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作为明确的陇蜀地域指代，在汉以前就有，而且在中国版图内由西南通往西北的要道（孔道）地位极高。《史记·天官书》指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意在强调西北向东南的河流大势和由此形成的通道交通特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可见因为陇蜀通道的存在，增加了秦国的四塞之险固，政治和战略地位不可忽视。张守节《史记正义》进一步解释说：“陇山南连蜀之岷山，故云右陇蜀也。”这个陇蜀之地大致属于今陇山至岷山的天水部分和陇南全部。《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裴驷《史记集解》对此解释道：“徐广曰：隙者，间孔也。地居陇蜀之间要路，故曰隙。”看来秦汉时期陇蜀要地（今陇南）的商业经济通道价值已经不可小觑。《史记·刺客列传》所言“秦地右陇蜀之山，左关毅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正是指出了陇南的军事价值，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为战略家所看重。

当然，占领陇南向东发展的最成功军事范例，是刘邦的还定三秦。《史记·高祖本纪》于此记载简略：“汉王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汉书·地理志》说“武都郡有故道县。”《通典》说：“故道，秦属陇西郡。”实际上，当时武都郡治还在今陇南西和县境内，刘邦向东出兵的故道，在今两当县境内。据史料，当时的下辨道（治今成县）至凤州一线，自“春秋氐羌之所居”，[1]且交通不便，章邯疏忽防守，被汉军偷袭成功。汉元年五月，刘邦采纳韩信计谋，先遣曹参取下辨（今成县）、故道（今两当），出散关，趋陈仓。又派樊哙带兵在白水（桓水，今白龙江）以北击败西县丞军队，又在雍县之南击败雍王章邯的轻车骑兵,曹参率军北上夺取雍城（今凤翔）。《汉书·百官志》对此概括说：“开陇蜀而王子弟，使主尊显，依汉初之贵，民无定限，许滋养之富。”可见，历史上开汉从军事到经济，是先开陇蜀，拥有陇南。这种历史基因深深根植到汉以后诸代王朝时期，南北朝孔稚玮《白马篇》说“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唐代罗隐《夏州胡常侍》“仍闻陇蜀由多事，深喜将军未白头”，宋代陆游《题酒家壁》“烟波东尽江湖远，云栈西从陇蜀回”，清陕甘总督杨昌睿在《徽县大河店修路碑》感叹“陇蜀踞天下之脊，山高而水激。”凡此等等，都说明了陇南（陇蜀）在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曾有很多的历史机遇，因此得以载入史册。在中国革命史上，陇南也有过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一、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历史机遇的发轫期：红四方面军与“川陕甘计划”

1934年10月，在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上，红四方面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就制订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即“川陕甘计划”。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①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展开，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红四方面军经过认真考虑，认为这个计划是稳妥可靠的。第一、因盘踞甘南（今陇南）和川陕边的胡宗南部，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属于蒋介石嫡系，虽然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与陕南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川陕会剿”关键的一着。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都在嘉陵江上游和白龙江流域，依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有老区作依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周旋余地，不致造或无后方作战的危险。[2]徐向前同志当时认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3]

会后，红四方面军为实现“川陕甘计划”作了积极的准备。首先是根据川陕甘的地形特点，在部队开展了“特种战斗之演习——山地与平地战之比较，河川战、森林战、村落战，游击战。其次是对高级指挥员进行了军事培训，徐向前总指挥亲自给他们讲战略战术课。再次就是对“川陕甘计划”进行了大胆尝试，1935年1月下旬发动的“广昭战役”就是为实现“川陕甘计划”所迈出的第一步。广元、昭化是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夺取两地，是进一步图谋川西平原、陇南、陕南的关键。但由于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炮火，硬啃不动。敌我双方打成平手，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加之有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张国焘在策略方面又犹豫不前，红四方面军只好就此作罢。经过这段时间进击，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但未推进到计划中的甘南（陇南）地区。对此，徐向前不无遗憾地指出：“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4]

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因此错失历史机遇的发轫期，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由于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战略大局需要，红四方面军并没有坚决执行“川陕甘计划”原定方针。1935年4月上旬，徐向前亲率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主力，多次由川甘边界的青川县向陇南文县平台山、悬马关、摩天岭等地发起进攻，但都没有达到作战预期。由于“川陕甘计划”没有实现，红军未能及早进入陇南或打开北上通道，未能对原本孤立的胡宗南部予以有效打击，以至于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得不全部拥挤在川西偏僻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给党和红军发展造成了极大困难。[5]

二、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历史机遇的战略期：党中央实施“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计划

党中央实施“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陇南地区成为要地和关键枢纽。两河口会议至俄界会议期间，党中央提出并实施“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把陇南一度作为红军长征落脚与实现北上抗日的全局性、长远性、方向性的战略区域。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形成《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6]把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放在中华民族抗日的全局性时势层面做重大战略考量，同时提出以此为基础，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的长远性考虑，包含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向性策略。

两河口会议正式确定了关于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从推动全民族抗日的历史高度，为长征胜利和未来中国革命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这个重大决定，终于正式成为党和红军长征并争取革命胜利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方向，[7]明确将陇南地区作为红军长征重要落脚地和实现“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的关键枢纽。两河口会议后，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但由于张国焘的犹豫和拖延，同时也因为该计划对客观条件估量不足，特别是红军粮食严重匮乏，难以保证战略行动需要，松潘战役计划最终流产。

实施《夏洮战役计划》，对在陇南创建根据地战略体现出迂回式、间接式的特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8]这一计划也始终没有放弃向陇南地区发展的设想，无论是“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主要在今陇南市宕昌、礼县、西和、成县一带），“以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的总体方针，[9]还是“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或向文、武、成、康向东南”具体计划或构想，都准确无误地指向了陇南这一关键的核心地域。由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破坏，部队到达阿坝后，他借口葛曲河水上涨，按兵不动，致使夏洮战役计划化为泡影。[10]毛泽东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耐心的等待，恳切的劝告，善意的批评，都未能使张国焘北上。大好的时机被他白白耽搁了，夏洮战役计划成为纸上谈兵，胡宗南部得以从容不迫地控制了北上甘南（陇南）的通道。[11]

夏洮战役计划表明，党中央从客观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全局出发，一如既往地坚持了北上抗日方针，将战略方向定在陕甘地区，是认准了的一个正确目标。以此为基础，党中央就毫不动摇，并千方百计地将北上方针变为全军的实际行动。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虽然使红军北上的人数减少，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毕竟踏上了北上的正确道路，这对于后来战胜分裂主义，乃至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北上进入陇南、立足甘陕的方针，成为团结红军各部队的旗帜。②正因为中央坚持了这一重大方针，让陷入绝境的红军有了西北大联合，才使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功地奠基于西北，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关键时期的战略抉择及其正确性，完全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在实施夏洮战役计划的进程中，虽然遭遇许多波折，但党中央仍将攻占陇南作为红军立足和发展的战略考量。只是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行动方针相对是迂回式或间接式的。又因为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等多重原因，夏洮战役计划最终落空。陇南也因此错过了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作用的历史机遇。所幸的是，陇南山区腹地的小镇哈达铺，却成为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12]，作为党中央亲自开辟的通往胜利道路上的醒目“灯塔”，也为一年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在此落脚提供了重要的战备补给，为红军继续北上，实现长征的胜利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历史机遇的实践期：红二方面军组织“成徽两康”战役

红二方面军发起“成徽两康”战役、开辟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发动西北抗日新局面、筹备打通国际路线和实现三军胜利大会师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一环。1936年8月下旬，红二方面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历尽干辛万苦，翻越岷山，胜利通过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当时，蒋介石极力调兵遣将，进行围追堵截，妄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指示，红二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的尾巴，配合一、四方面军进行静（宁）会（宁）战役。”[13]遵照党中央指示，1936年9月7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制定出台《成徽两康战役计划》。9月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组织“成徽两康”战役。

这次战役的序幕，是以攻占成、微、两、康等4座县城拉开的。11至12日，二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行动进军陇南。9月17日，中纵队在总指挥部率领下，红二军四师首先占领成县，1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成县县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总部首长住在北街天主堂内。18日，红六军前卫师左纵队16、17师攻克两当，歼灭敌保卫团全部，缴枪械多支，子弹40多箱，手榴弹30多箱，缴获军衣300多套。午后6时，红六军18师之一部占领徽县（20日进驻），缴获军衣百余套。随后，红六军两个师和模范师乘胜追击，向凤县方向挺进。19日，右纵队六师攻克康县，并东逼略阳。红二方面军仅以10天时间，行程700余里，顺利攻占了陇南成（县）、徽（县）、两（县）、康（县）四座县城，以及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胜利完成战役计划。[14]当时，“成徽两康”战役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徽县，贺龙、任弼时、甘泗淇等主要领导人在该地驻扎21天。至此，成徽两康地区全部为红军所占领。在占领上述4座县城中，最激烈的是攻打成县县城。

成县，是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重要区域之一。1936年9月16日，红二方面军进入成县境内，先后转战大川坝、孟家崖、五龙山、紫金山等地，历时二十天，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红二方面军攻占成县县城后，国民党王钧部于9月27日沿红军来路向成县方向进犯，凭借飞机、大炮的优势，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企图将红二方面军一举歼灭。面对强敌，9月28日红军果断向东撤离至成县抛沙五龙山，构筑起阻击防线。五龙山地理位置独特，是成县县城的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部队要想攻击县城，必须先跨越此山。由于山地地形复杂，便于隐蔽，红军便在这里阻击敌军，以保证主力顺利北上。经过9月29日一天多的激战，红军胜利完成了钳制敌军、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但伤亡亦重。红军突击队队长贺虎不幸中弹牺牲；十八团政委周盛宏牺牲；十二团政委杨秀山身负重伤……这一役，百余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在五龙山。[15]9月30日凌晨，总指挥部命令：目前敌人力量处于优势，为了争取主动,总指挥部决定立即实行战略转移。在胜利完成阻击和钳制敌人的战斗任务后，我红军指战员冒雨退出阵地，向成县东部重镇横川（今红川镇）方向集中。

由于张国煮破坏了中央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战局已经发生新变化，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北进。10月2日，中央电示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根据地北上。10月3日至4日，红二军、红六军所属部队分别从成县横川、徽县、两当等地出发，经栗川、伏家镇、江洛镇和高桥、麻沿、娘娘坝一线抵汪川、大门，然后经盐官，沿礼县、天水之间，直达兴隆、洛门二镇，最后强渡渭水北上。[16]至10月5日，红二方面军全部离开成徽两康地区，历时20天。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充分表明当时中央军委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主、客观实际的，是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历史机遇的成功实践期。

四、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历史机遇的成就期：开辟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及陇南地下党迅速发展

成徽两康战役后，经过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甘陕交界创建了一个新的临时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创建，造就了中国革命史上陇南历史机遇的成就期。它使陇南广大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的战略区域，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一、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的有利局面。战役之初的考量首先是军事上的，主要为对付国民党王均部。《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1936年8月30日)》指出：“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微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17]但随着红二方面军在军事上的迅速胜利，立即着手开辟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面集中主力打击武都来犯之敌，一面以红六军一部延伸出宝鸡地区活动。同时，还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扩大红军，筹集物资，整补部队，半个月即扩编2000多名新战士。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甘肃革命斗争的发展，陇南也因此进入了中国革命史上历史机遇的成就期。

创建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是长征后期党中央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一环。从红二方面军占领陇南成徽两康地区到撤离北上的20多天时间里，按照总指挥部首长指示，由各级干部带领工作队（也叫突击队），分头深入乡村，进行宣传，组织群众。每到一地，就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各种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唤醒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浮财。在群众普遍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各部队因势利导，积极开展扩红突击运动，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红二方面军1936年9月在陇南建立了以徽县为中心活动地区的一个省委（中共甘陕川省委，甘泗淇任书记）、[18]一个县级工委、四个苏维埃政府及大批工农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并由它们组成了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为长征后期党中央发动西北抗日新局面、筹备打通国际路线和实现三军胜利会师发挥了独当一面的作用。

在政权组织建设方面，成、徽、两、康等县均成立了县工农苏维埃政府。9月19日成立了成县苏维埃政府，陈中元任主席；20日成立了两当县苏维埃政府，范生荣任县长；21日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马克仁（回族）任县长，下辖伏镇、永宁两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别是王德才、岳会英；同日，成立了康县苏维埃政府，崔怀清任主席。成县的小川、丰泉、上索罗、西关、支旗、横川；徽县的伏家镇、永宁、显龙；两当的西关、香泉、姚家坪、四坝子等地，也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军事组织方面，成、徽、两3县相应建立了游击大队和抗日义勇军。在成县组织建立了陇南抗日游击队；在徽县成立了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下辖伏镇工农抗日游击队和永宁工农抗日游击队，共有队员1000余人；在两当成立了两当香泉义勇军。

在群众团体方面，成立了两当县农会，下辖西关、香泉、刘坪、田坝子四个区农会；徽县的回民在红军工作队的具体帮助下，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反蒋抗日委员会；两当县还召开了全县民众抗日代表大会，在礼县成立了礼县抗日救国会。革命政权建立后，发动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分发胜利果实，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对红军的行动非常支持，他们为红军筹粮筹款，并在扩红中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仅半月时间，陇南各县就有2000余名青年成为红军新战士。[19]同时，红二方面军还在陇南得到了较丰富的经费和物资补充。

这些根据地建设的有力措施和取得的显著实效，引起国民党省政府的极度恐慌，急电“陇南临潭、漳潭、渭源、通渭四县县长，以失守城池，均经省府撤职拿办。顷又有两当县长朱志和、康县县长石肇南、成县县长陈学乾、徽县县长赵宝箴，先后失陷城池，亦一律撤职，留任听候查办。”[20]

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红二方面军胜利北上提供了充足的物资给养。根据地建立后，广大干部和指战员广泛发动群众筹集粮款。成县还在豪绅富商中征收了“抗日乐捐”。在一般工商界号召募捐财物，资助红军。只十多天时间，就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等。在缝制军衣时，当地农民和城里裁缝自告奋勇，主动为红军缝制衣服、鞋、帽。到部队离开时，每个指战员都有了新帽、新鞋、新衣服。在筹集给养过程中，仅成微两县就筹集粮食约4.5万公斤，白洋万余块，骡马40匹，肥猪140多头。同时，建设陇南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我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根据地建设期间红二方面军在转战成徽两康地区期间，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帮助群众抢收秋庄稼。不少贫苦农民深有感触地说：“多少年来都是民养兵，兵不害民就满不错了，从没见过当兵的还给老百姓做活儿!”[21]

红二方面军进驻陇南期间，维护了党内团结，传播了革命思想，播撒了革命火种，争取了补充休整，陇南广大人民群众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成徽两康”战役及红二方面军在甘陕交界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是对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后期军事行动的有力配合。“为红军走完长征的最后一步，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提供了重要条件。”[22]考虑到红二方面军久留渭水以南单独活动不利，有被敌人封锁合围的危险。1936年10月1日，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北渡渭河的重大决定，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10月2日，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立即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北进。红二方面军将士在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极困难条件下，经过连续半个月的行军作战，最终突破敌人渭河防线，抢越西兰大道，并于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伟大长征使命。

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又为陇南播下革命的火种，为陇南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地存续期间，干部和指战员热情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干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这些宣传鼓动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红二方面军离境直至新中国建立，陇南地下党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革命志士冲破黑暗，寻求救国之路，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8年底，陇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在徽县建立，以吴治国、山炯堂、周冠军、葛维西为主要代表的徽县地下党开始了光荣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并把组织工作发展到临近的甘陕数县。到了40年代，党的组织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徽县成为陇南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中心。[23]从徽县逐步发展到成县、两当、康县、西和等县，徽成两县均成立了中共党的地下工委，党员发展到近千人。在这期间，省立成县师范学校（今陇南师专前身）进步学生叶滨、邓品珊等，分两批展转西安、三原等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建国后分别在甘肃省新闻宣传、出版教育等部门任领导工作。

据统计，至1949年12月陇南地区全部解放，在徽县、武都、两当、成县、康县、礼县、西和及舟曲、岷县等县都建立了党组织，建立“县工委4个，区工委6个，总支44个，支部370多个，发展党员4834人，占甘肃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为甘肃地下党中最大的一支，并将党的组织发展到陕西略阳、凤县一带，组建地方武装12支，有游击队员800多人，长短枪730余支。”[24]为支援解放军南下解放四川，陇南中共地下党在陇南工委的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踊跃支援前线，筹粮筹草、修桥铺路、组织运输、担架队支前等。成县工委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同时在红川、小川、支旗、抛沙、化垭等地成立支前站。400多名成县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群众积极筹集粮草、安排牲畜、组织担架队、架设电话线，积极支援前线。陇南中共地下党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在短时间内筹集小麦14279石，草106889斤，柴1876922斤。动员民工修复天水至成县公路，天水至礼县西和公路及各县之河桥，补修礼县全境各大路。解放前后，陇南中共地下党支前动员民工，全地区初步统计人工149710个，畜工13200 个。完成了过境部队的就地粮秣供给，为迎接解放和支援解放军南下解放四川做了大量的工作。[25]陇南中共地下党在十多年的革命历程中，开展对敌斗争、宣传发动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陇南、支援大军南下，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此处甘南，主体在今陇南市辖境。在中国革命史和关于长征的文献中，“甘南”所指范围相对笼统，但大致包括今天的陇南市全境及其周边甘南州东部、定西市南部及天水部分地区，本文所指的“陇南地区”为其主体节点和核心区域。

②此一问题，有另文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参考文献：

[1]（清）严如熤主修,郭鹏校勘.嘉庆汉中府志校勘（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68.

[2]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J].川陕苏区历史研究(内刊本),1991(1):43.

[3][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2,410.

[5]梁仲靖,李海霞.长征时期陇南重要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J].长征学刊,2023(2):28-36。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537.

[7]李安葆.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J].历史教学,1981(4):24-25.

[8]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552.

[9]刘惠吾.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252.

[10]军事科学院编.英雄史诗 丰碑永存[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271.

[11]柯延主编.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29.

[12]陶汉章.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哈达铺[C].陶汉章.回忆与思考[A].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