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在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被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十年探索时期或十年探索。

1、正确的探索

（1）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实际上提出了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①形势背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②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③主要任务：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④会议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

2、严重的失误

（1）1958年，在急于求成和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农地大办人民公社。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3、初步纠正失误

196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是核心），到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扩展资料：

探索时期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提到“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这“两个发展趋向”的提法，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对这十年做出的一个历史结论。这样的结论已经蕴涵在历史决议中，《七十年》用更加鲜明的语言把它刻画了出来。

它超越了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框架：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错误路线。更没有把正确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错误都归之于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如同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

也没有把错误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刘、邓称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有些史家所简单化地主张的那样）。它肯定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和一九六〇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

批评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它认为，“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

十年探索中的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

它的总结性论述是：“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东西，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

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

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一番超越了过去“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框架的论述，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好评。当然，也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有些指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至今认为，“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是合乎这十年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