些具有多重身份的研究者成为了欧洲研究中国瓷器的新一代先驱，试图在界定模糊、信息分散的条件下，重新探讨中国瓷器的历史、起源、分类和鉴定等基础性问题，并在研究中特别强调通过中国古文献和藏品来展开研究。在这个时期，他们主要试图解决瓷器的起源、分类以及断代这三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关于瓷器的起源问题。在瓷器的起源时间方面，一些西方学者持有怀疑和不确定的态度。《浮梁县志》等古文献皆载，景德镇陶瓷业起源于汉代，部分学者也同意汉代铅釉的使用是瓷器产生的标志。但另一些西方学者则偏向考古实物与文献证据的结合，比如哈兹孙夫人（Mrs. Willoughby Hodgson）和雷诺（M. Reinaud）等人都提到一段9世纪中叶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索利曼（Soleyman）的记载。其中记载，中国人用一种非常细腻的黏土制作花瓶，花瓶是透明的，能够看到里面的水。他们认为，此段记述只能说明在此之前就有了瓷器，但根据一般的技术发展规律和当时现有的实物证据来说，只能将瓷器的起源定位在唐代。

在这方面，卜士礼一反前述学者们的质疑，支持中国传统文献中所提到的汉代起源说。首先，他论证了“瓷”字首次出现在汉代的古籍中；其二，据《浮梁县志》（1270）记载，新平（浮梁旧称）制陶业在汉代就已开始。基于卜士礼的观点，霍布森进一步指出，瓷器的起源问题不应仅建立在中国早期文字的基础上。“瓷”这个字在汉代的出现是否表示一种新物质还存有质疑，至少《说文解字》中只记载“瓷，瓦器。从瓦次声”，并未明确说明它们的性质，《浮梁县志》等文献中也只提到了“陶”而没有“瓷”。这些文献并没有提到瓷的起源，如果由此定论瓷器起源于汉，可能把陶和瓷认作同一种物质。

因此，霍布森给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界定，认为瓷器出现的上限到汉代而下限则是唐代。《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南窑笔记》也说“治陶始于季汉”，这些文献虽集中于景德镇，却并不代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出现瓷器的可能。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苏等地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青瓷器，中国学界才依此确定中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东汉晚期。

其次，是陶器与瓷器的划分标准。从上述关于瓷器起源的讨论中即可以看出，解决瓷器起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区分陶器和瓷器。然而，中国的古文献中几乎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霍布森敏锐地发现，要解决中国陶瓷起源的问题，就应当从材料的选择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去考察陶和瓷之间的界限。卜士礼认为，中国字典中常将瓷器解释为细致紧密的陶器，这明显是从胎体上来区别。他后来曾补充说，认为瓷器是通过烧制而使之玻璃化，产生了“半透明”的特征。但霍布森却察觉到，欧洲常将“半透明”视为瓷器的特点，但中国在瓷器制作的相关描述中却从未强调这一点。因此，他认为“瓷器是半透明的陶器”这种定义并不准确。确切地说，瓷器是一种添加了天然或人工熔剂的有半透明性质的陶器，只有当这种熔剂材料经过某种环境时，瓷器才可能被烧成。这里所提到的“某种环境”，指的就是烧成温度。在这一点上获得突破后，霍布森进而解释了这种半透明特征产生的原因，即瓷胎瓷化的原理。尤为重要的是，霍布森非常准确地指出，真正的瓷器需要极高的温度（1350－1450摄氏度）才能烧成。这是在西方陶瓷研究著作中第一次提到烧成温度，也与目前陶瓷史上普遍认同的瓷器定义基本吻合，可以说在瓷器定义的建立过程中，霍布森等英国学者的辩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瓷器的分类与断代问题。明确瓷器的定义之后，对瓷器的分类也产生了重大进展。在此之前，欧洲对东方瓷器收藏的分类主要是经验性的，很多学者对陶瓷的分类方式有自己的标准。威廉·朱塞佩·古兰特（William Giuseppi Gulland）对瓷器的探索较早，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瓷器的研究尚在萌芽阶段，许多瓷器都无法予以准确断代。因此，他另辟蹊径，从瓷器装饰手法的差异对瓷器进行分类，将之分为无装饰瓷（即白瓷）、彩色釉瓷（开片、青瓷等）、釉下彩瓷和釉上彩瓷（包括外销瓷和在欧洲装饰的瓷器）四大类。很明显，这种划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瓷器的历史信息，既无法体现瓷器技术的进展，也无法深入了解瓷器背后的文化内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之了解浅薄造成的。

随着更多中国文献的翻译、解读与讨论，以瓷器装饰手法为标准的划分方式被后来的历史阶段划分标准取代，并进一步在其中体现了对制瓷技术的关注。蒙克豪斯率先将中国瓷器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即宋代以前（960年以前）；宋代和元代（960－1367），又称“青瓷时期”；明代（1368－1644），又称“青花瓷时期”；明末以后（1644－1901）。但是，这种尝试性的分类方法并未提出准确的“分类标准”。

在错误观念不断得到纠正、瓷器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为科学的瓷器分类标准。在亚历山大·布隆尼亚尔（Alexandre Brongniart）的影响下，卜士礼首先明确了瓷器的两个特点：其一是白色、半透明、致密的胎；其二是均匀、玻璃化的釉，在破碎时截面有贝壳状断口，一件器物能不能被视为瓷器就在于是否完全符合这两项标准。在对瓷器进行了核心界定之后，他全面考虑了时间、产地、风格和装饰手法等方面，将中国的瓷器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原始时期，包括宋代（960－1279）和元代（1280－1367），其核心特征是只有颜色釉，无彩绘装饰；第二个时期是明朝（1368－1643），其突出特点是开始出现彩绘装饰；第三个阶段被称为康熙时期，涵盖自明朝灭亡至康熙末年（1644－1722）的八十余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创烧；第四个时期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1723－1795），这个时期瓷器的主要特征是大量出现的订制瓷；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从嘉庆初到20世纪初。他认为，依据这种分类，可以从风格、装饰方法或色彩等角度迅速判断一件艺术品属于哪个时期和门类，这奠定了学界沿用至今的中国瓷器断代和分类基本标准的坚实基础。霍布森基本上支持这种分类，但他也同时指出，要想更为准确地划分瓷器发展阶段，不能止步于现有的文献证据和已知收藏品上的归纳总结，在研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仍需要更多的实物来检验和调整这种分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霍布森的分类法已经带有比较鲜明的科学主义色彩。在此之前，即使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瓷器的分类也主要以窑口和皇帝年号作为基本标准，而对于不同时期的迁变缺乏较为深入的理解。换句话说，这种类似于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在瓷器研究中已经开始受到重视，即一方面依托于古代原始文献的记载，另一方面依靠对瓷器物件的广泛收集进行分类，这些成就对世界各地的瓷器研究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指导作用。

四 青花瓷研究体系的深化：元青花、过渡期与空白期

在对瓷器的起源、特征和划分阶段进行研究之后，欧洲学界开始更深入地探究中国的瓷器发展史，对其中许多问题的探讨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中国瓷器的研究。在19世纪晚期之前，欧洲人对纯粹中国瓷器的了解多集中于单色釉瓷器，就现存的著作目录来看，这一时期的学者和收藏家们对宋代瓷器的探索最为深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青花瓷逐渐进入学界视野，西方学者在19世纪后期学术梳理、分类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研究集中体现在青花瓷研究的相关领域。

首先是青花瓷的起源问题。青花瓷的起源在20世纪初期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大难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都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从何时开始用釉下蓝彩来装饰白瓷的。一些西方学者模糊地认为青花产生于宋代，当时几乎所有关于青花瓷起源的讨论都将其追溯到宋代。但就当时学者所见的实物瓷器中，没有任何一件青花瓷被证实是宋代制作的。因此，在文献证据和实物材料双重缺乏的情况下，青花瓷起源于宋代的说法虽然广泛传播，却也备受质疑。此后，因为欧洲的外销青花瓷多属明代，一些学者们就更倾向于认为明代才是青花瓷真正起源的时期。蒙克豪斯在对瓷器进行分类时就提出，在明之前可能没有青花瓷的存在，所有青花瓷都应被划定在明代之后。此外，虽然“元青花”的说法而今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当时却只有极少数学者认为青花瓷可能产生于元代。比如，写大众普及读物的哈兹孙夫人在1903年曾提到，人们在元代时期才第一次听说青花，但并未详细说明其论断的根据。

在青花瓷起源方面，霍布森再度成为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学者。虽然他最初也将青花瓷的起源确定为宋朝，但后来他认为白瓷是元代最好的瓷器，很有可能会用“青花”来进行装饰。青花瓷起源问题的解决和英国著名瓷器收藏家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有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维德爵士见到当时还没有命名的“至正瓶”后，立即邀请霍布森进行鉴定。霍布森断定，这对青花瓷瓶就是元青花，并撰写了《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但可惜的是，这项研究在当时的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霍布森的研究后来极大地启发了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波普以至正十一年青花象耳瓶为参考，对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和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所藏青花瓷进行鉴别，通过对14、15世纪青花瓷的年代测定和风格分析建立了系统的标准和方法，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不仅明确了青花瓷在元代的历史地位，更是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伊朗所藏的元青花。正是从这时开始，元青花正式从明青花中分离出来，而“至正瓶”成为元代青花瓷的标准器，解决了中国瓷器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

明万历青花圣奥古斯丁纹章盘

其次是青花瓷发展中的“过渡期”概念的提出。20世纪初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万历以后的明代瓷器在陶瓷史上无足轻重，因为天启、崇祯两朝忙于抵御北方入侵，景德镇迅速衰败，御窑厂关闭。因此，他们对这个时期的陶瓷艺术水平评价不高。万历晚期之后的青花瓷，通常被含糊地总结为“出口商品”（Export goods）。然而，真实的历史情境却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正因为这个时期没有朝廷的管制，民窑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使得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胎釉质量极高。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其他贸易商纷纷向景德镇订购了大量瓷器，这些订单保证了民间窑场的正常运营。此时的瓷器在装饰上尊重西方消费者的品位，从相对散漫自由的绘画风格转变成更为严谨的装饰风格。弗雷德里克·帕金斯基（Friedrich Perzynski，1877－1965）最早关注到这些青花瓷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发生的艺术风格转变。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他率先创造了“Transitional Period”这个术语，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转型期”或“过渡期”。霍布森在接受其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订，将这个时期限定在1620－1662年。而中国学界认为，把1620年作为过渡期的开端，实际上忽略了万历后期瓷器风格的异化，又将这一时期定义在御窑厂从辍烧到重烧的73年间，即1608－1681年。

青花八宝勾莲大罐明景泰 故宫博物院藏

最后，继“过渡期”的提出，波普对另一特殊时期的思考则被命名为“空白期”，即明代的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波普认为，15世纪瓷器可以从风格和工艺上区别前期和后期的瓷器变化，但必须从中期着手。因此，他试图描述出宣德和成化中间时期瓷器的特点，可这三个朝代款识的器物少之又少。事实上，明清文人士大夫和收藏群体往往对这三朝的瓷器浑然不知，也无人对之进行评议和鉴赏。恰恰是借助于波普的敏锐观察和归纳，才最终使这个不为人所熟知的时期有了术语界定，被广泛称为“陶瓷间歇期”（Interregnum Period），即空白期。

这三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关于瓷器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产生的，表明西方中国瓷器研究的知识体系已经系统化，并具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而这些在将近一百年前的研究，都已经成为了今天中国瓷器研究的基础性框架。

五 小结

时至今日，随着外销瓷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曾长期淡出我们视野之外的西欧中国陶瓷学术传统也应当重新纳入到思考当中。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瓷器研究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英法两国，这一方面与当时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密相关，因为国家的贫弱，大量精美瓷器流入到欧洲。另一方面，这也与19世纪欧洲弥漫着的科学主义精神有关。当时的欧洲人相信自己是整个世界文明当之无愧的引导者，并且持有一切知识都可以被系统化探究和理解的信念。

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海外瓷器研究者们在维多利亚时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由原先的艺术欣赏转化为科学系统的分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大批曾在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工作、学习的私人收藏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将中国文献外译，并采用西方博物学和考古学的分析手法，为中国瓷器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卜士礼和霍布森等人，成为了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瓷器研究的权威学者，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中国瓷器的起源、定义、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体系化研究，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研究基础。到20世纪上半叶，霍布森和波普等人相继提出的“元青花”“过渡期”和“空白期”等概念，标志着中国瓷器研究在西方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研究体系。

注：本文作者单位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原文标题为《中国瓷器研究在西方的肇建：以19-20世纪之交为中心》，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