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任何门类的史识、史评和史述几乎都天然地落在了“学院派”身上，于是，专家、学者和教授的相关研究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优势。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家、小说家、诗人，如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郭绍虞、刘大杰诸先生以及后来的游国恩、林庚、李长之、王季思、章培恒、袁行霈诸先生，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学院派的学术史各门类的专家和批评家，他们都有文学史、批评史和其他史著传世。

30多年来，吴敢先生在教学、科研和《金瓶梅》研究会的会务工作之余，几乎把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为《金瓶梅》立传，为“金学”撰史的工作上。

2015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金瓶梅研究史》，它已摆在了所有关注“金学”研究历史进程的读者面前了。我在为吴敢先生新作面世而兴奋不已之余，也产生了诸多思绪，现略陈拙见与精神同道交流、探讨。

《金瓶梅研究史》

吴敢 著

吴敢先生是当代“金学”界具有影响力的专家，以考据深入、见解独特、坦诚直言而蜚声海内外。他是当代具备史家修养素质、审美眼光和强烈文化使命感、道义感以及担当精神的“金学”研究大家。

吴敢先生的这部凝聚其心血的《金瓶梅研究史》的总体特色，正是为小说经典文本《金瓶梅》定位，还《金瓶梅》以小说的尊严，从而建立《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学术价值体系。

全书在史述中严格恪守史家之公平、客观的书写原则，始终贯通一种真诚、豁达、融通并力求新知的学术姿态。全书不仅资料宏富、知识广博，具有一种在不断探索中为崭新的《金瓶梅》研究史的建构奠基新的学术风度，而且是对《金瓶梅》研究史的文化断裂的切实填补，更是打通文化壁垒和贯通古今的一种拓展。

这对《金瓶梅》研究史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著《金瓶梅研究史》构建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上编为“金学”概论，这是一种顺向考察，上迄明清时代，下至21世纪第一个15年的“金学”研究；中编是“金学”专题篇，是为横向考察，全编12项，从成书年代、作者、版本，一直到人物、语言、文化、文献；下编是“金学”学案，以当代“金学”研究者为主干，勾勒了中外“金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们的“金学”研究观点。

这三编的互相呼应，体现出他以厚实的文史功底，以及独有的文化感悟力，将文献考索与理论探求相结合，体现了文献、理论以及方法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整部著作是其对《金瓶梅》研究史做哲学式观察后所做的总体性描述。

吴著在反思《金瓶梅》研究史的基础上，力求突破长期以来小说研究的固有模式，契入新的理解和感悟。

其中通达和新颖达到了恰当的平衡与调适，充分显示了吴敢先生长期为《金瓶梅》立传、为“金学”写史的学术积淀，其学术个性已跃然纸上。

为《金瓶梅》立传和为“金学”写史，“重读”经典名著乃是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名著在经历历史的淘洗和筛选的过程中，不断地置身于“重读”和阐释之中。

正如歌德在论及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不朽时所说：

“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

《金瓶梅》作为一部旷世奇书，对于每一位认真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它必然会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不断拓展的作用。

要重建阅读空间，非有一种新的阅读心态不可。因为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重读和再阐释的偏颇与失衡。

《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

吴敢 著

为了建构或重构《金瓶梅》研究史的新体系，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或曰“重读”。

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正是在对《金瓶梅》不断重读和不断阐释的基础上，重构他的研究史体系的。事实是，吴敢先生创制的正是一部开放的、多元的、创造性的《金瓶梅》研究史著，或曰《金瓶梅》研究史的研究。

因为吴著已经用他的43万文字证明了他的研究史，相当完善的体现了研究史这门科学的编写运行机制。

这一切说明《金瓶梅研究史》乃是对“教科书”模式的突破，这和吴敢先生思维的开放、阅读心态的多元化以及重构《金瓶梅》研究史的理念和追求分不开。

我始终认为，建构文学艺术的研究史必须具有当代意识，即以当代意识建构小说研究史、戏剧研究史、散文研究史和诗歌研究史等。

以当代意识建构研究史注重的是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或曰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

吴敢先生始终以当代意识观照《金瓶梅》，他深谙“历史意识”乃是尊重历史的真相，而“当代意识”实质上是对研究主体的一种科学性要求。

吴敢先生在研究史写作中的当代意识体现的正是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力，也饱含了其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以及他作为一名学人所应有的独立品格和学术尊严。

吴敢先生正是在建构和重构《金瓶梅》的研究史中站在了当代的文化立场上，提供了一个认知和重新认知《金瓶梅》历史现象的新范式。

是的，我们绝不否认，小说的历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的研究史有所不同。

因为历史事实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小说的历史研究却有某种“流动性”（即如上所述：因为它始终处于不断被重读和再阐释中），因此，我们假定有十位《金瓶梅》研究史家，那么，这十位的研究一定会各自不同，而且越是富于才情，写出的研究史就越风格迥异；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研究会更加大异其趣。

事实是，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正是基于他的当代意识，才能使读者更明晰地把握到《金瓶梅》作者原创的伟大精神和《金瓶梅》伟大丰宏的思想和艺术。

优秀的学术史和不同的文学门类的研究史，都蕴涵着一代人的文学思考。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就包孕着一代人的文学思考。

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一书既应看作是他的文学思考的结晶，又应看作是他对《金瓶梅》精魂的一份宝贵的奉献。他的《金瓶梅研究史》也必定载入中国的学术史册。

本文作者 ·宁宗一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珠江论丛》，2016年第2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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