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实现中国道路的最早开拓者、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献身者。他为此而“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一、李大钊是中国道路的“播火者”，“勇往奋进以赴之”

20世纪初期，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加剧侵略和封建主义沉重统治的岁月，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人民痛苦，哀鸿遍野。正因为如此，20世纪也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民族精英、革命先驱，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奋起抗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取胜利的世纪；是中国人民奋起革命、推动历史前进、创造新的历史的世纪。凡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切愿望，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意志，探索中国救亡与复兴道路，走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推动历史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方向前进的代表人物，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纪伟人”。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篡夺政权，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李大钊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努力奋斗。当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刻骨铭心，卧薪尝胆，奋起斗争，把自己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李大钊东渡日本期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接触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站在引领实现中国救亡与复兴道路的第一线。

在古代希腊神话中，传颂着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故事。普罗米修斯是古代希腊神话中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含义是“先见之明”。他是地母盖亚与天父乌拉赫斯之子——伊阿佩托斯与克吕墨涅的儿子，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奥林匹斯山最高统治者宙斯禁止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却帮助人类从奥林匹斯偷取火种。他摘取木本茴香的一枝，走到太阳车那里，当它从天上驰过时，将树枝伸到它的火焰里，将树枝燃烧。然后，举着火种降落人间，将偷到的火种带给人类。因此，普罗米修斯触怒宙斯。宙斯命令火神给予普罗米修斯最严厉的惩罚——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一只雄鹰去啄食他的心肝，又让他的心肝每天重新生成。这样，普罗米修斯便永远承受着这种无休无止的“无期徒刑”。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没有屈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忍受折磨。一直等到几千年后，著名大力士海格力斯寻找金苹果到此，用箭射死雄鹰，用石头砸碎铁链，将普罗米修斯解救出来为止（迄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火炬仪式，就起源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故事）。李大钊就是近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欧洲盗取马克思主义火种，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李大钊较早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走俄国人的道路、开拓中国救亡与复兴道路的曙光，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介绍、宣传、讴歌十月革命，充满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了解、宣传、研究十月革命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希望，实现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李大钊热情投入、积极参与、勇敢领导五四运动，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导师、精神领袖、思想先锋。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五一节杂感》中率先提出“直接行动”的动员口号，吹响五四运动的战斗号角。五四运动期间，他起草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向全社会郑重宣告，如果北洋军阀政府不答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就应用“直接行动”对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根本之改造”。这一政治宣言，对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是爱国运动，也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李大钊大力宣传、坚定信仰、全心全意实践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代青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他勇敢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奋勇开拓实现中国救亡与复兴的道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正是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艰苦努力，以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毛泽东、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实现中国救亡与复兴的道路。从此，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东方的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

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教条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更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适应环境的变化”，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

李大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坚定实践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知识分子要把现代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必须首先加入工人团体，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为此，他大力推动平民教育，倡导举办工人读书班，号召青年和学生到铁路、工厂、矿山、农村，深入社会，深入基础，深入实际，了解国情，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为“再造青春之中国”作出贡献。

二、李大钊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瘅精瘁力以成之”

开拓中国救亡与复兴道路，首先必须建立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北京大学组织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工作。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有先进革命政党的领导；只有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中国才能实现“彻底的大改革”。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重要贡献。由于李大钊等的推动和典型示范，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建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虽然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能到上海和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李大钊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同时，李大钊对其他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也有重大贡献。

在湖南，李大钊与毛泽东早就具有各方面的联系。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等有着密切联系，悉心阅读他们介绍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各种报刊，热心地搜集刚刚翻译过来的中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回顾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与李大钊会见，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这些，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很大。毛泽东回湖南后，在建立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过程中，经常与李大钊和陈独秀联系。

在旅居欧洲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过程中，也有李大钊的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后，大批中国青年和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许多进步青年在欧洲一面打工、勤工俭学；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团体。1920年12月底，同李大钊共同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张申府，奔赴法国讲学。同时受共产党组织委托，在欧洲的中国青年和学生中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2月，与张申府同去法国的刘清扬，经张申府介绍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3月左右，刚到巴黎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前，在国内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赵世炎和陈公培，1920年夏天到法国，得知张申府负有建党责任后，1921年三四月间分别去找张申府，接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关系。1922年11月，留学德国的朱德，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旅居欧洲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又组织建立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青年、学生和华工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期间相继成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和旅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三、李大钊是中国道路的献身者，“断头流血以从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从１９２２年８月到１９２４年初，多次穿梭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穿梭外交”——会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成员，商谈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且直接肩负着北方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重任。建党之初，中共中央委托李大钊指导北方党的工作。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在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由于李大钊巨大的声望和社会影响以及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贡献，使他对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的开展，对北方各个共产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都起到积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他领导中共北方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李大钊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全面工作期间，中共北方各级组织全面建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中，李大钊将家乡河北省作为发展中共北方地区组织、开展北方地区党的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河北省较早成立的中共组织，都是在李大钊指导下建立起来。他直接指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河北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他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声援五卅运动等活动，影响所及，河北全省震动。他多次到张家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觉醒、掀起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李大钊影响下，中共河北各级组织重视农民工作，特别是河北南部各级党组织重视、争取和团结了红枪会，有力的响应和支援了北伐战争。李大钊选送大批河北进步青年到各类学校学习，为河北深入开展革命斗争准备了骨干力量。

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国民党北方地区主要领导人。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李大钊积极参与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程。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既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活动，也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北方地区活动，是国共两党在北方实际领导工作中的代表人物、领袖人物和灵魂人物。

李大钊是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领导者。1924年11月，李大钊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在北京和北方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在北京发动数万人示威，极大推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风暴，为把反帝爱国运动发展到全国发挥重要作用。1925年11月，他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发动以推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运动，推动了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春天，他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在北京掀起三一八运动，号召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和大革命迅猛发展。

李大钊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工作期间对党的建设高度重视。他注意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建设中共组织，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共产党员思想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的文章和著作。他不仅重视在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也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还高度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而且充分注意在军队中建立发展党员、中共组织。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包括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精神领袖。在他领导和推动下，中共北方地区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开展工作，广泛建立中共组织、青年团组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党工作，他一开始就予以高度重视。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蒙古问题议决案》，决定成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接着中共北方地区组织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农（民）工（人）兵（士）大同盟，推动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十分重视干部教育，提议中共北方地区组织建立了党校，对党的干部、团的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革命气节教育。他领导的中共北方地区组织经常输送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苏联和国内的党校、干部学校学习，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推动了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他努力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他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促成冯玉祥率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战争。他争取山西阎锡山的工作，促成阎锡山同意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他领导推翻北洋军阀政权的武装斗争尝试，为领导军事斗争积累了有益经验。他的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高潮和华北抗日战争贮备了力量、准备了干部、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知行合一”、“经邦济世”的壮志情怀。他认为，“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投身革命，矢志不移；献身真理，视死如归。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就义。关于李大钊牺牲时的真实情况，当时的目击者之一、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的何隽，在解放初期写的《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作了记载：李大钊等二十人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指挥行刑官告之：“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己收到判决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李大钊殉难目睹记》的作者何隽是受李大钊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其言可信。他写的《李大钊殉难目睹记》真实地记载了李大钊为共产主义理想从容就义的过程。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教授，他学养深厚，研究精深，既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作为师长，他传道、授业、解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俭朴清廉，淡泊名利。作为朋友，他作风质朴，虚怀若谷，与人为善，待人以诚。作为共产党人，他坚持真理，团结同志，“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在北京大学，经常“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接济进步青年，支持革命活动。总之，李大钊大德无言，大智若愚，胸如大海，思同大江，其思想、著作、业绩、道德、人格、情怀，堪称完人，堪为师表，堪为楷模。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