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

少年成名的丘成桐，早年经历就是一枚“学霸”的标准版本：22岁博士毕业，25岁任副教授，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4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即便如此，他说：“快没什么用，做好的学问需要时间。”丘成桐用五年时间证明卡拉比猜想，其间历经波折，甚至不得不写信给卡拉比本人承认自己错了。他的看法是，“花了真功夫，走的冤枉路都不会冤枉。”

现在他的影响力早已溢出数学界。丘成桐同时担任哈佛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教授，以其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关注中国，关注教育，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邀他出任校长，他一个也没答应。丘成桐说，不想花功夫在学问以外，“即便做校长，也绝不做公立大学校长”。

10年前，丘成桐公开批评北大数学系一教授抄袭，言辞激烈地指责国内学界有学术腐败等问题，自己也遭到围攻。谈起这场风波，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不后悔”。“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没从中国拿过一分钱薪水，还倒贴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愿意花时间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有所改变。”

这样的丘成桐，从世界各国请来科学家朋友，找来志同道合的企业家赞助，做起了面向华人中学生的科学竞赛。他总觉得中国孩子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希望通过倡导研究性学习来选拔和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接受采访时，他已经为第八届“丘成桐科学奖”的评审工作奔波了一天。然而谈起那些颇有潜力的孩子，谈起科学与大自然，谈起父亲与妻儿，谈起经历与纷争，疲惫便渐渐从他的神情中褪去。

他如何看待过往的人生选择？如何评价华人在世界数学界的成就？如何看待中国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在深冬夜里的清华园，这位颇有点脾气、但毫无架子的数学大家向澎湃新闻（）娓娓道来。

丘成桐

弃文从理：热爱历史，但选择了更客观的数学

1949年，丘成桐出生于广东，后全家移居香港。父亲丘镇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任哲学系教授，从小教他读古文诗词。

14岁时，丘成桐的父亲猝然去世。家道中落，原本贪玩的少年突然经历了世态炎凉，过去读不太懂的《红楼梦》读懂了，“做学问的兴趣忽然变得极为浓厚，再无反顾”。

但他没有走上文史研究的道路，而是钻研起数学来。如此选择，颇有对现实境遇的考量。只是丘成桐仍喜欢读《史记》、《汉书》，说历史的事实教导他如何在重要时刻做决断。

澎湃新闻：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历史著作有哪些？

丘成桐：从小喜欢读《史记》，现在还在看。吕思勉、陈寅恪、梁启超的著作都有看。

澎湃新闻：据说您后来选择去斯坦福大学就与《史记•汉高祖本纪》有关。

丘成桐：是的。我毕业时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任教，那时石溪是度量几何的世界级重镇。一年后我又接到斯坦福大学的聘任邀请，但当时斯坦福几乎没有几何学教授，我面临重要的抉择。

这时我记起刘邦。刘邦离开四川与项羽争霸，才有汉家四百多年天下。如果他留在蜀地，一辈子也出不来，就像刘备一样。石溪虽然是重镇，但格局小，斯坦福毕竟是百年老校，局面大得多。他们研究的方向是我在石溪学不到的。

最后果然是这样，石溪再也没出过几何大家，而在斯坦福的经历对我的学问帮助很大。我在那里和朋友一起走出的微分几何研究方向，影响了这个领域几十年的传统。

澎湃新闻：从小爱读历史，父亲还写过《西方哲学史》，为什么没有做历史研究，而是钻研数学？

丘成桐：我考虑过做历史研究。读历史很有趣，但这门学问的评价标准不是完全客观的。

我想，我生长在香港，也不是名门望族，以后无论如何要养家糊口、照顾前途，假如我走历史研究的道路，万一没有遇上很好的教授赏识和支持，有可能潦倒半生。

但数学是很客观的。只要有能力，就算一开始不受重视，最后还是会出人头地。因为没人能否认你做的东西是对的、是有影响力的。

后来果然如此。我大学时数学做得还不错，即便有时得不到认可，最终仍能渡过难关。因为这个学问还是很客观的。

澎湃新闻：您做学问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去世也是一个转折。

丘成桐：是的。我从小决定要做学问，是受父亲影响。他一辈子想做学问。

父亲很早教我读书，我十岁开始念古文。后来他突然去世，家里一下陷入贫困，出殡的费用是朋友捐的，我能不能继续上学也成问题。这个变故对我是很大的冲击。那时读诗词，一方面是排遣苦闷，一方面因为这些是父亲教的，我突然很想了解他教我的是什么。所以这大半年的阅读又深入不少，情感波动很大，做学问的兴趣也变得浓厚。

澎湃新闻：您说一直很喜欢孔子的一句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年纪轻轻时就想到要名留青史？这种人生信条和早年读历史有关吗？

丘成桐：当然有关。另外我父亲是个哲学教授，虽然名气不大，但他看得很透彻、很长远。我父亲也想这样的，但去世得早，没有成功。而我接受了他的想法。

丘成桐与父亲

少年成名：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

丘成桐的导师、世界数学泰斗陈省身曾这样评价他：“21岁（从伯克利）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丘成桐只用两年便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则在第一年就完成了。此后不到10年，他就成长为世界数学界不容忽视的人物。在此期间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这标志着微分几何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学科随之产生，被称为几何分析。

1983年，34岁的丘成桐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世界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华人中唯一的获奖者。

澎湃新闻：1969年去美国留学应该是您人生的另一大转折。是直接联系了导师陈省身教授吗？

丘成桐：不是，很多媒体都讲错了。

我运气还不错。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位刚从伯克利毕业的博士来教书，与我走得很近，因为他刚毕业，教书遇到些困难，我帮他解决，他很高兴。他与伯克利的年轻教授熟识，帮忙联络，年轻教授就推荐我去念书。

这位年轻老师联系了一位做微分几何的日本教授，他也是数学系招生委员会的主席，我四十年后才晓得当初决定收我是他最后拍板。我们很熟，但他从未跟我提过这事，后来是他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一生中最骄傲的事就是收了我。当然陈省身先生有着最大的影响力，毕竟这位日本教授是他聘请的，但是其中的真正情形，他没跟我讲过。

澎湃新闻：去之前对美国有多少了解？

丘成桐：不了解，但只有这一条出路。1969年香港没有一所大学是研究性的，基本没有博士生。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没几个，怎么带博士呢？

那时不可能去台湾，内地正是“文革”时期，更不可能来。想做研究，只能去英国或美国。我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直接去伯克利读博士的。

澎湃新闻：1960年代的伯克利大约还在学生运动的热潮中。研究的氛围怎么样？

丘成桐：反越战学生运动正厉害，但对学问仍然很重视。许多学生家境优渥，但就是热爱做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生比不上他们。现在香港大部分学生对研究已经完全没兴趣了。

1960到1970年代，伯克利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之一。虽然哈佛大学数学系一直最受尊重，但是资深教授只有十多个，伯克利则有几十个。当年加州政府决定将加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往伯克利投入了大量经费和精力。

1977年的丘成桐

澎湃新闻：您成名很早，有传记文字称您“最重要的工作在26岁之前就完成了”。

丘成桐： 我想说这句话的人对我的数学不了解。26岁当然指的是证明卡拉比猜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过大部分人是为了写文章制造“高峰”。一般（媒体）问我问题，我讲完卡拉比猜想以后就不太想讲下去——不想花时间。其实我的数学到今天都还在做。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这十多年来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惊讶的，当时一年可以做好几个有意思的工作。

澎湃新闻：数学家哈代说，数学是一种适合年轻人的游戏，数学家成名都在年少时。您认同吗？

丘成桐：很多人这样讲，假如年少是指三四十岁以下的年龄，我不敢不认同。年纪大的人集中力可能差一点，但看法不一定不对。往往年长的人和年轻人合作会有很好的效果。年纪大的能看清楚方向，年纪轻的愿意冲，愿意花时间计算。现在很多重要的学问是研究者四十多岁时完成的。

澎湃新闻：早年成名对您有什么影响？

丘成桐：1976年我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卡拉比猜想），所以一举成名。在此以前，没人问我意见、我讲话也没人关心，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成名后，有很好的待遇，也有很多人来问我意见，我一般都如实直说，就得罪了许多人。

我想，这我也无法改变。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职业道德。学校聘请教授要问你意见，学生毕业找工作你要写介绍信发表意见，其他学者写文章你也要发表评审意见，而我不愿意说假话。我还编辑过很多学术杂志，不可避免地要退掉很多文章，有些作者就有不满。

起初我替学生写介绍信都实事求是，结果学生一开始找工作有点困难。我才慢慢了解，原来人家写介绍信会有所夸大。我只能“入乡随俗”，但也尽量实事求是。坦白讲我看过陈省身先生写的信，都是好话，所以他没有得罪过人。我写的信，至少有一半是毫无掩饰的吧，比较得罪人。

1982年的丘成桐（右一）

关注中国：这3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了吗？

1977年，丘成桐应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做了一小时报告。同时，大会也邀请中国数学家陈景润作分组的45分钟报告——这对于刚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国而言是件大事。此时由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的“陈景润热”正在国内发酵，而丘成桐则用更冷静的视角关注着中国。

改革开放后，丘成桐应数学家华罗庚邀请，于1979年访问中国。随后他开始从中国招收博士生，曾与国家领导人商讨重建中国的数学学科。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培养中国的数学人才。

澎湃新闻：您从1980年代起先后从中国招收了十几名博士研究生。这样做的契机是什么？

丘成桐：1979年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就常来。从1980年开始，清华、北大等学校提出希望我帮他们训练一些学生。我的态度是有教无类，只要是有能力的学生，从不拒绝。第一批学生是1981年来的，清华的曹怀东是第一个。这些学生，只要通过正式途径录取了，我就愿意帮他们。

澎湃新闻：这些年您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很关注，尤其是教育。

丘成桐：我当然期望中国的年轻人能慢慢培养起来。但我毕竟还是个学者，我只能提供我的意见，讲我能讲的话。

澎湃新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都曾请您做校长，为什么拒绝了？

丘成桐：我不想花太多功夫在学问以外。即便做校长，也绝不做公立大学校长。做公立大学校长要不停地去政府听令，要巴结一些人，我做不来。

澎湃新闻：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好几所大学的数学中心是您创建的。

丘成桐：对，毕竟数学中心还是跟研究有关。

澎湃新闻：但您对中国数学界有过一个评价：“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

丘成桐：现在还是这样。

澎湃新闻：有人说近三十年来中国数学没有大的发展，但过去有过辉煌，我们有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

丘成桐：相对于欧美的数学水平，中国数学界没有辉煌过。中国数学界最伟大的大师只有陈省身、华罗庚和周炜良，应用数学家则有林家翘和冯康，周、林两位学者长期在美国，不能够代表中国。我在伯克利读书时，大师甚多，包括陈省身和Stephen Smale 。一间大学就比得上中国数学最辉煌的时候。

这样说也许会伤很多人的心。中国数学与欧洲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一味地往脸上贴金是没有用的。

澎湃新闻：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重新提出重视科技人才的背景之下，中国曾有过“陈景润现象”。作家徐迟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得数学成为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当时国际数学界对于陈景润先生的研究是如何评价的？

丘成桐：陈景润做的工作很好，但谈不上伟大，对于整个数学潮流的影响有限。徐迟的报告文学是夸张的。但“文革”期间能做出工作不容易。

最近美国有位华人学者张益唐，他的工作比陈景润的工作重要得多。张益唐做的是让人吃惊的工作。

谈“数学江湖”：用派系斗争来解释过错，是逃避责任

2005年，丘成桐公开批评北大数学学院教授、他曾经的学生田刚，指其涉嫌学术造假和窃取他人学术成果。事件随后在网上发酵成一场舆论大战，涉及中国的学术腐败、学术道德标准等问题。

2006年，《纽约客》杂志网站刊出了由《美丽心灵》一书（诺贝尔奖得主纳什传记）作者Sylvia Nasar与人合写的文章《Manifold Destiny》，攻击丘成桐此前宣传中国学者首先完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动机不纯，并质疑其人品。丘成桐随后在网上刊出一封12页的信，陈述他与他的律师认为《纽约客》文章中的错误之处。

澎湃新闻：您曾在2005年公开批评田刚先生造假。

丘成桐：他抄我的文章，抄其他著名学者的文章，并且不愿意改正。我当然要公开批评，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学者职业道德欠缺，恐怕没办法做好的学问，所以我很重视这件事。

澎湃新闻：这些争论以及后续的《纽约客》报道、关于庞加莱猜想证明的争议，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您的名誉也有伤害。当时在公开辩论前，对随之而来的压力和代价有过预期吗？

丘成桐：我没想和谁辩论，只是一次次回应别人对我的攻击。可笑的是他们都不敢具名，而是匿名捏造一些假消息。这些假消息（环环相扣），第二篇引用第一篇，第三篇引用第二篇，有的人也就真的相信了。

有些媒体也很奇怪，我根本没说过的话，文章写得煞有介事。我在国内至少看过10篇这样的报道，说丘成桐如何回应，但所谓的“访问”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我记得2006年中国南方一家颇有名望的报纸有位李姓记者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去台北的飞机上，还有一分钟就要起飞了，非关机不可，无法接受访问。他就在电话里大声指责我，说我不公平，接受别人访问却不接受他的。我说飞机马上要起飞，你过几天再访问。结果第二天报道就登了出来，通篇他问、我答，写得像真的一样，内容全是网上东拼西凑来的。

这也不是唯一一次，很多次了。我突然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道上，根本没有进行过访问却写出了文章。我没有办法，可以告他，但没这个精力。如果编造的内容不太离谱，也就算了。但仍有许多内容不是真的，慢慢地就以讹传讹。

澎湃新闻：但是针对《纽约客》的文章，您就找了律师和他们辩论。

丘成桐：《纽约客》在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报道中不少事情是假的，不回应的话就好像我认可了。

澎湃新闻：《纽约客》表示仍坚持原来的报道。

丘成桐：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虽然庞卡莱猜想的证明是几何分析的重要部分，但是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有多少最好的几何分析专家懂得它的证明。但是很多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数学家，听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说法，看了一些媒体的报告，就慷慨激昂，不谈数学证明的严格性，而提出它引起的社会关系。记者凭什么来做判断？她访问了几个平日不喜欢我的所谓的学者，看到网站上一些人散布的謡言，就坚持已见？

如何让他们正式道歉？律师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如果要在美国起诉《纽约客》，我要证明他们有意诋毁我，否则报道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打官司要花费至少一百万美金，我只是个学者，做不到。如果去英国起诉，举证的义务小一些，但要花很多时间。如果胜诉就不用付律师费，如果败诉，还要付对方的律师费。这是英国的法律。无论哪种选择，对于一个学者而言都是很大的负担，我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在这件事上。

澎湃新闻：所以这件事确实牵扯了很多精力、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丘成桐：我讲话太直，人家不愿意接受，我也没办法。我从不讲假话。我说他们做假，得罪了他们。他们不敢直接否认，就用下流手段攻击我。

引发很大的风波，我一点都不后悔，只要我讲的都是真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学术作假对于中国学术界进步是很大的阻碍。姑息纵容造假，这不是科学家应该做的事。也不只是田刚一个人，外国也有学者做这种事。数学界的道德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

澎湃新闻：也有人说，您虽然是在批评某些学者，但实际上是想要否定某一派系把持中国数学界的这么一种做法。

丘成桐：什么叫派系？中国有许多数学家受到过我的影响，攻击我的也是我的学生，田刚就是我的学生。派系也是我的“派系”。我不愿意跟我的“派系”里使用不正当手段的人在一起。

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什么问题都用“派系”来解释。我批评抄袭的人，他们就说，这是派系斗争，把田刚和北大说成一派，说我是另外一派。既然是派系斗争，那么意见不同好像就很正常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没责任了。一般老百姓、媒体，即便是学校里的官员，也搞不清楚学问上的专业问题。（把我指责的抄袭现象）讲成派系斗争，这事就算了。

澎湃新闻：您曾说，“如果我没获得菲尔兹奖的话，我可能就被这些人打垮了。”

丘成桐：是啊。学问上的事情别人搞不懂，丘成桐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诽谤，也许媒体和官员就相信了。但菲尔兹奖中国只有一个人得过，想毫无凭据地攻击我就比较难。

就好像我的两个小孩，他们小时候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记得一件有趣的事：1997年他们才十六七岁，当时我得了总统奖，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消息在我住的小城市也见报了。那天我就听到两个小家伙私下聊天说，诶，爸爸平时可能不是在吹牛，他好像还不错，拿了总统奖。

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在中国吃不吃香、能得到多少荣耀。我没从中国拿过一分钱薪水，还倒贴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愿意花时间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能有所改变。只是我不拿钱，反而有些人不高兴，攻击我。

丘成桐邀请他的朋友、麻省理工大学物理系主任Peter Fisher教授、日本数学学会会长Motoko Kotani教授等人前来担任

“东润丘成桐科学奖”的评委。

谈“丘成桐科学奖”：华人并非天赋异禀，中国孩子需要创造力

丘成桐的两个儿子都曾获“西屋奖”（后更名为英特尔奖），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中生科学竞赛奖项。他也受此启发，创办了属于华人学生的中学数学奖。

“东润丘成桐科学奖”的前身是设立于2008年的“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由丘成桐和泰康人寿共同发起，2015年起由东润公益基金会支持。奖项面向全球华人中学生，舍弃试卷和标准答案，学生的作品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交。

丘成桐说，他在评审中发现了一些很有能力的孩子，“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相当于研究生”。然而总体上，他并不赞同华人是“数理天才”的说法，他希望中国的孩子能从研究性学习中找到乐趣，培养创造力。

澎湃新闻：近年来只要是关于“华人数理天才”的报道都会引发热议，比如哈佛最年轻的华人物理教授尹希（Yin Xi）、另一位华裔菲尔兹奖获得者陶哲轩（Terry Tao）。华人在数理学习方面真的天赋异禀吗？

丘成桐：我不这样认为。我也是哈佛物理系的教授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尹希的升职，就是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的一个正常程序。尹希是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但谈不上是大天才。

澎湃新闻：华人数学家在美国的影响力整体上如何？

丘成桐：影响力没你想象得那么大。学数学的中国人多，但和犹太人还有差距。在数学界，要论最尖端的领域，俄国人的影响力比中国人大得多。

澎湃新闻：那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伯克利能走出八个菲尔兹奖获得者，中国没有？

丘成桐：中国事事讲平均，拔尖人才不容易脱颖而出。

澎湃新闻：您设立“丘成桐科学奖”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丘成桐：我觉得中国很多小孩念书方法有问题。家长望子成龙很正常，但以考试、分数为主不能培养创造能力，跟外国人相差很远。

我设立这个奖项，鼓励研究性学习，是效仿美国“西屋奖”。我的两个孩子都得过“西屋奖”，我看得很清楚，这个奖对他们的人生有很大影响，他开始考虑做科研，充满了做研究的信心。这个奖为美国培养了不少一流的人才。我想中国小孩子也应该培养这样的创造力。

澎湃新闻：为什么2007年开始做这个奖项？

丘成桐：这不是想做就做的。八年前我跟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先生谈这件事，他很高兴，也很支持。要请世界级的专家来改卷、面试，安排学生来考试，机票住宿这些基本开销加起来，一年也要将近一千万人民币。坦白说我拿不出来。陈东升在人力和经济上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有人认为你在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我没法取悦每一个人，人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想帮助中国小孩。

澎湃新闻：对于这个奖，您一直说要以奥数在中国的发展为前车之鉴。

丘成桐：奥数不是罪恶，外国的学生也做奥数。真的有心去玩玩没什么不好。但你强迫小孩子为了它日以继夜地准备考试，那就成了问题。

奥数考的是偏门、艰深的题目，有些题目我也做不出来，考那么刁钻的内容有什么好处？小孩拼命学习某一方面很狭窄的路径，即使拿了两个奥数金奖，很多数学问题还是不懂，这就是大问题。从中学到的东西不足以使小孩子成为好的科学家。

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有学生拿了两个金牌，奥数满分，现在出来的成绩不是最好的。分数高不是目标，我们做教育是希望小孩能有前途。

澎湃新闻：跟踪过“丘奖”获奖者的发展情况吗？

丘成桐：做过跟踪，大部分会选择读书深造，发展得很好，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清华、北大的都有。

澎湃新闻：从公布的名单来看，不少获奖者来自一二线城市的著名高中。“丘奖”鼓励的研究式学习，在中国是否只有少数学生有条件进行？毕竟还有许多孩子的教育是和高考绑在一起的，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

丘成桐：我们不是教育部，能力有限。你要我丘成桐或陈东升，照顾到整个中国每年毕业的六七百万高中生，这不可能。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我们能做的，是以最少的经费达成最好的结果。我们义务做这个奖，没收过任何钱。我的朋友，今天来做评委的，都是世界著名的大教授，我们除了报销机票和住宿费，没有给任何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去照顾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只有在能力范围内，通过一些著名的高中、大学，来挖掘最好的人才。

澎湃新闻：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丘成桐：年轻人做数学一定要有很浓厚的兴趣，否则就不要做。

虽然刚才讲了不少曲折，但其实我很愉快，我做了想做的事，至于成功与否不在我，而在这些小孩自身的努力、中国政府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做事情是凭热情，认定是对的就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而只要热情够了，事情就会做好。我做学问做了四十多年，经历过很多挫折，最后还是成功了。

很多事情，我一点也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