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年第11期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科技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是集教学、科研、训练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
编者按：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自2021年第11期始，开设“本刊专访”栏目，旨在围绕体育学科建设议题、体育学术前沿问题及体育领域热点话题与体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访谈，以期深化编研结合、引发更深层次的学术思考。
王晓微
北京体育大学学术期刊社，北京100084
采访对象简介
杨文轩
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体育大学杰出校友。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较早进行体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等诸多前沿课题研究。其编写的《体育原理导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影响广泛而深远。
作者简介
王晓微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编辑，副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产业政策。吉林省首届科研春苗人才。
近年来在CSSCI、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数篇，主持省部级课题7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于体育学科而言，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既是重大理论研究任务、学科建设任务、人才培育任务，更是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任务。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好地完成这一庄严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体育学人应在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体育学科的基本理论、现实问题和未来方向，为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贡献。
在“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物质载体。鉴于此，本刊编辑部王晓微副教授（以下简称“王”）就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访谈了华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著名体育学家杨文轩教授（以下简称“杨”），意在总结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探求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把握其学科发展的趋势、提出未来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建议。
王：
尊敬的杨先生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我国体育学界的权威专家，是研究体育学科建构、体育原理的先行者之一。为此，我们想就体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向您请教。
杨：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能够关注体育学科发展这个问题，令人欣慰和振奋。现在真正重视这个问题的人太少了，体育学科理论建设滞后，已经影响了理论对实践的引领、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应答。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体育强国应有之义，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中国体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王：
探寻一个学科发展之源与流，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认识论原则，才能更好地规范与促进现有科学研究。您是中国体育学科创建与发展的亲历者，那我们就从历史的挖掘与梳理开始。首先，请您谈一谈我国体育学科发展走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呈现出了哪些阶段性特征？
杨：
我国体育学科发展建设以重点人物、重点事件为标志，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首先，我国体育学科的建构整体起步较晚，真正确立“体育”这个词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1923年体操课改为体育课之后，体育人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有一批学者开始引进新学科，比如留美、留德、留日的袁敦礼、方万邦等学者开始涉及体育原理类的研究，引进一些学科论著，如《体育原理》等。之后，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关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是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体育学科全盘学习苏联的模式，这期间最有影响力的是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的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他在北京体育大学讲授“体育教学理论”（后来改称“体育理论”），并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一批青年学者参与体育理论的学习，培养全国体育教师和体育学科建设人才，这批人后来也成为我国体育学科建构的中坚力量，影响深远。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学校体育学”。学校体育的教学大纲与“劳卫制”、竞技运动的“全国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举国体制”等都是参照苏联的模式，可称为“引进学习阶段”。
改革开放后体育学科取得重大进展，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体育学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体育理论》一分为三：《体育概论》（曹湘君编著）、《运动训练学》（过家兴等编著）、《学校体育》（金钦昌、钱耀庭主编）。此时体育理论开始裂变，其他学科逐渐融合进来，这是当时具有集中影响力的事件。另一影响较大的事件是关于话语体系的争论。当时林笑峰先生提出了“真义体育”。“真义体育”实际上是引用了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体育真义”，林先生认为，中国体育还在起跑线零点上。相关部门的领导对此言论持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在体育界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论，这件事情在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真义体育”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学者们对体育概念的辨析、对学科体系的思考，如成都体育学院周西宽等一些学者开始做体育学科的相关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华南师范大学开始集中力量进行体育学科建设，当时卢元镇、胡小明和谭华等学者进行了一些原创性的学科建构研究和实践，开创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原理”“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体育史”等新学科，形成了一批新成果。我们认为，大学需要积淀，学科需要积累。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促进了体育学科的发展，从方万邦等，到林笑峰，再到邓树勋、卢义锦、卢元镇、胡小明、谭华等几代人的积累，华南师范大学成为国家体育基础理论研究重点学科（培养），成为当时国内公认的理论高地，并引起当时国家体委的高度重视。2009年，我发表了《体育学科体系重新构建刍议》一文，首次呼吁体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但遗憾的是当时体育学术界内极少有附议甚至无人呼应，反而是一些专门从事学科体系研究的学者认为体育应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
总体来说，中国体育学科整体发展还是比较滞后的，第一是指与其他学科相比滞后；第二是指理论构建相对于实践来说比较滞后，目前的体育理论并没有办法解决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健康热”一浪高过一浪，从“红茶菌”“鸡血针”“甩手运动”到“气功热”，体育学者总是缺席。在体育学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小到名词称谓、分类标准，大到理论解读，都充满争论，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滞后。
王：
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中，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着实存在一些制约性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需要正视不足，以往鉴来。当然，我们也需要肯定成绩。那么，我国体育学科发展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其中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体育学科发展至今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
这几十年取得的成果还是相当丰硕的，体育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科体系框架。1997年，体育学成为一级学科；2000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是体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在这个过程中，体育学者们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比如在诠释“举国体制”研究方面，就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管理理论成果。如果说体育学者的努力是内在动力、其他因素属于外在动力的话，那么体育学科的发展则主要靠外在动力，因为我们的国情决定了领导重视和行政推动力是体育学科发展的2个关键要素。从北京体育大学聘请苏联专家凯里舍夫讲学，到1979年开始的全国青年教师培训，可以清晰地看到行政力量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体育学科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自身的主要问题包括：格局与架构太小，专业太少，相关学科建设缺乏相应依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思辨能力不强甚至缺乏思辨，力量弱并且分散。从内部来说，体育自身的学科建设确实存在问题；从外部来说，则是重视不够。比如，EMBA的案例教学搞得红红火火，可体育的“EMBA”却搞不起来，事实上，体育领域的成功和经典案例数不胜数，发展乏力的原因是我们体育学科缺乏思辨，缺乏凝练、总结和升华。此外，我们的信心也不足。实际上，体育人自身的能力水平并不差，我们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把体育学科建设得更好的信心和勇气。
王：
您的话令我们体育人信心倍增。刚刚我们谈到“政府的行政推进力”，事实上，我国很多部门、行业的发展，乃至学术体系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需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推进力，目前，我们的体育学科体系建设更是如此。
杨：
是的，领导重视和行政推进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否则，我们学科体系的构建将会道阻且长。但是，我们国家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以及学术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学术权力的守正也很重要。如在较短时间内采用封闭式高强度训练，对竞技运动水平提高效果突出，但是其弊端也很突出，改革势所必然。中国体育改革是采用渐进式的，这需要理论的探索和精英的觉醒去影响决策，最终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近期提出的“体教融合”就是这种尝试。
王：
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体育学成为一级学科。请问当时体育学科目录设置和管理办法等方案是教育部门还是体育部门牵头做的？
杨：
当时由原国家体委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分别牵头，做了2个方案，最终各自形成一个版本。学科分类和专业目录是一致的，而实际学科建设却是分开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我主张大融合、大联合、大协作，举全国体育理论工作者之力，先发展、后规范，在发展中规范、在发展中统一认识。我的这个想法运用在《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委成员的构成上。当时我从全国的体育专业院校、师范类大学体育学院、综合性大学体育学院中选了一批由老、中、青组成的编委会，大家齐心合力干工作，效果很不错。目前，全国80%以上的体育专业都还在用这本《体育概论》，也由此构建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体育话语体系。
王：
我们知道，体育学在教育学门类之下，作为一级学科下设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这种分类已过去24年，历经2次学科调整但仍无变化。这已严重制约着体育学研究领域的外延，体育学科“窄化”、体育院校“同质化”，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请问，1997年依据什么标准划分的4个二级学科？
杨：
当时，在石家庄会议上，一批专家及教育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体卫艺司领导在讨论体育专业目录时，也只能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定，说实话，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当时把体育定为体育教育还争论很久，大家认为体育本来就是身体教育，称为身体教育的教育不妥，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这样沿用至今。现在来看，这4个二级学科内容太少、范围太小，不足以支撑体育学的学科发展。创建一个学科需要大量的其他专业作为支撑，比如运动训练可以包含二三十个专业，体系做好了、内容丰富了，篮球、足球、排球等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专业；体育管理也可以进行划分：体育博彩管理、相关上下游产业管理、广告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等，每一个都有复杂的管理知识和内容体系。所以，必须将现有4个二级学科进行扩大，否则一定制约体育的发展。
王：
20世纪90年代，您曾经带领相关学者拓展了一批新的体育学科方向，比如“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请问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杨：
当时，我感觉整个体育领域缺少“思辨”和“总结”，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拓展学科范畴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体育学科薄弱的现状。我们的理论没有办法引领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没有办法回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办法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争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体育缺乏自己的理论范式没有关系，可以通过构建新的学科解决问题，哪怕只是简单地搭建一个学科框架。当时体育的学科框架太小，这会导致体育学科越走越小，甚至在发展过程中丢失学校体育等已有的学科专业，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在基本理论，如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基本原理等领域中布局，如邓树勋教授的《运动生理学》、卢义锦教授的《体育解剖学》，卢元镇教授的《体育社会学》、胡小明教授的《体育人类学》、谭华教授的《体育史》，我和陈琦教授的《体育原理》《体育概论》等等。当时在华南师范大学形成了全国公认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高地，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今年，我们又荣获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体育学科唯一的先进单位。
王：
一路走来，您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在体育学科发展过程中作出的努力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您在学科建构过程中遇到过质疑的声音吗？
杨：
还好，个别的质疑声是在所难免的，但总的来说，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们当时认为，我们有责任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鼓励大家“读书人要立言，一个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要真正留下一两言、留下一两点建树，这就是成功的”。所以，卢元镇、胡小明、谭华等教授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虽然我们有时也会产生争论，甚至争论很激烈，言词很犀利，但学术争论是好事，是学术繁荣的标志，意见不同也是正常的，求同存异嘛。回忆起当时，我们引发的质疑和争论还真不少，比如“真义体育”引发的体育概念与学科性质之争；从“工具”到“玩具”的体育功能之争；从“批判理论”到“建构理论”的理论范式之争等等。争论归争论，但我们彼此之间却友诚相待，相处融洽。
王：
是的，关于体育功能的“工具论”与“玩具论”，当时确实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但也正是这些争议促进了对体育功能与价值、体育本质的思辨，增进了学术认知。杨先生，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请问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背景下，体育学科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就哪些重大的问题做出回应？
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大体系”的建设，要求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宏大工程。构建“三大体系”的有关政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国家“十四五”规划也为体育强国描绘了良好发展蓝图。因此，我们需要把握时机、乘势而上，将体育学科建设排进议事日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体育学科发展步履维艰，一是体育界对基本理论建设重视不够；二是基本理论研究队伍人数少、分布散、形成不了聚合效应；三是基本理论建设投入较少。当前，我国已经是大型体育赛事最频密的国家，大型体育赛事的预算是刚性的、收益是可预见的，所以可以花一百亿乃至一千亿。而学科建设是柔性的、长期的，成效也是难以量化的，由此造成了花在基本理论建设上的经费很少，潜心研究的一群人往往“日子清苦”。
我认为，应该对“三大体系”建设积极地予以回应。
首先，要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大体系”建设的深远意义。各体育院系要把“三大体系”建设当作基础性、长期性、关键性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人文主义，加上我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重视知识的实用性，而将知识的思辨创新视为“无用”，但这些恰恰是基础性、长期性、全局性的工作。
其次，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式、学习型平台。一个体系只有开放才有生命力，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应该这样，其他学科也不例外。要以问题为导向，把问题一步一步推向深入，一点一点积累成果，功成不必在我，回眸万程，就可以看到成功的每个脚步。可以参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彼得·圣吉提倡的学习型组织。当然，北京体育大学也至少有过2次非常成功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凯里舍夫讲学、 1979年开始的全国青年教师培训）。新时代、新形势下，北京体育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牵头”“举旗”，当好排头兵。
再次，体育理论工作者要奋发有为，有为才能有位。
王：
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界不断被突破，交叉学科成为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2017年，教育部等部门提出“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建设也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创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2020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成为中国第14个学科门类。在此背景下，我们体育学科应该进行哪些调整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杨：
首先，要搭建好学科体系架构。如果没有学科架构，体育都不会有一席之地，怎么可能持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的格局要做大，不要做小，不能把路越走越窄。同时，要不断总结体育的一级、二级等各个子学科，形成一些系统性、成体系的理论和思想，以引领、指引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久久为功就一定会有成果。
其次，要凝聚一批队伍。学科建设（包括其他学科）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学科发展一定是采取渐进式的，而不会是颠覆式、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我们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具有强烈的指引性，唯有目标明确，才有导向。所以，体育学科建设需要一批精英引领，慢慢地唤起更多学者的意识觉醒，得到学界的理解、认同，然后带领大家在共同愿景下稳扎稳打，一点点向前推进，直至成功。
总之，扩张学科架构、凝聚体育人才、引领者扛起大旗，这样就具备了基本的条件，久久为功、逐步推进，最后积极宣传取得的成果，将注意力引向学科体系建设，这样体育学科才能持续进步。
王：
您认为，体育学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
杨：
体育应该成为一个门类，而不是教育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事实上，教育门类也无法涵盖像奥林匹克等领域了。但我们还任重而道远，总的来说，我认为：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首先是有困难，体育学“三大体系”成果不够丰硕，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也未引起足够重视；队伍数量少、分布散，投入少；缺乏本学科的理论范式，以国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为主。所以，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有办法，体育学科建设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建构，取得了一大批有显示度的成果，初步形成体育的学科体系架构。同时，可以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体式”、改革开放初期“大协作”等为参考，这些成功的全国性大协作的实践案例都可提供有益经验。
有希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大体系”建设。近些年，我国举办了众多国际体育赛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等待总结并进行理论升华。此外，还有艺术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经验可循。只要我们目标清晰，久久为功，未来可期。
王：
如果我们朝着把体育学申列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我们现有的一级、二级学科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
杨：
就目前而言，体育学界基本认同以体育实践主体的目的作为划分体育学科的标准，以身体练习作为逻辑起点，可把各种体育实践活动划分为：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和健身休闲3种体育实践现象，揭示它们各自规律的学科分别称之为身体教育学、运动竞技学、健身休闲学3个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各个学科都要“放开、做实”。
以竞技运动为例，可以不断拓展、丰富其内容，比如，我认为可以把篮球办成一个专业，全国许多学校在从事篮球运动教学，有好多经验可以总结提升，逐步完善篮球的管理和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实践，充实其理论内涵，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NBA），风靡世界，把竞技运动做到极致，一个篮球，内容就如此丰富。再比如，现在也有很多健身娱乐，包括上下游产业、俱乐部、赛事等，可以从多方面对其进行总结、加以建设。每个专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都是不尽相同的，不要试图用一本《体育管理》解决所有专业的管理问题，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
王：
非常感谢杨先生接受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采访，再次深表感谢！
后记：
学科发展与建设水平代表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因此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工作。在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历史征程中，发展我国体育学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学科体系是新时代的要求，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从这种意义上讲，体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必须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社会需求、紧扣体育发展的时代使命。
此外，“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使得体育学科原本模糊的学科边界变得更加难以厘定，使得教育学门类无法涵盖体育学所有学科的状况愈加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体育学脱离教育学门类而上升为学科门类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对体育学科体系重构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为此，要首先确定体育学科构建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确定体育学研究的对象、范畴，进而厘清体育学科边界，为体育学科上升为学科门类做好理论准备。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对体育成为学科门类的呼吁能够成为现实。
（本文经杨文轩先生确认后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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