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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历史意在探究“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若上升到治国理政高度，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国安邦之根基和借鉴。因此，用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进行总结，重大意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反思历史”、“重新评价”、历史研究要有“新思路”等之名，极力推销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占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否定我们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揭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泛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资本逻辑是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

历史是在思想之中得到认识和把握的人类生存活动的有机整体，是一种意义的存在。人们正是通过一定的意义来理解历史，而不仅仅是将过去的事件在时间序列上做一个简单的排列。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意义在，则历史在；意义变，则历史亦变。历史虚无主义实为意义的虚无主义渗透到历史研究之中，并通过“历史研究”（实为对历史既存意义的解构）最终完成其自身。因此，要彻底揭批历史虚无主义应追溯到它的虚无主义根源。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源自西方近代资本逻辑，它与“上帝死了”共享同一个过程。当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使信仰的上帝死了之时，当康德的批判主义使理性的上帝死了之时，当尼采的最高价值贬黜而使道德的上帝也死了之时，虚无主义就产生了。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和揭批最深刻的要算是马克思了。

马克思认为，要探寻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不能仅仅停留于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领域，而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和现实运作过程中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34)作为一种意识的虚无主义同样是受“现实生活过程”决定，并反映“现实生活过程”，只有回到“现实生活过程”中才能深刻理解虚无主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是导致虚无主义的根源。首先，资本逻辑亵渎了既有价值的神圣性光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P275)其次，资本逻辑的物化过程导致人的空虚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3](P479-480)这即是说，资本逻辑在促使人的本质充分发挥时，又扭曲了人的发展过程，使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

在马克思的话语中，物质生产活动应既以满足于人的直接生存需要和活劳动的再生产为直接目的，更要满足以人本身的“自我实现”为内在目的。这二者统一于同一活动过程之中，并且前者也是为后者服务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同一活动过程”被资本的强制力量彻底打破，使这两个方面被撕裂开来，并产生了对抗性：一方面，资本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无限制地自我增殖是其最高目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一最高目的；另一方面，资本的自我增殖又恰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必然性”或“外在目的”，即资本把人的自身直接需要当作自我增殖的条件和手段，无视生产活动的“内在目的”，异化产生了。异化导致了人存在意义的虚无。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正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化已成为控制人并奴役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虚无主义也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4]因此，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

尽管虚无主义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虚无主义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基本事实。但凡有资本逻辑存在、发生效用的地方，便无法否认虚无主义发生的可能性。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在精神价值层面的表现形式。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表现为一种强劲的精神文化思潮，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个具体领域的虚无主义，如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资本扩张到哪里，虚无主义就可能蔓延到哪里。用马恩的话说就是：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二、资本逻辑的存在为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提供了可能性

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里，资本统治的内涵是指资本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处于宰制一切的地位。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资本统治的社会，资本借助于理性的力量，使得具体的个人受抽象概念统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的最终命运受制于资本统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至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日益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已初步显现，资本逻辑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本性改变着中国落后面貌，资本逻辑的存在为中国虚无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虽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不仅能催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为主要的是能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发达阶段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具有自己的本性，会按照它自己的特性运行，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仍会酝酿着虚无主义的风险。

首先，资本逻辑导致个人生命意义的虚无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生产劳动是人本质展开的一个重要维度。但资本将作为“活劳动”的人变成了自我增殖的工具，劳动也因此由作为体现生命意义的存在变成了一种资本要素的存在，人本身的价值就被虚无了。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虚无只有在资本与劳动的剥削和对抗性关系中才会显现出来，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我国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存在的。2014年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就是说，资本逻辑在我国当下是存在的。这主要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催生我国巨大生产力的重要支点。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尽管叫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货币等成为资本。既然有产生虚无主义的经济环境，那么虚无主义就会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所显现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全球市场秩序中，这使得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中获得了伸张的空间。”其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金钱至上、唯利是图、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媚俗恶俗、廉耻丧失、笑贫不笑娼等现象表面上是社会风气的恶化、个人私欲的膨胀，人们大都将之归为转型期中国必然经历的道德困境与价值危机，但实质上这是资本逻辑下个体生命意义虚无的表征。”[5]值得我们警惕！

其次，资本逻辑也扭曲了社会关系。当资本逻辑虚无了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时，也就等于虚无了他人的存在和价值，将他人视为工具性的存在成为必然。这就使得由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被扭曲和异化，最终导致资本逻辑成了理解和建构社会关系的最深层原因。当前，人们普遍抱怨的人情冷漠、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等，实质上就是由资本逻辑催生的中国式虚无主义乱象。

第三，资本逻辑还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生态的可持续性是一切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在资本逻辑驱使下，每个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资本积累，把人和自然都变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和因素，不断扩大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这势必会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增加，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支配与统治的关系，无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6](P384)基本存在事实，生态危机是其必然结果。当下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资本的无节制扩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虚无”的哲学核心概念（道家哲学），但在中国走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中的“虚无”理念并没有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这即是说，在当代中国，作为一种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外生型的，是外来的虚无主义渗透到中国的历史研究、政治和文学表达之中，企图颠覆或否定主流历史叙事方式，从而构建一种所谓新的历史意义，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但是，虚无主义来到中国后却找到了自己生长的环境，它的主张自然会伴随着资本的扩张而得到传播，并在传播中不断地具体化自己，使自己得到充分展现；反过来，渗透到各领域的虚无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又凸显了虚无主义的自我实现和完成。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特定的政治概念，但它仍然具有虚无主义根源的底色。因为没有了资本逻辑，它的所谓“虚无理论”就没有了现实根基，也就不会有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了。当然，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一定具有中国的特性，其政治目的很强。既便如此，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基于资本逻辑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虚无主义。

三、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传播

邹诗鹏教授认为：尽管中国文化很难形成虚无主义传统(因为虚无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土壤)，但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空前遭遇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7]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进行大肆歪曲、颠倒、篡改、捏造等，企图彻底否定“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的叙事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往往在“解放思想”、“全新视角”、“另类解释”、“还原历史”等名义下，采用“打擦边球”的模糊方法。这就决定了揭批历史虚无主义的难度和路径选择。

虽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沉渣泛起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现实问题，但它也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门大开，伴随着吸引外资的脚步，附着在外资身上的各种主义也随之而来。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胶着在一起堂而皇之登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借助于在全球掀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风迅速吹遍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各个角落，并试图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导致的思想文化变迁进程中占据主流位置。因此，我们在揭批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时，不能忽视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个“帮手”。

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现代性的激进批判和否定，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切入中国学术界，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捕捉并引入中国的文化争论之中。后现代主义似乎天生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缘分，很多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同样，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一进入中国的文化争论之中，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广泛的关注。”[8]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在一个“反”字，如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反中心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等。由此观之，所谓“后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反现代主义”，但这种“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而是一种消解或解构。因此，解构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在德里达、巴特、福柯等解构主义者看来，根源于永恒意义和恒定秩序的“结构”具有先验性，往往受制于权力和主流话语，因此需要使“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9](P174)德里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去中心化”，并要求重视中心之边缘和被隐瞒、被掩盖的细小环节。解构主义者否定结构主义把语言当成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有明确含义的结构体系，认为语言的含义不在语言符号本身，而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比较和差异之中。既然有如此前置性预设，那么否定既定概念，肢解传统，把既有的结构全部打垮，就成了解构主义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伟业”，解构主义者精心选取了复制、拼贴、移植、拷贝与戏仿等方法来消解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的追求。而这恰好成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所借用并大肆发挥的叙事方式。事实也的确如此。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文化市场在中国的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论政治还是大众传媒，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10]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机会和选择似乎越来越多，但对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总觉得无力把握，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我在不断失落；另一方面，我们又殷切希望能找到最核心、最真实的东西，表达自己，实现自我，但却又找不到认同，是随波逐流还是挣脱牢笼，我们该如何存在。这种现实境况就导致了“后现代主义似乎天生与当代中国文化有着某种情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

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借用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先预设好一个能表达自己意愿的结论，然后通过复制、拼贴、移植、拷贝与戏仿去发现或发掘一些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所谓离奇史料进行论证，并采用“以论代史”的所谓深度分析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表面上做到了“有理有据”，实则以偏概全，歪曲历史事实，否认历史真理。但这一伎俩很能蛊惑人心。由于一般读者并不去认真推敲或缺乏甄别能力，在对“新视野”猎奇心的驱使下只满足于所谓“有理有据”的碎片性结论。同时，在具有形式多样、传播快捷、受众广泛、网络虚拟匿名等特征的新媒体平台推波助澜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呈泛滥之势。

四、虚无中共党史中的定论是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内容

由于所秉持的历史观和立场不同，对于同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秉持唯心史观，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大肆翻案，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意图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时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正如已故的龚书铎老先生所言：“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则不虚无，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11]这就是说，只要是中国共产党极力倡导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极力将其虚无，只要是中国共产党极力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极力将其美化。其方法是“从历史领域入手，妄图通过否定历史否定现实，除掉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依据，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地位，以实现消解或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12]

从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刊发的既有文献资料看，他们虚无的核心内容是中共党史中的既有定论。尽管他们也虚无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些观点，但这不过是在借古讽今。如：将岳母刺字虚无为“作秀”，认为秦桧“也不完全是坏人”的翻案。因为岳飞和秦桧在中国共产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是正邪对立的人物，对岳飞的虚无和对秦桧的翻案实际上是在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形成的历史认知体系。总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之虚无的选择性是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

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共党史时，把主要目标锁定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他们完全不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定论，通过各方面、各渠道对所谓历史文献的细节研究或新发现来极力贬低和丑化毛泽东。如：长征途中的“抬轿子”论、文革中的“鞭炮事件”等等。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的那样：目前中国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众所周知，毛泽东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他还指出，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泽东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既有制度上的原因，更有思想上混乱的原因。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即把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发展成果和思想成果与改革开放前30年割裂开来，而毛泽东思想被淡化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13]

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成就时，将主要目标聚焦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上。他们极力无视改革开放所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事实，通过夸大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宣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借此质疑改革开放，从而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如：改革开放只是少数人获益，尤其是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在改革开放中，社会风气大幅滑坡，贪污腐败现象滋生；经济的发展是以挥霍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实质上是透支人民的经济富足和幸福生活的结果；等等。由此得出“现在如果还不彻底地、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终将万劫不复”的结论。这实际上否认了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共识。

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说：“未来在现在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性脉动中开启了自己，而现在的生活实践则又是从过去的生活实践及其改变世界的力量中汲取营养。”[14](P30)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为名，企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连接中构建一种满足他们诉求的历史意义，从而达成其政治意图。这就是说，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的目的，而是要通过这种虚无来构建一种所谓新的“历史意义”以实现其政治意图。正如有学者所言：“持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其本意并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现实，通过反思历史，通过抹黑历史，通过割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打掉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为此，守住思想防线这个第一道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是其应有之义，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当下责任。

五、钳制历史虚无主义市场是克服其泛滥的重要途径

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连接中，现在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人们为了现在的意义追溯过去以寻得合法性，为了现在的目的展望未来以获得认同感。一般来说，虚无主义产生于旧的信仰价值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信仰价值体系还未建构起来之过渡状态。正如大多数学者在揭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时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泛起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这无形中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泛起提供了某种可能的现实场域。正因如此，我们在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时，不能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理论到理论的批驳，还需要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及其程度，从市场需求这方面围堵，不让历史虚无主义有机可乘。为了有效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持续泛滥计，我们以为需要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1、捍卫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从整体上讲，唯物史观还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和解释力一种历史观，科学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要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最根本的是坚持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捍卫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唯物史观原则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所谓“历史选择论”，还是有意颠倒混淆中共党史、国史发展中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都与这一原则相违背。同时，要强化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认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包含三层含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撇开成见和感情的严谨科学态度、归纳演绎的科学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然不顾科学的内在要求，打着科学的旗号公然反对科学，他们既否定客观历史真理的存在，又戴着深度政治有色眼镜，完全抛弃历史事实的因果性，还通过复制、拼贴将简单、片面的历史事实叠加在一起，塞进大量的“私货”后得出武断的结论。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唯物史观视为阶级斗争决定论、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历史终结论”和抽象的社会学公式等观点应予以坚决批驳。另外，还要继续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教育，加强对党史、国史和军史的研究与普及，使广大党员和群众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掌握观察分析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正确看待历史。

2、强化对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新媒体的监管。新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各种论调和言论，在传播上呈现一些新特点：一是更加注重网络的便捷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微博、网络大V、公共微信平台或个人微信等，使得部分手机客户端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散地；二是更加注重传播内容的“精巧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宣扬历史实践启示的名义下，断章取义，任意剪裁，戏说讽刺历史伟大人物；三是更加注重大众化口味。历史虚无主义者采取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核心观点转化为夺人眼球的通俗文字或感性的艺术形象，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为此，亟需强化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新媒体的监管。一方面通过新媒体加强人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提高网上行为自我约束和甄别是非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一批在新媒体平台上敢于和善于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战士”。

3、要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中国之所以拥有一定市场，既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又源于实践中存在着一系列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沉渣泛起的逻辑可以归结为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促逼了对历史问题的学术性再认识，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再认识塞进了“私货”，于是就有了当下否定我们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不断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规范性矫正，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更要重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让普通民众在“四个全面”的推进中增加“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围堵历史虚无主义需求市场，从而最终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邹诗鹏.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课题——马克思学说与西方现当代有关话语的界分[J].天津社会科学,2009,(3).

[5]杨丽婷.论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图景[J].广东社会科学,2005,(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