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这本书，可以说真的是很难。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复杂，而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人们今天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看法，因此想改变这种看法也很难。还有更难的，就是在整个理论史研究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和解析一些既定的传统界说，而且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贯通中西的推理分析。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中国文化的基础，还要涉猎西方文化。在这样的分析中，逐步确立我们的认知，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所涉及的内容还包括理论和历史的结合，所以我的每一部分研究又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这既不同于我们随意地提出一个所谓的新的观点，并且在历史研究中，要确立一个新的看法，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有大量的、严密的史料分析。我们现在做的这种理论研究，如果和历史的深入解析相脱节，很多问题就无法说清楚。

首先，我要深入的一个主题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这个题目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又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我们党在整个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问题说清楚，将其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主要特征和特点讲清楚，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怎样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概括出来，也是一个挑战。那么，怎样去把握这个思路呢？这里我想到了四个字，这四个字也贯穿了我今天讲座的主线，就是“魂”“根”“识”“鉴”。

第一个字——“魂”，就是理论史之“魂”。如何将贯穿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之“魂”讲清楚？我将努力而为之。

第二个字——“根”，就是理论史之“根”。理论史之“根”在于什么呢？理论史的“根”就在于它复杂的历史过程，而我们所有的研究也都必须牢牢地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今天看现实问题，其实也同怎样看这个过程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我们把过程看清楚了，那么结果我觉得也就比较清晰了。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思想过程。

第三个字——“识”，就是理论史之“识”。做历史研究追求的一个特别高的境界就是在学习和研究中养成史识。那么，今天我们分析理论史之“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今天分析理论史之“识”，其实是和我们的历史认识论有关系。因此，我在讲这部分时，也会着力分析一下我们的历史认识论。

第四个字——“鉴”， 就是理论史之“鉴”。那么，这个鉴，要以什么为鉴？这里的“鉴”，就是要以我们的反思和形成对教训的认识为鉴，这是我们在理论史研究当中要形成的借鉴的东西。要经过深入的反思，特别是对历史教训的认识，形成对现实问题的看法。

之所以想到用四个字来贯穿这个讲座的主线，也是得益于我从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身上学到的东西。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根基就是建立在文字学和小学的基础上的，他特别注重文字的精炼。尽管很多人对章太炎先生的有些晦涩的文字望而却步，但是我却从他的语言中把握到了他的一种真的品性，这种真的品性就是在他惜墨如金的背后，蕴含着他特有的严谨的求是，也就是我们讲的“实事求是”的“求是”。章太炎正是透过他严谨的文字，来展现这种求真、求是的品性。我认为这是老一代学者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份思想遗产也是对当今那些虚假浮夸学风的最为有力的鞭挞。那么，什么才是求是之学？我认为这也是需要大家真正深入思考的问题。

同时，我对讲座的设计还来源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认识论问题上，率先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知难行易。过去，我们对他的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用难易来形容知行，是没有抓住知行的本质。但今天看来，我却认为孙中山先生开启了我们近代认识论的先河。因此，我的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知难行易而展开的。下面，我们就从解决疑难、解决难题开始。

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很大程度来源于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命题——理论联系实际。当今，我们的所思之点并不是放在理论上，而是大部分放在了实际上。那么，实际又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在日常交流和对话时经常说：“这件事情上，你可得实际点。”这里的“实际”是什么？其实，这里的“实际”和我们说的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还不完全一样。

2015年，北京市档案史料公布了一份档案，是对建国以后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讲授情况的汇总。我国在建国以后，高等学校都进行了政治理论课，档案中有一条所记录材料表明，很多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反映，在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乱联系实际”。如何“乱联系实际”？这就涉及“用什么联系实际”和“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认为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理论和实际是脱节的，并且不仅脱节，有些还走向了“偏向”。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切入点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

有人问我，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能让人们把握住什么？也就是说，我应该简明扼要地告诉你什么？我认为，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研究，完全是围绕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展开的，这是我需要向大家说明的。并且我的研究还试图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努力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当前我们讲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时，和认识论本身是脱节的，和历史认识论也是脱节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就是要努力去追寻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论问题上的思想变迁。我们过去把对认识论的探讨、哲学的探讨和历史问题的探讨分开，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用历史将它们连接起来。

一、理论史之“魂”：实事求是，理在事中

（一）实事求是

上面讲到，我们要把认识论和历史的过程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讲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要联系的是实事求是和理在事中。那么，这个问题要强调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强调对历史的尊重。强调对历史的尊重，就涉及历史观念的问题。近代新史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是梁启超先生，在梁启超先生看来，“新史学”之“新”，就表现为史学之魂，就是对史识的注入，也是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注入。因此，同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注入了史识。

梁启超曾说：“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史学研究时，要建立自己的史学认识论。这也是我想和大家着重强调的一点。

梁启超用中国的传统语言，一语道破了新史学的本质。沿此思路，我想到，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就需要寻找其主导之魂。实事求是便是这个“魂”最为确切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把实事求是看成是最基本的史学认识论的方法。

当今，实事求是这几个字我们可以随处看见，但是在认识论上，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吗？

实事求是一词是由东汉史学家班固首倡。在编辑《汉书》时，班固为河间献王刘德立传，赞其收集古籍、明知深察的治学精神可佳，称奇美德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班固当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修学好古。在班固眼中，刘德对中国古典文化力求精深义达，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因此，要全面理解实事求是，首先是不能离开“好古”这个前提。“好古”（不是“厚古”）是要善待、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传承，不允许随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割断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可以说，这也是我们认识论的一个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我们下面要讲的理论史之“根”是不会提出来的。

（二）理在事中

只讲实事求是也不行，还要讲理在事中。那么，理在事中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要回到历史过程中来看。

汉代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道学、理学执学术之牛耳成为一个有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到了清代，清代中国学术界倡导的叫小学（这里小学指的是文字之学），也可以叫朴学。其实，历史上一直有“不谈小学，何谈国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连小学都不懂，还谈什么国学呢？这和我们今天对“国学”的理解不一样。

在当时的背景下，“理在事中”这样一个命题就出现了。“理在事中”这个命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我国清代著名思想家李塨提出的，李塨之学“以实用为主，惟自命太高，于程朱讲习，陆王证悟，皆谓空谈”。他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讲的东西都是空谈，而李塨认为自己的学术是针对他们的。当然，在这里我不否认李塨也有他的偏颇之处，但他在这里指出了学术的空泛之风和学术的空谈之风弥漫在整个学界。源头在哪里？理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高谈之弊”，也就是说：用我的学说可以弥补他们的弊端。那么，用他的学说怎样弥补呢？他又指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离开了具体事物，谈何道理而言？我们今天也经常说“摆事实、讲道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事实，哪有道理？没有道理，哪有学说？所以，我们从他的学说中看到了特有的反理学特征，更让我们看重的是，他并没有将“事”与“理”割裂开来，加以对立，而是视其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有理必有事，理在事中。

所以，我认为从史学认识论讲全面，上升到“魂”的高度认识的东西就应该是实事求是和理在事中。因为在我们分析问题、理论和思想的过程中，是不能离开事实的。

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史，我给大家举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中一个很重要的开创性人物李大钊而展开的。我这里想说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使用理在事中，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获取一些真谛。可以说，现在很多涉及思想理论的研究，都是在罗列观点。

对于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今天来看，我认为这是一场正常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我们过去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上，而沿着这个思路，就将李大钊和胡适两人讨论问题所凸显出来的本质的东西忽略了，也就是忽略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前面讲了，我想到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起点其实就在于这次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那么，问题与主义所讨论的命题，在今天是否还有它的意义？我们解决没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李大钊在讨论时讲道：“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讲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他在单纯地书写理论文章中阐发的，而是他在和胡适的讨论中阐述出来的。他还写道：“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起点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讲李大钊的思想时，还要同李大钊的其他几篇文章一起来看。我在做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分开看待。而我在研究时，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历史还原，其实，《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李大钊在1919年暑假期间，在五峰山上所写。也就是说，这三篇文章是李大钊在同一时期，面对不同的刊物所写的，而这三篇文章都在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理论与实际结合当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时代的产物，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不可以随意拿来。

所以我认为，这段话并不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不成熟的观点，而是他的一份真知灼见。

二、理论史之“根”：过程与传统

理论史之“根”，这个“根”讲的是过程、传统和历史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当然，对于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西方哲学当中也是一个问题，他们也在强调逻辑和历史一致。因此，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能离开历史的实际、历史的过程和历史的继承性。

列宁曾说，我们要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的过程来看待。我认为，我们今天看待历史时，也应该秉承这样一种理念。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历史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复杂并充满矛盾的。其实，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中，需要努力展现的恰好就是这个复杂的思想过程和理论过程，而且在进行理论史研究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是在理论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对思想理论的展现也要在矛盾中去展现。这是我们需要把握住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理论史研究当中，要努力凸显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分析特殊的变化规律。在我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这本书中，除了书名以外，还要印上这样一句话：“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印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句话？因为在我看来，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过程。而我们今天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来看，这个过程很重要，很多矛盾恰好产生于这个交汇的过程。

在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文化自身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五四思想启蒙之后，启蒙思潮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以前很少涉及的。以前我们讲到五四思潮时讲启蒙运动，那么那时的启蒙被完全中断了吗？有人认为五四思潮时的启蒙被中断了，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但我认为，启蒙过程不应该视为中断。

在人们的心目中，抗战时期只有对文化和文明的破坏，而没有思想变化。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有一篇文章叫《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个案看全民族的思想启蒙》。抗战中有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有精神，而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给予努力的挖掘。其实在抗战之前，延续五四启蒙之后，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新启蒙的过程。

张申府曾说，五四新启蒙运动应当是一个综合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的新启蒙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所要做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也不应该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有机的综合。这是讲新启蒙的特点，一方面我们不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拒斥西洋文化，而是要把西洋近代思想、西洋近代精神和中国精神结合起来，在这个结合的过程当中，就提出来了一个命题，就是外来文明的中国化问题，就是西洋文明的中国化问题，这还不是我们后来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当时，很多青年学者离开祖国去西洋去求学，五四时期大批青年学生回国，他们要把在西洋接受的精神、思想和中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新启蒙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一个新启蒙过程中出现的。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应该就是新启蒙的背景。所以说，忽略了新启蒙这个背景，也就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今天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仅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来谈，对于上述背景，也不能忽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具体提出的，这是一个过程。1938年至1942年，毛泽东在几篇重要文章中都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形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毛泽东曾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今天看来，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我认为，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象的说法，其中，我们要把握的重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具体化。

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要考虑什么是具象化的东西？怎样说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是什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我认为，今天再看毛泽东这两段关于中国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这里讲具体化时，提到的“理论的理论”是什么？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必须要探讨的问题——“理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理论的理论就是认识论。今天我们也在呼唤理论，如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怎样提供一个真正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并且能够传世的理论之理论？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探幽》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还原了，而不是将过程延长。这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我只是还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过程。

李大钊没有参加五四时代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命运前途的讨论。他在一篇文章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方面已经有人写文章了（有人写文章指的是当时上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李达等人）。李大钊要做的则是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这是一个分工互助共学组织，集合了有信仰、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地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从这些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研究是非常重视的。

李大钊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分析了论战中涉及的行会社会主义，在介绍行会社会主义时，他指出：“夫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英国之特色，即此行会社会主义也。”社会主义都是存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各种潮流都是存在的。他们大体的方向是全趋于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的特色是不可忽略的。他又指出：“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三、理论史之“识”：从知到认知

在理论史之“识”中，“识”和知、和认知是有关系的。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把辛亥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思想错误。那么，这个思想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是传统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命题，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出来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出自中国传统文献《尚书》，而《尚书》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把“行”看成是困难的，把“知”看成是容易的事。这个命题的提出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那么，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我们的着力点和侧重点究竟放在了什么地方？可以说，我们长期以来是放在了“行”上，而不是放在“知”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形成毛泽东曾经提到的“理论的理论”？实际上，这和传统认识论以及认识论弊端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它把“知”完全忽视了。这个“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而是包含了科学、理论、逻辑推理，包含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词也，是说的话，而不是严谨的推理论述。为什么我们总是走不出述说的层面，因为从孔夫子开始，就都是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理论命题，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孙中山指出，以饮食为证，中国有闻名于世的饮食文化，但缺少具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以金钱为证，中国虽然货币产生的很早，但却没有形成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

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在他所选修的课程中，分数最高的是西方经济学原著这门课。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是建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信的基础上的，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信又是建立在他广博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

孙中山说，以作文为证，中国虽然文字历史悠久，但我们更需要文法和逻辑学。由此，孙中山总结出一个结论，证明学理论和逻辑思维对文明的生成演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孙中山思想中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巨大的变化，他把“知”和理论、逻辑联系起来了。沿着这个思路思索，可以发现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对理论的生成和探索其实是异常艰难的。

四、理论史之“鉴”：反思与教训

反思与我们对问题和教训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能否认识到问题和教训，能否做到反思，这对于一个人来讲，同样是一件困难的事。

英国著名现代史学家汤因比留给我们一套巨著——《历史研究》。汤因比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你一定要问我什么是历史吗？我告诉你，历史就是不愿汲取教训的故事。这说明什么？我认为，这说明能否汲取教训，对人类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刘少奇同志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他在1941年7月给当时在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孙冶方同志的信中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而且“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他还谈到，中国共产党产生初期对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都没有正确解决、正确联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中，如果没有对教训的认识，我认为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怎样认识教训，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以上是我围绕几个问题给大家作的一些解说，也是比较简略的分析。这里把我在理论史研究当中感受到的问题提出来，把我在理论史研究中着力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些观点肯定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