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多年来在学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为此，澎湃新闻（）遴选了2010年以来欧美学界有关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较新论著，编写摘要，以飨读者。

本篇为中国抗战史专辑。

[英]马克•佩蒂（Mark Peattie）、爱德华•迪瑞（ Edward Drea）、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等主编：《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1937-1945）》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马克•佩蒂(1930—2014)，生前是Walter h . S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关注日本西南部亚洲关系史。爱德华•迪瑞（1944—），曾任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研究分析部首席，现今主要研究日本皇军问题。方德万（1958—），荷兰人，现为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著有《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等。

大多数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以欧洲中心观为主，而本书的诸位学者则在摒弃欧洲中心观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抗战问题。本书作者竭力以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来分析起于卢沟桥事变而终于1945年这一军事行动的本质。他们展现了西方势力介入之下的中日环境，试图重现这一发生在二战与世界历史中的战争。

在收入全书的20篇论文中，马克•佩蒂《龙的子孙：战争的起源》一文认为中日战争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由日本侵华政策演变与中国内政形势所决定的；方德万在《历史长河中的中日战争》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史语境中的中日战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为中国抗战史作出了巨大贡献。本书的附录颇有参考价值，详细列出了具有较大影响的有关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英文、中文和日文书目。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Oxford: Casemate, 2013

[丹]何铭生：《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田颖慧、冯向晖译，西苑出版社，2015年。

何铭生，丹麦人，现为法新社台湾分社社长，已在东亚地区从事报道工作20多年，其中驻华就达11年之久，曾采访大批中国抗战老兵。因有感于“在成百上千种关于二战的英文书单中，几乎看不到描写淞沪会战这场重要战役的著作”，他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了这部资料丰富、视角独特、可读性强的作品。

本书主要讲述淞沪会战问题，作者用委婉的方式批驳了二战开始于欧洲的观点，并认为“1937年的淞沪会战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作者希望通过这一说法，改变欧洲读者眼中的“欧洲中心观”。 作者搜集了与此相关的中方、日方、上海租界内欧美人士以及在中国军队中的德国顾问的相关资料，从中方官兵、日军官兵、德国顾问、租界西方人士等四个视角出发，通过交叉论述、互相佐证，从而有效地支撑了全书的论点。

[英]穆尔：《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

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威廉•穆尔，200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曼彻斯特大学现代东亚史教授。其研究的语言包括汉语、日语和俄语，新近致力于两本著作的研究：一本描述了二战时期处于轰炸状态下日本和英国的平民经验；另外一本关注战时儿童和青少年在俄罗斯、中国、日本和英国的一些检查日记、图纸和信件。

本书揭示了中、日、美三国士兵的思想和情感是如何受到上级官员和国家操控的。书中通过士兵的日记，分析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对士兵战争认识的影响，讨论了宣传工作如何动员士兵及动员工作的得失。

作者通过对比日本和美国士兵的日记，挑战了东亚更容易诞生极权主义这一观点。全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在于“旧史料的新用法”，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抗战时期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和回忆录。作者认为，我们对战争责任的所有讨论，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人视为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体，因此日记是非常有用的材料。

[美]弗兰克•迈克瑞：《帝国在华南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

Fcanco David Macri，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一1941，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12

弗兰克•迈克瑞，2011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圣约翰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曾著有《帝国在华南的冲突》和《遗留的希尔：早年的圣约翰大学》等书。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工业集聚的长江以北地区，而侵略规模巨大、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落后的南方地区则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挑战。在日本陷入侵华泥潭之时，蒋介石积极加入美苏等反法西斯盟国行列。

该书作者迈克瑞利用加拿大、美国、英国以及香港等多地档案，把中国抗战置于全球战略视野下，探讨了1941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之前中国在南方对日本的抵抗，第一次赋予中国在南方的抗战以“代理人战争”的意义。

作者认为，中国在抗战中扮演的是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同盟国（尤其是苏联和英国）希望中国在南方拖住日军，使其无暇北侵苏联和南袭英属东南亚和印度，于是他们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在这一战略中，香港成为接受外援的关键地，其便利性在于有通往长沙的铁路，作者认为不能把战时的香港孤立地看成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南方看成一个统一战区，因为它是该战区的后勤基地。

[加]赖小刚：《胜利的跳板：山东省与中共军事财政力量的壮大（1937-1945）》

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 1937-1945，Leiden: Brill, 2011

作者谢尔曼•赖小刚博士，曾是一位越南战争中的中国军队退役军官，现为牛津大学历史系利华休姆中日战争计划赞助的博士后研究员。

本书主要关注抗战时期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问题，全书用12章解释了抗战时期中共是如何在山东取得成功的。作者认为中共在山东的成功既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有关，也与日本、中共、国民党的战略有关，是抗战时期中国内部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

[美]萧邦齐：《苦海：中日战争下的难民》

R. Keith Schoppa,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萧邦齐，美国历史学家，197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马里兰洛约拉大学亚洲史德勒讲席的教授，主要研究19、20世纪的中国史，比较关注浙江史。著有《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1997年被授予列文森奖。

1937年日本入侵上海导致三千万中国人满怀恐怖地逃离家园，用艺术家和作家丰子恺的话来说——“难民深陷苦海之中”。萧邦齐在此书中全面描绘了一幅难民在浙江的历史画卷。

日本早期在中国中部海岸发起了臭名昭著的攻势侵袭。本书讲述了英雄和恶棍的故事：尽管在几乎触手可及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混乱战争暴力恐惧环境下，他们仍勇敢地选择尝试各种风险。

回忆录和口述史允许萧邦齐跟随年轻和年老的、精英和非精英的足迹，探索他们如何逃往不熟悉的地方，如何应对难以想象的生理和心理困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被迫离家深刻地威胁着一个人的认同感。除了人还有整个机构也都逃离了日本占领区，故萧邦齐认为学校、政府、企业都属于他所关注的难民群体。地方政府回应各种日本攻击，从实施焦土政策到对捕获头号老鼠的细菌战提供奖励。虽然有时这些官员的举措改善了难民的处境，但在萧邦齐看来，描述感人细节的唯一效果是悲剧的加深。

[英]戴安娜•拉里：《战争下的中国人：社会苦难与转型（1937—1945）》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拉里，现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的内部移民问题；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的联系；中国军方；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

全书以时间为序，主要研究无家可归的难民及其与疾病和饥饿的斗争。如同西方人所知的那样，中国人民的抗战经验是在面对可怕条件下的痛苦和坚忍的历程。作为这个领域重要的历史学者之一，戴安娜•拉里讲述了中国抗战的悲惨历史，以及那些经历者承受的后果。

从新近所能使用的档案出发，通过对幸存者的采访及文献摘录，作者构建了一幅生动的、令人极度痛心的画面。因战争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城镇和村庄的毁灭，人民的流离失所，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崩溃。作者将重点放在家庭分裂上，男人、妇女和儿童处于无家可归，甚至被疾病和饥荒击垮的境地。

这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勇气和生存的故事：到1945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也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群体。作者提供了对中国现代史的一种新解释，并不是所谓阻止苏联共产主义的传播（即日本入侵的借口），而是战争的恐怖以及它所造成的破坏，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并助其在1949年获得政权。

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

Barak Kushner，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顾若鹏，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日本现代史方向的副教授。主要研究战时中日的宣传、日本媒体、中日关系及冷战问题等。著有《思想战争——日本帝国宣传》(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Hawaii 2006)、《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等。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队在对华侵略中犯下了无数罪行。当中国抗战胜利与二战结束之时，盟军似乎已准备对这些罪行予以惩罚。然而，他们选择的却不是诉诸暴力，而是通过法律与外交手段来处理这些前敌人。

作者通过分析战后中国对日审判问题，即日本战犯在战后时期所推行的试验和政策，分析了中日间复杂的政治操纵如何形塑东亚冷战时期的现实政治，甚至仍影响着当下东亚的国际关系。关于日本为什么不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作者通过分析战后中国对日的态度，试图证明：正是利用中国人的内部矛盾，并借美苏冷战之东风，日本军国主义才没有像纳粹那样彻底灭亡，而是在七十年后死灰复燃。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究竟如何正视历史，如何以史为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资料：

刘本森：《近十年来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英文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

刘本森：《淞沪会战研究的若干新面相》，《抗日战争研究》2014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