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国故新知”系列讲座/沙龙第17期在东五楼406举行，历史所所长雷家宏主持此次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时龙、解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勇围绕“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前沿与展望”展开座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冠华、吴绪，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郭嘉辉，台湾元智大学何威萱，香港理工大学林展，武汉大学吴兆丰，华中科技大学夏增民、陈文龙、朱冶等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座谈。

前排左起分别为：刘勇、陈时龙、解扬、吴兆丰

陈时龙首先对讲座主题进行解读，指出“前沿”未必是焦点与热点，两军对垒之下，冲锋陷阵的未必是“前沿”。明代思想史研究需站在对研究史的解读上，学者充分掌握研究史，才有可能向前迈出一小步，做学问需具备前沿意识。他总结近二十年来明代思想史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趋势，一是阳明后学研究的高涨，学界重视阳明学研究与社会史、哲学史，代表性著作如吕妙芬、吴震、钱明等的专著，而像耿宁等国外学者以诠释学解读明代思想的作品也被译介到国内。二是学者追溯阳明学起源，其关注向前延伸至明前期理学家吴与弼、陈白沙人的所思所想。三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结合更明显，如朱鸿林等学者对王阳明、薛瑄、顾宪成等人孔庙从祀问题的研究。四是资料整理的高潮，《阳明后学文献丛书》陆续出版，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等人的全集的辑佚和整理也取得新成绩。不过，当下明代思想史研究也存在低级重复、空洞诠释、脱离历史背景、碎片化与琐屑化等问题，期望今后能出现像侯外庐《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那样综合性的反映学术新成果的钜作，也希望在座同学扩大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关注大问题，注意思想史研究与区域史的结合，与政治史的紧密关系。

解扬以黑格尔“找出哲学的开端是一桩难事”为引，指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是思想留存下来的文献。他主张先要对思想存在的文本做一番了解，再辨析思想的内涵与时代价值。以个人研究经历为例，解扬指出，无论研究对象如何复杂，只要娴熟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手段，就能追本溯源，返本开新。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文本，版本文献学的知识是首要具备的。阅读明代万历年间吕坤撰写的《实政录》时，他利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工具书中的线索，找到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稀见10卷本。在对比《实政录》7卷本、9卷本和10卷本三个版本的基础上，得以勾勒出该书编刊过程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但要继续分析这部书三个版本背后的故事，特别是摸索到朝廷上的政治斗争和牵涉其中的万历年间壬辰封贡、国本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就需要一些思想史以外的历史学手段，例如运用版本目录学去发现古籍的版本差异，利用地理知识判断刻书者和作者是否在任职的空间上有重叠，利用政治史的知识去追溯当时人的政治立场和党争的面貌，甚至还要有一些科技史的知识去判断《实政录》10卷本末后增的一卷《城守》中谈到的火器是否是明代北方的常用兵器。凡此，都不是将研究视角局限在思想本身所能解决的。解扬总结到，围绕古人的思想做研究，首先要真正读懂古代的思想传递者说的是什么。其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要有丰富的历史学手段。邓广铭先生说过历史研究有“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把钥匙，这并不是思想史研究可以回避的，相反更应该娴熟掌握。此外，要加上第五把钥匙，就是当今的科技手段所提供的一切数据和信息。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及其存在的一切周遭信息都熟稔于胸，才能从古今中外这四个维度上进行分析，形成判断。

刘勇结合自身学研经历，讲述对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省思与体会。他首先对近年来阳明学研究热潮加以反思，认为这个热潮的出现跟最近二三十年来的三项要素息息相关。一是来自生活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带来对新秩序和新价值观的追寻与重建，尤其是人们对于个体的、个性化价值的新诉求，促使我们对阳明学说格外重视。二是来自学术研究潮流的。随着史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退潮，对自我、主观价值的重新重视，同样带来对阳明学说的青睐。三是数据状况的巨大改变。随着古籍影印和网络技术的大量使用，明代文献以几何倍数增长，尤其是16-17世纪明人文集大量涌现，使得对阳明学、阳明后学的研究工作能够方便地开展。其次，刘勇对几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视角进行反思，分别就传统的“阳明中心论”、“朱陆异同论”、“学派传承论（师承、宗旨、地域）”，以及现代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目的论”、“近代化”等研究视角的利弊得失，着重强调其中过度聚焦于共性和结果，容易忽视个体的主观诉求及其行动过程，忽视历史真实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再次，刘勇认为，应对文本的历史功能与其作为现代学术研究证据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警醒。作为史学研究者，要努力加强自身的文献学素养，避免将天际浮云误作地平线上的丛林，注意历史文本生产过程中作者、编刻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刘勇提议，在解读明人文集、别集等历史文献时，可以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将文献解读视为田野考察，将作者和编刻者视为不同的故事讲述者，将文集实体视为社区空间，在空间权力关系中解读具体的文字。刘勇最后指出，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来看，阳明学仍将是近期的研究热点，明代经学史也是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

三位老师随后和在场师生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热烈。朱冶提出，如果说一切历史在头脑中的重演均为思想史，那么广义的思想史研究该如何进行？郭嘉辉和林展认为思想史处理的对象并不玄奥，其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思想史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即是例证。何威萱认为，我们应直面和古人间的隔阂，增加生活体验与认识，扩大与古人同情共感的部分，从一字一句接触《四书》《五经》《近思录》等儒家经典入手。陈冠华提出，思想史的定义可以扩大到思想文化史的范围，回到“人”的历史之关照，按照自身兴趣与特长进行研究。夏增民指出从制度史、社会思潮等多元化思维进行探讨，会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产生更多火花。吴兆丰认同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的讲法，认为学习思想史可以令我们认识自己，也只有思想的历史能令我们认识自己。陈文龙强调，对思想史价值与内涵的反思和追问，在制度史研究中也常见，尚需不断摸索。解扬认为思想史就是研究历史上人的思想，凡是人之所思，无论其富贵贫贱，就要有所表现，见诸言行，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既可以包含个人做的梦，也能囊括国家治理的丰富实践。雷家宏推荐同学们阅读《美学书简》《美学散步》等美学著作，提醒大家感受思想史中的美学意味。

对三位学者带来的这场思想盛宴，雷家宏所长总结到，道南道北，相聚于此，窗外世俗生活万家灯火，今晚本所灯火通明，有关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前沿与展望之讨论，还会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