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保尔 底线思维

文/保尔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前不久，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粮仓城，为探讨夏王朝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考古发现探究历史问题，特别是证明文献记载含糊的上古历史，是中国的学术传统。1925年王国维发表了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提出在“纸上材料”之外，还要利用“地下之新材料”。这一说法在后来被不断完善、总结，成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堪称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典范，殷墟出土的考古资料彻底证明了文献中有关商朝的记载，将中国的“信史”年代大大前移。

至少从那时起，如何用考古证明更早的夏朝，成为了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但直至今日，考古学家仍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满意的“夏墟”，此次淮阳时庄遗址也只是粮仓城，与殷墟都城的规模还相差甚远。问题出在哪里？是研究方向不对？还是理解方式有误？几十年来，相关问题在中外学界被反复讨论，出现了许多或重要，或有趣的看法。

夏朝存在吗？

在传世的先秦、秦汉文献中，夏朝所占的笔墨虽然不多，但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夏本纪》。其实，有关夏的文字证据远不止于传世文献，一些时段更早，而且不可能被后世篡改的铭文，提供了更为可信的文字资料。

在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有“鼏宅禹迹”四个字，同样铸造于春秋时期的叔夷钟也记录了与夏朝有关的铭文。这说明，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夏朝是存在的，而且是具有正统性的王朝。

但问题是，秦公簋距离夏朝相隔有千年之久，相当于今天和宋朝的时间距离。用今天人的记述，去印证宋朝人的历史，显然不甚可靠。同理，这些春秋时期的铭文用于佐证夏朝的存在是可以的，作为铁证则有些不足。

寻找铁证的任务，自然落在了考古学家的肩膀上。结合文献中关于夏朝都城的记载，考古学家在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取得了一系列的收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在发现之初，二里头遗址一度被视作商朝早期的都城遗址。但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与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对于商朝而言显得有些偏早，更接近于夏朝的年代范围。

很多人认为，如果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就可以仿照由殷墟证明商朝，由夏墟证明夏朝。然而，作为严肃的科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都不能完全支持这个精彩片段的重演。长期承担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明确表示，假说不等于实证，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不能够简单划等号。在探究商朝历史的过程中，大量出土的甲骨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二里头并没有类似的文字材料的发现，所以历史学家自然不敢断言二里头就是夏墟。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全景。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考古也好，文献也好，似乎距离“证明”夏朝总是差一步。但换个角度说，即便只差一步，也等于零。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以来，许多国外学者就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汉学家合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中，“中国的第一个历史王朝”是商朝，而夏朝并未得到认可。更有西方学者认为，夏朝是商人关于阴间故事的神话演绎的结果。

将夏朝归结于神话演绎，太过荒诞。毕竟，商朝有着初具规模的国家体制、发达的社会文明，以及比较完备的甲骨文。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更没有外来传入的迹象。因此，商朝之前都必然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文明。

在国际学界，夏朝的存在也不只是中国学者的坚持。尽管谨慎的考古学家没有把二里头和夏朝画上等号，但自二里头发掘后，宫本一夫等日本学者就普遍认为夏是存在的。

什么是夏朝？

在夏朝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不少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学者不愿意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竹书纪年》、《史记》这些重要文献。在某些场合下，这种批评具有偏激性，需知，对传世史籍的质疑与批判虽有必要，但也要警惕走入另一种“疑古”的极端中。

不过，无法回避的是，一些批评确实是有道理的。最为关键的质疑在于，夏朝没有如同甲骨文那样可信、可靠，特别是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的证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与目前考古出土的材料，无法形成紧密且系统的对应关系。

面对质疑，许多国内研究者进行了反驳。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就是夏墟，能够与传世文献中夏都的地理位置相匹配。另一种更加针锋相对——直接质疑文字证据是否有足够的意义，能否作为判定夏朝历史的关键证据。在近年出版的著述中，有学者明确提出，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与不信任。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如果可以通过考古学证明夏的存在，固然令人振奋，但中国的考古学家明确告诉我们：“在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中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参观者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拍摄展品“乳钉纹铜爵”(2019年10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至于文字记载是否必要，当然值得质疑，但在不依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重建历史？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假如没有发现大量的甲骨文资料，我们很难深入了解商朝的历史。夏的时段比商久远得多，重建这段历史，真的可以不依赖文字吗？

若依赖文字，就不能证明夏朝是存在的；若不依赖文字，夏朝虽然存在，但又经不起批驳。这种看似尴尬的局面同时提示我们，在资料难以取得巨大突破的情况下，夏朝是否存在的讨论，已经不再只是史料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

简言之，过去理解的夏朝，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所以才陷入无法证明的困境。因此，要证明夏朝的存在，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夏朝”。

测年法的结果告诉我们，二里头遗址的时段与文献中夏朝的时间具有重合性。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城池、形制规整的宫殿，充分说明这是一座具有都城性质的大城邑。同时，二里头遗址呈现的一些特点，比如宫殿布局、青铜器物，明显与商、周文化具有相关性，可见二里头文化绝非昙花一现。

但是，二里头是否就等于“夏朝”？夏朝是否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统一王朝？近年来，包括许多中国学者在内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主张用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

其中一种概念是“早期国家”。在早期王朝时代，国家是由众多诸侯构成的国家联盟，也有学者形象使用了“国家群”的名词。在这一时期，各国的聚落群形成了一定的结构，进而成为一个一个的城邑。而在这些“邑制国家”中，最强大的那个处于中心地位，其他国家虽然臣服于它，但并不构成直接的统治关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图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学者用“国上之国”来形容夏、商、周三代，在当时，以这三个“国上之国”为核心，构成了华夏系统的国家群，进而构成了更大的文明圈。至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央集权国家，事实上是战国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夏朝，可以得出更具有开放性的结论。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中国，存在许多城邑与国家，夏是其中最强大的“国上之国”，但并不是唯一“国家”。在书写历史文献时，人们回顾这段历史，以共尊的“夏”作为这段历史的代表，称作夏朝。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存在许多具有特色的国家，因此考古发现的城邑具有多元性，即便是比较大的城邑，也未必就是夏都，完全有可能是其他“国家”。

夏在哪里？

在我们熟悉的概念中，王朝接替意味着旧国家的覆灭与新国家的兴起，这期间往往伴随着毁灭性的战争与破坏，比如秦、汉，隋、唐，明、清。然而，在探讨早期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学界逐渐意识到，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并非如此。

三代之间不是孤岛式的、前赴后继式的纵向关系，而是并行存在的横向关系。所谓“汤武革命”，不是要彻底灭掉前朝，所“革”者乃“天命”，即“国上之国”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夏、商、周长期并存，只不过强弱态势不同，臣服关系不同。

在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周朝，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并行的关系。周人原本是商的西伯，后来崛起灭商，但并没有彻底毁灭商朝。商人被安置在宋国，即便又有三监之乱，也并未绝祀。在周朝的分封体制下，同样也能找到延续大禹族裔的杞国。

这种横向的文明关系，能够得到足够的文字支撑。无论是西周的铭文，还是殷商的甲骨文，都提示我们，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不稳定，周边的部族国家时常有反叛的情况。

同样，早期部族的活动地域也并不完全稳定，商人、周人都有数次迁徙的历史。在不同的地域空间里，夏、商、周构成了并行存在，而又交替兴盛的关系。在夏的历史时期，夏是诸国之长，这个时期因此以夏为号。在商的历史时期，商为诸国之长，谓之商朝。西周亦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说，直到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清楚了横向的文明关系，夏是否存在似乎毋庸置疑了，商、周时期的杞国就是证据。早在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就提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事实上已经阐明了寻找夏的关键所在。

考古学家邹衡

今天我们固然仍寄希望于考古的突破，但更要认识到夏、商、周作为早期国家的特性。即便有朝一日真的发现了“夏墟”，也不大可能是统一王朝的模样。反过来说，即便始终找不到理想中的“夏墟”，在深入认知早期国家特性的基础上，也可以从现有的丰富发现中找到夏的踪迹，解开笼罩在“夏朝”之上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