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1952年）作为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他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克罗齐先生出身望族，担任过意大利政府部长和参议院议员，亲历了意大利民主政治的颠覆与重建；一生著作等身、涉猎广泛，出版了80多本个人著作。而其中《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集中反映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对传统史学重史料轻思想的观念和倾向进行了批判与革新，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在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克罗齐提出了历史与哲学的同一论观点；并在这一观点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今年恰逢该书初版面世一百周年，鉴于本人有限的视野和知识储备，仅就书中这一核心命题结合一些学术著作和当下现实浅谈一下个人的读书见解。

著名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

关于历史

历史是科学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否用于历史的研究？这些问题也许不会有标准的答案，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开篇首先探究了历史的含义，将历史与编年史相区别开来。众所周知，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哲学体系不等同于黑格尔哲学。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同时还是一个过程；对于这个整体，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把握，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又必须历史地来看待。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历史绝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历史不是“牧歌”，历史也不是“恐怖的悲剧”，历史是一部戏剧：所有时代、一切民族、全部成员登台表演，它们集无罪与有罪、善与恶于一身，但历史的主导思想是善，并最终促恶向善。史实不是独立存在，唯有经过人的思考才有意义，史实及其意义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动中同时产生的，史实与意义的结合才构成了一个历史判断。这个判断并非是关于个别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思想活动的结果。所有的实在本质上都属于精神，精神即是历史，真正的实在即是历史，一般的自然并没有实在性，而仅仅是精神本身的产物。简而言之就是思想产生历史，历史是人的思想活动。这也就是构成了克罗齐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即是哲学，具有同一性。

历史与哲学的辩证关系无须赘述，克罗齐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在人对于历史的认识的问题上，意在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历史认识离不开主体自身的意识。“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也就是说，只有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刺激，人们才会真正研究与之相关的历史，也才能真正懂得相应的历史。当然，这一具有批判色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除此以外，仍具有合理的成分存在。

中国学术界在针对克罗齐以及他的历史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而又纠结的认识过程。作为一个兼具历史学与哲学深厚造诣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学术思想和开创性的学术成就是不容否定的；但拘泥于时代和所受前人的思想影响，他的一些观点也的确存在着不够完美之处，甚至难以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他的历史观更是和唯物史观站在了相对立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来看待呢？正如本书序言上的一句话：“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来研读这些著作。”换句话说，读书和学术研究就像吃鱼，我们要汲取营养也要剔除鱼刺，这个世界上但凡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人们以务实的态度来获取，而不是抵制和无视。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恰逢当下关于西方价值观的争论，我想套用克罗齐在书中所说的，这种争论“当然会有用；但是我觉得没有这样做的必要，至少此时此地没有必要。”历史学人应当以现实需要作为自己研究思考的方向，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从故纸陈堆里发掘出活的历史，以理性的态度来辨别所谓的西方价值观。不能盲从，更不要做思想的奴隶。

关于当代史

克罗齐的观点既是对前人哲学思想的批判，也是对前辈们的观点兼容并蓄。观点没有新旧之别，虽然一些观念存在争议，但丝毫不减这些观念独到深刻所具有的魅力。历史学也正是历经一代代历史学家批判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的，每个时代都是兼具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我们既不能对前人的研究断章取义拿来妄加批判，也不能一味推崇、迷失自我，失去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自晚晴戊戌维新前的托古改制、民国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孔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一次又一次地片面扭曲、否定前人的思想，一次比一次彻底。姑且不论这些历史事件的正当性或是革命性究竟几何，其所造成先哲孕育后人传承的民族核心文化被不断破坏直至颠覆，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仅仅想借批判传统来实现推翻现有的种种束缚的企图，最后并不会实现社会大众在理性思想层面的突破，而是停留在了对传统的敌视、排斥，盲目地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假装正确地走下去。因此，没有继承性的批判是对传统的亵渎。

克罗齐在书中所指的当代史是意在说明人的思想和精神都具有当代性，我们对于历史的思考反映的自然就是当代人的精神，传递的是当代人的思考，满足的也是当代人的需要。“‘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克罗齐所说的当代史显然已经不是时间范畴所指的历史，而是与当下思考发生紧密联系的意识。这一表述把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结合在了一起，凸显了历史的现实意义和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重要。例如中国历代编纂官修史书中，不同朝代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未必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向左的看法。重修史书，并非是比前人多得了可以佐证的史料，而是认识主体不同，历史的认识和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尽相同，而且更符合当代人的时代精神，也赋予当代人对于历史的思考。再如，无论是东方的《论语》还是西方的《圣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后世对于经典的解读和诠释都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解读也相当程度地促进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历史研究观念上的创新和价值准则的坚持是历史学学科生存与发展应有之义，做历史研究要做对社会有益的研究，既不能脱离现实、死磕经典，刻意以高冷的姿态将研究历史与社会生活保持距离，也不能一味迎合大众的口味，以戏说水煮的态度来做研究，失去了学术的严谨和对历史的敬畏。

清代所修《明史》便多有伪作之处，甚或销毁原始文献，为史家所不齿

正如前面所言，克罗齐认为所有的历史具有当代性，但他所主张的当代性并非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史实进行刻意地修正或者是扭曲，而是基于当下社会需要，让历史重新焕发时代的活力，摆脱僵化死亡、被人们遗忘的命运，成为活的历史，而非编年史。也正因为此，不仅不是如兰克所主张历史学家要在编写历史时“消灭自我”，反而是历史应该突出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力求主观精神使历史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有思想才是历史的灵魂所在，当代性对于历史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

克罗齐在本书第二编中将20世纪初以前的西方史学史划分六个阶段，分别是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史学、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启蒙运动史学、浪漫主义时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透过他对于西方史学史的分析，可以看到他对于传统与革新的取舍与拿捏。正如他在结论中所提及他“对《历代教皇史》一书只提到其中的矛盾，其实它仍是一本杰作”的观点，在评价前人的作品和史学观点时，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应客观实际地分析问题。实际上，作为史学的入门者，读《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更多地是抱着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态度来品读的，意在形成自己对于问题的观点看法；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生，读书如果尽信书，长篇附和前人，亦无异于收起雨伞淋雨作醍醐灌顶状。

全文围绕书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讨论，在充分借鉴其人文性的同时，也不能回避这一观点的消极影响。笔者无意挑战克罗齐先生的逻辑，也无意重提唯物、唯心的差别或是唯物、唯心史观孰对孰错，但必须提一下以这个命题为代表的“克罗齐文化”对史学发展产生“推动力”的同时所具有“摩擦力”。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基于当下而对过去在思想上的回味而已，如果历史都系于历史学家的兴趣、思想，精神成为历史的创造者，那我们人类的历史是否已经不算我们理解的历史，只是“哲学的历史学家”大脑中的爱恨情仇了？这种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审视历史未免悲观、虚妄。

笔者认为，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事实与主观叙述相结合的产物，不容否认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文本是由历史学家主观性介入的结果，无论如何避免个人色彩，无可回避历史文本中必然会包含主观的意识形态。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现实是前人以及当代人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客观结果，结果当以过程论。克罗齐把历史归纳为源于当代、具有当代性的精神或是思想活动，无疑是把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重新思考和审视，而对于历史的真相则更应不断地求索，而不是把历史定义为历史学家主观的思想，忽略或是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切将无从谈起，也将势必增添一份消极的色彩。历史研究必然会有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价值判断的尺度则是历史学家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下所需要把握和忖度的艺术。

太史公治史之见，与克罗齐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意识形态高度对峙的20世纪，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对这段波澜的历史也展开激烈的话语权竞争过程中，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都没有缺席。在这个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年代中，历史事实的阐述基本符合客观前提下，历史文本具有的表现力更多体现在历史学家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的哲学思考。例如保罗•约翰逊的《现代：从1919到2000年的世界》，从1919年5月日食开端，意在以保守主义为总基调揭示20世纪人类所遭遇的苦难的根源，用以批判20世纪的乌托邦、统制经济、精英主义的思潮。再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著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具有总体性的新社会史视角说明了在20世纪人类所创造和应用的古典手段几乎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正在或已经失效，因此我们的未来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从这些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出，在具有个人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叙事和论史未必周详得当，但历史的真相在纷繁复杂的演绎中仍然具有相对真实和客观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贝耐戴托·克罗齐著 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贝耐戴托·克罗齐著 田时纲译 《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彭刚著：《精神、自由与历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张广智著：《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 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8] 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