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纪事）：2004年11月底，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37名队员抵达南极。

他们此行的使命是前往南极冰盖冰穹A寻找南极冰盖最高点。南极冰盖最高点又被称为地球不可接近之极，此前从未有人类到达过。这是中国人的脚步进入南极内陆最深入的一次。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推测在地球的最南端应该有一块很大的陆地，只有这样才能和北方的大陆保持平衡。他们称之为“未知的南方大陆”。

此后，库克船长，沙克尔顿爵士，无数探险家一次又一次接近南极，但是他们始终与南极大陆失之交臂。

1911年，发现南极再次成为世界的热点。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两人打赌同时出发，看谁能先到达南极的极点，成为征服南极的英雄。

阿蒙森从鲸湾出发，用狗拉着雪橇向南极极点进发。

斯科特则从罗斯冰架登陆。但是很快，拉雪橇的矮种马马蹄被冰渣扎破，最后只能自己拖着雪橇艰难地行进。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疲惫的斯科特来到南极点，却发现了阿蒙森留下的一顶帐篷和一张纸条，祝他返程平安。阿蒙森的祝词并没有给斯科特带来好运，他们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雪，一行5人相继去世。

为了纪念他们，后来位于南极极点的南极科考站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

中国对南极的探索始于1984年。当时，中国第一支南极洲考察队的591人乘坐中国自行制造的远洋科考船“向阳红10号”前往南极建立了长城站。

郭琨：“我们国家第一个长城站，1985年2月22号建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咱们为什么在那里建站？离那么远，花那么多钱，值不值得？从我十几年以来，在当时情况下，南极建不建站是关于我们国家荣辱和尊严的事情。”

早在1908年，英国就对南极提出了领土要求，之后各国纷纷抢滩南极。

为了停止这种领土纷争，共同探索南极，1959年12月，最先到达南极的十二个国家订立了南极条约，商定冻结已有的领土要求。为了人类的利益，南极应该永远用于和平目的，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与目标。

中国于1983年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于郭琨来说，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郭琨：“因为当时我们没站，虽然83年6月份加入南极条约，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1983年9月份，政府派了代表团出席南极条约第12次协商国会议。澳大利亚坎贝拉，我们出席，从会议座次到文件发放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特别是没有表决权。当进行表决的时候，主席把榔头一敲，让缔约国退出会场，去喝咖啡。当时每次听到这个，心里就是一种屈辱——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就是你在南极没有站。”

从1981年开始，中国陆续派出科学家前往其他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进行学习，开始进军南极的筹备工作。

1984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批南极科考队员从上海黄浦江起航，开始前往南极未知世界的征程。

刘小汉：“当时开始确实很困难，因为海上当时的船，向阳红10号船也不是很好的船，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就是普通的科考船，然后我们航行到赤道附近呢带的淡水也没有了，一天就那么一缸子水。连喝带刷牙带洗脸就这一缸子水。”

随后，他们进入旅途中最为险恶，被称为魔鬼地带的西风带。

郭琨：“有的连吐13次，黄水都吐出来，有的最后都四肢抽搐，就像生一场大病一样。有的难受得说：‘队长，我还不如跳海呢。’”

郭琨：“有的队员开玩笑，有的歌词把大海形容得特别美丽。大海啊大海啊，像妈妈一样，还有什么海浪轻轻地把战舰摇，我们亲身体会大海简直像恶狼。”

鄂栋臣：“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出去到长江抛锚。船长告诉我们说，这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经验，准备了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装死人的，谁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下冰冻起来。谁也不知道，每次从那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个准备，以防万一。当时我们也签了生死状，协议自己愿意取得，后来延续下来的。如果老公去老婆签，年轻人父母签。但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签，很少人家属签。家里人不知道，因为不了解的人有点害怕，危险太大。”

刘小汉：“真正到的那一天，我们简直是心里头高兴极了，虽然天很冷，但我们都站在甲板上船舷边上看着，就是远远的从海平线上雾蒙蒙的然后显出陆地来，显出岩石礁石，心里特别的兴奋……我们中华民族呢，总算也踏上南极这块土地了。”

鄂栋臣：“12月26号这天早上，船头上大家老远看到乔治王岛，那些原来去过、参加过外国考察站的人说那就是南极。非常激动，全船舱的人几乎都涌到向阳红10号的甲板上，到处站着人，对着南极高喊：‘南极南极，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

郭琨：“那张照片，那是首次登上乔治王岛，1984年12月30号15点16分登上南极大地，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

刘小汉：“我们一登陆以后，什么都没有，一片荒滩，一片荒海滩，后边就是雪山。我们选定的站址又被别人抢占了，然后我们临时又找新的站址。所以当时在那种感觉就是，南极这块土地我们倒是踏上了，但是从踏上的第一脚就不太容易。就是一直是一种国际竞争，所以从上去的第一天，神经就绷的非常紧非常紧。”

郭琨：“当时就感到，哎呀，我们要在这里立足，扎住脚跟，我们要在这儿建立我们国家第一个考察站，都憋了一股劲。”

鄂栋臣：“80年代初的时候经济实力还不强，怎么把起重机什么带到岸上去？要修个码头，再用吊车 一件件吊上去。当时没有准备，水泥也不行，麻袋一方下去就被冲掉，大家跳到海湾里围成人墙。”

郭琨：“当时科考班班长叶奇德，5天5夜暴风雪，他几天没合眼，最后晕倒在现场。等到苏醒过来以后，又投入了战斗。还有一个队员把手给砸了，在海里涮一涮，又继续干。最后有队员看到有血，一条条的，才把他拉上岸。最后整根筋都做了缝合手术，有的队员就摔了手套继续干。”

刘小汉：“只想就快点干快点干。早干好一天，不说别的，我们还少受一天罪呢。因为盖不好房子我们只能露天在那么冷的大风里睡觉，而且早晨一醒实际上天也不怎么黑了，早晨一醒羽绒被上都是一层冰雪呀。就好像一个冰壳把人给罩住一样。”

刘小汉：“就完全可以和保尔柯察金那个修小铁路的时候，就完全就那样一样的情况，一样的吃一样的住一样的那种劳动的强度，同时呢也是一样的激情。”

郭琨：“每天早晨我要起来，五点左右我就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叫大家起床，有时候我心里也不忍啊，一进这个帐篷里头大家呼呼地睡得正香，一吹哨，起床，大家就坐起来了，我说今天天气好，赶快吃饭干，坐起来了，当我一离开，不由地又躺下，回来再叫一遍。”

1985年2月20日，南极科考队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

郭琨：“用自己的手，经过艰苦奋斗，也可以说是45天日日夜夜的这么干，最后建成了，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有队员说了：‘现在我体会到了，为什么女排得冠军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长城站建成了大家也是抱头痛哭。”

刘小汉：“你像男孩子出去跟人打架，谁欺负他了，他会很勇敢的跟人打架。然后不哭，但是回家呢见他母亲他可能要哭。像我们那个考察队呢可能是那次实在是太苦了，所以中央慰问团来了，大家就觉得好像见了亲人了，就忍不住了。”

在长城站楼前，队员们树立了一块路标牌，标明了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为17501.949公里。

1985年4月，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所有队员平安回到北京。

长城站建成当年，中国成为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但是有些国家对长城站的位置提出了质疑。

刘小汉：“我们中国呢是个后来者，而且建站呢选在乔治王岛上，选在南极圈以外。当然大家也都理解都明白，第一个站嘛保险一点。但是在那儿呢科学上尽管我们在那个地区算最好，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国际上就不行了。一小块地方费尔德斯半岛就那么十几平方公里，二十平方公里那么一个小地方，整个乔治王岛又都是冰雪覆盖，不覆盖的就那么一小块地方，所以在那儿也确实做不出什么太惊天动地的成果来。每次…… 没有发言权。”

郭琨：“我们当时没有破冰船，也没有抗冰船，我们只有远洋科学考察团，一共12船质量辆，这样的船进不了东南极，因为东南极是冰雪比较厉害，这个在暴风雪的时候，在这个浮冰当中会撞啊，会把你的床给船撞坏了，禁不住这个，不具备航海能力这个条件，不具备去东南极深入冰雪天气。”

刘小汉：“很多国家都在攻击我们。说中国在这儿建站，不是为了科学。如果为了科学他就不应该到那儿建站，他应该在南极大陆去建站。”

郭琨：“《南极条约》是1959年签订的，1961年生效的，当时定是有效期30年。到30年以后要进行修改，如果在会议上有人提出来要修改，我们当时考虑呢，如果我们一个长城站而且又在南极圈以外，在这个修改和国际南极会议上中国人发言不硬，那人家到时候说你这南极大陆上你们都没有去过，你这了解多少，你发言不硬，所以必须要在南极有一个站，南极圈以内有一个站。所以当时向中央请示建第二个站就中山站。”

1988年11月，郭琨再次率队前往南极圈内的东南极建立中国的第二个科学考察站——中山站。此次同行的还有一个摄制组，其中包括当时身为演员和摄像的张国立。

张国立：“那次我们正好赶上要拍个片子，叫《长城向南延伸》。就是拍这么一个，实际上是反应第一次中国考察的事，那种艰苦的这么一个片子。实际上是一个立志的片子，就是给大家看，中国人也可以去南极，也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考察站。

我当时看到一些纪录片，我们看到纪录片以后，我们觉得特别的美，我觉得。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冰，全都是冰，企鹅、海鸥、海豹，只有这三种动物，就觉得非常的美，而且看来大量的一些数字的提供，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基本是真的是没有中国人走过，所以就有一种冲动，就特别想去。就觉得，当时当然也说了危险，甚至也签了生死合约，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一定得去，就是死在那都是值得，就是那么好的一块净土，就是死在那是我们的福分，实际上是把那给污染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这一次，科考队乘坐的极地号是从挪威买来的旧抗冰船，它可以在浮冰区航行，但是它依然没有破冰能力。

张国立：“但是它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冰船，它就叫‘抗冰船’。就是它的船头能够承受的冰的厚度，其实也就是一米左右。就是一米左右的冰的话，这个船开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南极以后发现那里没有一米的冰，都在两、三米左右的，所以船是根本就开不动的。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那一年特别特别多的故事，就是首先你要能让大家能够了解，因为科学考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一个科学家和他的科学的项目都需要一个专家来做这件事情。而这个船只能上这么多人，比如说上了我们10个这样的新闻组，加上新华社的、中央电视台的和新闻电影制片厂的10个人，这10个人一个新闻组的话，这10个人实际上是占了10个科考人员的名额。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刚开始不是很喜欢，就说我们是科学考察，来这么多这样的人干什么？占了我们的名额。但后来我们真是已经成了生死之交。”

1989年1月14日，陆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队员们都非常兴奋。开始准备抛锚，卸货。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张国立：“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这个手，左侧船的左舷突然就冒出一个真的是比篮球场都大的冰山就起来了，那个冰茬子和和那个海水一下子就整个上船上来了。”

郭琨：“一开始冰崩的时候，冰崩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那个水柱冰消喷到空中一百多米，几十米的那个浪高，30米的浪花旋转着那个冰，小冰山翻滚着奔船就过来了，当时这个船晃晃当当，连碰的船舷全晃动呀，非常危险。”

郭琨：“当第三次冰崩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冰山落在水面上有几十米高，在它底下将近有三分之二就奔着船就过来了。我们当时心里就想完了，一撞到这个船肯定是船毁人亡。”

张：“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甚至比一个篮球场或者比一个足球场都大的冰山，直接冲着这个船就过来了。这个要是直接碰到那个船底下，或者是还有一些就直接更可怕的，如果它推你倒还不可怕，它顶多就是把船给推伤了，或者推裂了，但是最可怕就是如果它沿着冰层底下再走这些冰山，但是它这个由于浮力，它会往上冲的时候，正好要是冲到你的船底下的话，那你这个船会整个的托起来，然后再给你扔到海里头去。”

郭琨：“ 有时候说起来天方夜谭，有时候说起来中国人有福气，有好命运，这个大冰山距离这个船几米远的时候，它停住了这个冰山。没有靠近那船，那小的冰山哗的过来了，为什么？它底下搁浅了。”

这次冰崩彻底挡住了极地号的去路。400米外的陆地，突然显得遥不可及。

张国立：“当时我们记得好像是，反正冰崩以后，澳大利亚的、苏联的、还有美国的、还有日本的，他们都在空中盘旋，都告诉说，你这条船已经是不可能再出来了，几年都不可能了，所以你们赶紧撤退并且因为没有住地，并且这些科学考察员都给腾出地方来说，我们这可以接纳你们多少人，我们这可以接纳你们多少人。”

郭琨：“这个船的周围几百米全都是厚厚的冰和冰山，那你要想出去非常困难，就已经长远打算在这儿越冬，没办法，改给两顿饭，节约用水，船上人员越少越好，迁到中山站站址上头去，用直升飞机把一些帐篷都拉上去，一部分人员。”

张国立：“目的很清楚，就是说船员留下，船在我还在，我船没有坏的时候，我船长没有发命令，弃船的时候你们不能走。新闻组要留下来，就是你们要拍摄周边的这些状况，如果这条船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们要第一件事，要把你们拍的这些带子或者机器给我扔到直升飞机上去，直升飞机赶紧起飞，因为将来可以向全国人民做一个交代，我们的总指挥讲就是做一个交代，要不然我带着这么多人出来，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这条船还沉了我怎么交代啊？”

张国立：“拍摄的时候，也是每天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在议论的时候就说，随时我们可能都死了，但是咱们也是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死就死了，也没有说谁害怕。听着船被挤压的，那个钢板几乎被挤裂的那种声音，你每时每刻你也睡不着，你不可能睡得着，因为它实在太恐怖了那个声音，就是船被那个冰山挤的那种声音，你怎么睡得着觉，所以我们都在船板甲板上面，都拿着机器，都开着机器随时拍，随时拍摄，所以后来很多资料都我们来拍的。”

张国立：“开始一想我要死了，要死了后来我还是一想，我要是掉到冰里头，被冰挤死了那种感觉、冻死了那种感觉，我都挺害怕的，我就不想了。后来我一想反正的我们那些设备箱子，都已经放到直升飞机了，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我就说我去船尾去拍一张国旗的照片。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张照片，这照片我后来留下来了，拍完了，我就把照相机就放到那个，照相机没有，就把那个胶卷放到那个设备箱子里了。因为设备箱子要放到直升飞机上，你要万一走了，我们磁带都放在直升飞机了。就是拍跑一盘，你放直升飞机上一盘，直升飞机几乎都是在那旋转的，只要有事，它赶紧就飞。”

张国立：“所以我们的船真正的撤退那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们和我们岸上的人，实际上他们是，就是从他们撤到岸上那一天起，几乎都没有人睡觉，就是每天都在看着这个船，看着这个冰山的变化，希望能够。也许是这些人心诚的原因，感动了老天了，也许是这样。就是天天他们都看着，每时每刻就这么看着。”

郭琨每天都会坐直升机观察冰情。第7天，他们发现在极地号左边奇迹般的出现了一条冰隙。

郭琨：“因为冰山大小不一样，走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拉开了一个豁口。就利用这一天抓紧这个时机冲出去，所以那个时候一冲出河口的时候大家都欢腾起来了，叫胜利大逃亡。”

极地号脱险后两个小时，冰面的豁口又完全合上了，一直到中山站建成撤离时也一直没有再打开。

1989年2月26日，中山站建成，部分队员当年即留下越冬。

2004年12月12日，中国冰盖考察队从中山站出发向南极冰盖最高点进发。

2004年11月底，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到达拉斯曼丘陵。

他们此行的最大使命就是前往南极内陆深处一片叫DomeA的冰丘，寻找冰盖最高点。这是中国自1984年开始南极考察以来又一次里程碑的行动。冰盖队前往的DomeA地区就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内陆深处，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这一天，第21次队卸送物资的雪地车被面前的一条冰缝挡住了去路。冰缝在一天时间内就发生了变化。

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开始寻找一条可以绕开冰缝的路线。但是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只找到一条稍窄一点的冰缝。搭上木板之后，雪地车才得以通过。通往南极冰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不平坦。13年前，中国拿到冲击DomeA项目的时候就是如此。

1991年，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科学大会在德国不莱梅召开。会上，美国科学家保尔·马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的形式划分成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个考察队去考察。当时，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有中科院研究员刘小汉和院士秦大河。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刘小汉：“他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图在幻灯上一打出来，这么多的路线，各国科学家就自告奋勇，法国说我可以承担那条路线，日本说日本可以承担那条路线。当然基本上各国科学家他提出的承担的路线都是离他站比较近，或者是经过他站的这种路线。”

所有路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东西走向横穿南极半岛的线路。西侧从南极半岛西南极最尖上一直到南极点，由美国承担了。东侧从中山站所在的位置到DomeA，再到南极点的线路则引起各国的争抢。根据南极奉行的实际存在原则，谁首先对一个区域进行考察，谁就拥有在这个区域建站的优先权。而在南极大陆上，这几乎是留给中国的最后一块可以首次独立考察的地方。

刘小汉：“美国说他们要做这个，德国说他们也要做这个，俄罗斯说他们也要做这个，澳大利亚也说他们也要做这个，很多国家都在争这个。秦大河院士我们俩坐着就坐不住了，受不了这种冷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不吭气，这条路线就是中山站到DomeA这条路线肯定也丢了。”

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就有俄罗斯的进步站和澳大利亚的劳基地，他们都有能力承担这条路线。而当时的中国，中山站刚刚建成3年，只在中山站附近进行过考察，还没有任何内陆考察的经验。

刘小汉说：“后来秦大河说，小汉呀这事咱们可来不及请示了，咱们必须得上去争呀，要不然的话就会再被冷落10年，所以秦大河，我说上，秦大河腾就整起来，人家那还正在辩论呢，他就把那个麦克风给抢过来了。说我代表中国要承担中山站到DomeA的这条路线。我们有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样的考察站。我们刚刚盖好的考察站，我们什么规模什么水平，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家，我们做过什么什么样的成果……”

1990年秦大河完成人类第一次徒步横穿南极。当时秦大河横穿南极大陆，名声非常响亮，所有外国的南极科学家看他都是用一种敬佩眼光看他的，所以他上去一说，大家就说那好吧同意同意。实际上大家也心里也明白，中国在那儿建了个中山站，最强大的一站，在那个拉斯曼丘陵是最大的站了，比俄罗斯、澳大利亚的大。再加上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承担这条路线应不成问题。

项目虽然拿下来了，但是这种对南极内陆的大规模科考，全世界也只有七八个国家可以做到。对于刚刚踏足南极大陆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任何条件和经验来完成这种远程的南极内陆考察。

刘小汉说：“当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之后，究竟能不能做成，我们心里还真是没底，我们都没见过什么叫雪地车，秦大河知道。我们这些所有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几个在外国考察站的遇过冬几个考察家见过。”

此后，中国购买雪地车，开始陆续挺进DomeA。1995年，准备不足的第一支DomeA冰盖队前进80公里即被迫返回；第二年，卷土重来的冰盖队往前推进了200公里，第三年推进500公里。直到1998年，第15次科考队开始有了意外的收获。

六年前刘小汉写下南极考察日记的时候，他正在位于中山站和DomeA之间的格罗夫山进行考察。刘小汉20年前就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至今已经六次深入南极，格罗夫山是他的南极梦想。格罗夫山是由茫茫冰盖中露出的64座山尖所组成，也是中山站和DomeA之间惟一一个还没有被人类考察过的冰源岛峰群。

1998年中国科考队冲击DomeA的时候，刘小汉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当时冰盖队兵分两路，一路冲击DomeA，另一路则由他带队前往格罗拉夫山。

当时领导给刘小汉三项任务，一是找着格鲁福山在哪儿，没有地图，只有一张美国卫星照片，有个大概方向，然后冰盖上是什么样，路是什么样不知道，要能找到那儿，就算胜利。但是到那儿以后，第二条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在那儿活下去，不能刚到那儿就回来，看到了，摸一摸，敲块石头就回来也算胜利，如果第二条任务完成了更好，就算立功。如果能在那儿活下去，第三条一定要好好看看在那儿能开展什么样的工作，为今后搞科学考察来做一个准备。当时刘小汉只带了3名队员，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刘晓春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意外发生了。他们仅有的两辆雪地车中有一辆出了故障。按照南极的规矩就是说单车绝对不可以进冰盖，因为太危险了，这是犯冰盖的大忌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大家就傻了，这可怎么办，一辆车只要一出故障，他们四个人就必死无疑了，不可能回来了。这下该怎么办呢？第二天刘小汉他们连打马虎眼带磕头作揖，总算让第四辆车跟着那三辆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雪地车走了。

有一天，走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一看远远的地平线茫茫一片白，那都是一片白还有一个小小的小黑点。最后爬到车顶上用望远镜看，这时候看到稍微清点一个小山尖。小小的一个小芝麻粒那么大一个小山尖。他们就欢呼起来了，总算看见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格罗夫山。

刘小汉：“当时一踏上格罗夫山，就觉得我自己像美国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似的。这是人类的第一步，登上它的山坡的时候，觉得挺光荣挺自豪的，当然不能和登月比，但是也觉得也有那么点类似，觉得非常自豪非常光荣。”

有一个队员说，在格罗夫山工作，你迈出的每一步可能都是人类的第一步，但是也可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步。他们克服了冰缝的危险之后，开始了对格罗夫山的考察。1999年1月3日这天，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刘小汉正骑着雪地摩托带着队友刘晓春往山下滑行，发现了一块陨石，非常漂亮，很典型的标准的陨石。这块陨石是中国南极考察第一块陨石。从那以后，中国揭开了在格罗夫山寻找回收陨石的新篇章。

1999年1月28号，由于要和返回的DomeA冰盖队会合，刘小汉和他的队员只能提前结束他们在格罗夫山的考察。

这一次格罗夫山之行，中国人第一次对格罗夫山进行了系统地考察，并且意外地发现了四块陨石。此后，中国的南极冰盖考察把重点从DomeA转移到了格罗夫山。1999年刘小汉再次进入格罗夫山，回收了28块陨石。到2002年，中国组织了专门回收陨石的陨石猎人队前往格罗夫山，一举收回4000多块陨石。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的陨石大国，也打算在格罗夫山建立一个度夏科研基地。

就在刘小汉发现陨石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9年1月6日，与他们同时出发的DomeA冰盖队也行进到了距离DomeA只剩最后300公里的地方。但是因为一个队员病重，粮草耗尽，被迫饮恨而归。临行前，他们把那里命名为DomeA前进基地，用10个废油桶焊起一个纪念碑，插上一面国旗，并且用中英文写下碑文。

整整6年之后，2005年1月6日，第21次队的DomeA冰盖队在行进了20多天之后，在冰面上发现了6年前留下的红旗。看着当年自己亲手插在这里的红旗，5名参加上次队的老队员百感交集。

2005年1月18日3点16分，中国南极冰盖科考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盖(DOME-A)的最高点。冰穹A是冰盖上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现在，这一亿万年来寒冷孤独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