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1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新疆智库主办的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2年第16期以线上形式举行。本期邀请了吉林大学高福顺教授作题为“史家·史料·史学：古代中国疆域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专题讲座。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范恩实主持讲座，边疆所全体人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了讲座。

高福顺教授谈到，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离不开“史家”“史料”“史学”之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关系。“史料”是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基础，没有真实的史料就书写不出客观的古代中国边疆史。“史学”是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范式，没有史学的指引，杂乱无章的静默史料就很难展现出鲜活的古代中国边疆史之实态。“史家”是架起“史料”与“史学”间的关键桥梁，是构筑鲜活古代中国边疆史图景的最活跃因素，“史家”的主体意识直接关乎古代中国边疆史的鲜活程度与价值取向。在中国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提下，在承担“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使命中，中国边疆研究者如何游走于史料与史学之间，如何在“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指引下，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所面对的关键性新课题。

01

加强理论修养，努力提高哲学思辨能力

所谓加强理论修养，努力提高哲学思辨能力，通俗一点儿说，就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对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所生成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认知与把握。可以说，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认知与把握，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素养。

认知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之内涵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开展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提与条件，是指导从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生命力所在，它既为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提供学术理念与分析方法，又促使其从成千上万的纷繁多维的边疆物象中梳理出清晰的头绪，准确把握古代中国疆域发展的规律与内在本质，同时又可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从客观描述疆域沿革的实态中解放出来，超越疆域沿革的表面物象，形成问题意识、创新性的理论与独立的学术理路。中国边疆研究者对于古代中国边疆研究成就的大与小、认同度的高与低，关键在于是否确立了正确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使古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由遵从逻辑思维的自洽，升华至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边疆理念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与关联性，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严密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体系。

古代史家在书写历史时，对古代中国边疆的发展及其规律不断地给予创新性的认知，不断地积累他们所创新出来的治理边疆的理论与书写模式，如“天下观”“华夷观”“华夷一统（大一统）” “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用夷变夏”“羁縻而治”“因俗而治”等。这些边疆理论，对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边疆与内地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均具有或大或小的理论指导意义。

就我们当下而言，古代史家的理论也是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在历史语境中理解与阐释古人留存下来的有关古代中国边疆史料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更是我们开启疆域史研究大门的最便捷的最有力的钥匙。不过，当下中国边疆研究者利用古代史家所提出的疆域理论，去阐释古代中国疆域时，还是需要审慎地充分地给予哲学思辨，判断古代史家所创新出来的疆域理论，对于当下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以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扬弃的过程中有所进步、有所前进。基于对古代疆域理论出现差异性的认知状况，这就要求中国边疆研究者对待留存至今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应具有强烈的哲学思辨能力，判断其是非曲直，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古人的疆域观念，才能正确理解历朝历代边疆的历史事实。当今中国边疆研究者既要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古代中国的边疆观念做出理论上的提升，构建符合古代中国边疆实际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又要以中国边疆研究者自我认知的边疆理论体系去深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物象，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能达成共识的学术成果。目前，流行于中国学界的理论认知，如张博泉提出“中华一体论”、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李大龙提出“自然凝聚”等疆域理论体系，对于中国边疆研究者而言，就极具启示意义。

02

强化知识维度，努力凿实科学实证基础

所谓强化知识维度，凿实科学实证基础，是指中国边疆研究者在对边疆学研究领域所生成的疆域理论的认知与把握的基础上，以过去、现在之“真实”的边疆史料为准绳，加以辨伪正误，还原历史事实，达成对客观历史本相的准确描述，形成符合当今社会需要的边疆史。

从古代史家科学实证的撰史修志理念出发，中国边疆研究者应清醒地认识到，有关边疆史料是边疆史研究的基础，古代中国边疆研究最为紧要的问题便是注重对有关边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运用。虽然当下中国边疆研究者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但到目前为止，诸多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存在着古代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抑或区域板块的不平衡，一些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尚处于拓荒阶段，亟待进一步加强。即使是研究较多的领域，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时间跨度长、地域空间大、因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社会差异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等特点，导致古代中国边疆演进的历程极为复杂多样，相当多议题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去探索、去创新，去取得新理论与新成果的认知。只要中国边疆研究者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科学实证精神，就会形成以古代中国边疆的征实考信研究而抽象出适合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自我认知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进而能进一步指导古代中国边疆科学实证研究，达成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大大地推进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进展。

03

立足中国边疆研究者主体，努力把握家国情怀分寸

通过上述对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及其两者的辩证关系的讨论，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边疆研究者无时无刻都需要面对“中国边疆研究者自己”“有关中国边疆史料”“中国边疆的疆域理论”，这三者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

所谓统一，是指“中国边疆研究者”需要将作为记录的现存“有关中国边疆史料”予以征实考信的科学实证，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然后利用“中国边疆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对这些科学实证过的“史料”予以理解、同情与阐释，发潜阐幽，见微知著，形成能反映过去真实实况的客观的“边疆史”。

所谓对立，就是指“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对“有关中国边疆的史料”“中国边疆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能动影响。“中国边疆研究者”在复原“有关中国边疆史料”、书写“边疆史”的过程中，他秉持什么样的立场，择取什么样的视阈，采用什么样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直接关涉到“中国边疆研究者”对“有关中国边疆史料”的视阈定位与价值判断，直接关涉到“中国边疆的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认知，直接关涉到有关边疆问题的实证研究的价值取向。

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是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的话题。因此，立足中国边疆研究者主体，努力把握家国情怀分寸，就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不得不直面、也不可能回避的，既历史又现实的，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审慎对待海外中国学者的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上，中国边疆研究者既要重视自我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的构建，亦要深入分析海外中国学者所构建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时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路，进而清晰准确地构建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边疆的演进历程、发展特点及其内在本质。

04

我的一点感想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中国边疆学体系建设进程中，古代中国边疆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相当严峻的挑战。

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必然性、目的性以及核心目标已然明确，中国边疆研究者就应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以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唱响中国气派，树立自我独立之精神，秉持哲学思辨之态度，构建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边疆学学术理念与分析方法，确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以征实考信、科学实证的精神，开展古代中国边疆史的实证研究，在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自我理论体系视阈下，凿空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呈现中国学者的中国边疆学的学科领地与疆界。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