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史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史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关键词：历史学/故事/历史知识/大众文化/社会史/整体史

这个题目很大，涉及什么是历史学，它的功能何在，社会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自然要谈的内容也就庞杂、丰富，特别是因为史学同人见解的差异，需要讨论的事情尤其地多。不过，笔者在这里仅仅是提纲式地表明观点，似乎也不必要作出过多的申述。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一百年过去了，笔者亦治史半个世纪，对史学有所感悟，故在这儿议论，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它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史知识要不要及如何大众文化化?所述皆系感性的经验之谈，而非理性的真知灼识，说出来聊供同人“喷饭”而已。

一、“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

(一)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二)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三)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作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钟书《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四)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像。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像，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五)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1]。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

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的看法缕述于次：

(一)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二)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向发展，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三)民族情感史学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四)阶级论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斯大林和苏联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五)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它的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六)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进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历史。

社会史与总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总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三、历史学应使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及其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一)史学功能转换及原因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之学是经学和史学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产生的“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作出努力。

(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与条件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和通俗性，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等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道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赌博，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敬香茶”的三变。从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的作用，而对出家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讨的是自家不去作史学知识大众化的努力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真正的学科“危机”。

(三)史学研究成果大众文化化的表达方式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至少要留意于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是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 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 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智慧的开发。这也是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四)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是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低一些，这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极宜纠正。

(五)史学新功能得益于社会史研究

史学研究内容的走近古人社会生活，实现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和史学功能的转换，端赖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相当充分的条件。可以这样的认为：社会史研究开辟史学新天地，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

笔者对于历史学的理解与一些同行的见解可能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笔者的看法不过是讨论中的一种意见，自知纰漏甚多，有待于提高认识，随时作出修正。笔者的治学态度是虚心钻研，对历史本身要追求真实，争取接近于真实；对同道的观点是极其尊重，认真学习，力求多学到一些，多吸收一些。笔者的态度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学术上不同流派、观点的争鸣是学术前进的基本条件，各种观点的相互尊重才能创造学术繁荣，历史学的研究也才会继续向前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