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省称，这个词近期由于在媒体多次出现，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这批简全部是秦火以前的写本书籍，并且系以传统所说的经、史之类为主，从而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批竹简的出现，堪与前汉的孔壁、西晋的汲冢比美，也未为过誉。

清华简究竟是一些怎样的文物，使学富五车的学者为之动容，做出如此高的评价？这批文物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学堂特开辟“走近清华简”专题，和读者们一道，探寻清华简背后的秘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系年》篇，探索秦人起源的秘密。本文摘编自《走近清华简（增补版）》，作者刘国忠。

只要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秦始皇和由他建立起来的强大却又短暂的秦帝国。秦朝是由嬴姓的秦人所建，秦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的秦只是一个部族；在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分封为诸侯，从而建立起了秦国；到秦始皇时，强大的秦国终于消灭了六国，结束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秦朝。

随着秦的不断发展壮大，秦的文化也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学术界一般根据秦的发展历程，把秦的历史划分成前后相继的秦人（或称秦族，指秦国建立以前的秦人）、秦国和秦朝三个时期。

秦建国以前的历史，史书的记载非常有限。在《史记·秦本纪》中，司马迁对于秦早期的历史论述十分简略，特别是关于秦人起源的问题，《秦本纪》的记载十分含糊，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司马迁一方面指出，嬴姓各国多分布于东方，同时也提到，秦人的祖先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因此，对于秦人的起源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也是见仁见智，并就此展开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秦人原本为戎族，来源于西方。这一说法提出较早，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称“秦之祖先，起于戎狄”，不过他并没有做详细的论证。对这一观点加以系统论述的是蒙文通先生，他写了《秦为戎族考》等文，后收入于《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中，蒙先生在书中反复论证和申述了秦人原为西方戎族的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秦人起源于东方。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的相关论述，20世纪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说，如傅斯年在1933年发表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一文，首倡嬴姓之秦为东方民族；另外，卫聚贤在20世纪30年代也提出：“秦民族发源地山东，至山西、陕西、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

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两种观点之外，另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黄留珠先生认为，秦人是“源于东而兴于西”，所谓“源于东”者，是讲秦人、秦文化的原始发祥地在东方；而“兴于西”者，是说秦人、秦文化的复兴之地在西方，也就是说，秦文化有两个“源”，一是“始发之源”，一是“复兴之源”。黄留珠先生还认为，秦人先后有四次西迁，分别是在夏末商初、商末、周公东征之后、西周中期偏晚。黄先生的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对学者们相关讨论的折中和协调。

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清华简《系年》的出现和相关记载，才更能彰显其重要意义。

《系年》里面有许多史实不见于传世文献，其中的第三章即有关于秦人起源的记载，从而给秦人起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原来，在商朝末年的时候，秦人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祖先，一位名叫飞廉，一位名叫恶来。飞廉和恶来是父子关系，据说飞廉跑得很快，而恶来则力大无穷，父子两人都因为能力出众，很受纣王的赏识，成为“助纣为虐”的典型代表。周武王带领大军与纣王在牧野决战时，飞廉因为事先被纣王派去出使北方，没在牧野之战的现场，得以侥幸逃脱一死；而他的儿子恶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与纣王都在牧野之战中丧生。

飞廉完成出使任务返回时，商朝已灭，纣王已死，商、周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作为纣王死党的飞廉不甘失败，他暗中潜伏下来，伺机反叛。

时机终于来了。克商后没过几年，周武王就因病辞世，继位的周成王由于年幼，不能独立执掌朝政，于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协助成王处理政事。这一局面却引起了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的不满，这三个人原本都被分封到商朝的王畿地区，监视商人，被称为“三监”，他们看到周公掌控了朝廷大权后，心有不甘，于是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有野心，将要篡夺政权。纣王之子武庚乘机与这三人勾结，从而发起了三监之乱。从《系年》来看，飞廉显然积极参加了这次叛乱，而且很可能是这次叛乱的一个幕后操纵者。

三监之乱一度使西周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过，在周公和周成王强有力的领导下，周人很快就组织力量予以反击，周公亲自带兵东征，杀死了管叔和武庚等人，平定了叛乱。可是，狡猾而又善跑的飞廉又一次成功溜走了。

飞廉逃到哪里去了呢？这一次，飞廉跑到了东方，去投奔同为嬴姓的奄。奄也称为商奄（《系年》里写作“商盍”），在今天的曲阜一带。奄本来是当时的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商朝灭亡后，奄和当时位于山东到苏北一带的很多赢姓国家和部族都是反周的。飞廉跑到商奄，自然是要联合这些同姓族人，重整旗鼓，共同反周。

不过，西周政权并没有给飞廉等人任何喘息休整之机，周公等人在平定三监之乱后，立即挥师东进，攻打商奄等国。周师进军十分顺利，商奄等50多个参与叛乱的国家先后被平定。这一次，善跑的飞廉终于无路可逃，最终被周师擒杀。清华简《系年》对此有简明扼要的叙述：“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这就是飞廉的最后结局。

如果《系年》只是交代了飞廉被杀的下场，这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孟子》等书也有相关的记录，《系年》的这一叙述只是再次确认了相关史实而已。真正让学者们大跌眼镜的是接下来的这句话：

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

之戎，是秦先人。

原来，周人在灭掉了商奄之后，为了惩罚这些参与叛乱的赢姓商奄之民，周人令之西迁，其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发配，谪戍的地点则是邾这个地方。

至于邾的地理位置，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它就是《尚书·禹贡》篇所载的朱圉山，位于今天甘肃省的甘谷县一带。可是，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商奄之民”曾被周人强制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被迫西迁，或许还与飞廉父亲中潏的经历有关。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中潏曾有为商朝而“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因此，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并非是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明白了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后，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曰：“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少皞也作少昊，据说原来是黄帝之子，其都城即在曲阜一带，后来又被尊为东方之神，至今在曲阜城东还保存有少昊陵。曲阜一带的奄国正好是“少皞之虚”，可见，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自己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其后裔自然可称为“夷”而不是西方的“戎”；秦人是被发配戍边，所以又可称为“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意思是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么楚、秦、齐、燕各国将不会离开他们的始出居地。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把秦和商奄联系起来，可是西方的秦国怎么会与东方的商奄联系在一起呢？前人百思不得其解。正因为不了解秦与商奄的关系，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直到清华简《系年》重出，我们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关于秦人始源的这些情况，经过李学勤先生完美阐发，相关的争议得以圆满解决。对此，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曾评价说，正是由于李先生的这一研究，“秦本东夷而迁于西北的结论得以被学界普遍接受”。

李学勤先生在分析了秦人始源的历程之后还专门指出：“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这一论述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提供了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