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8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及新疆智库主办的“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2年第27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本期邀请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汪洪亮作题为“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三大旨趣”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国边疆研究所邢广程所长主持，边疆所全体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了讲座。

汪洪亮教授谈到，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是中国边疆学术史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涵蕴了中国近代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涵蕴了近代国人整合国家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在当下“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呼声正高情势下，我们需要全面梳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相关事实和思想，厘清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及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鉴于既往有关近代边疆学术史相关专题回顾多以区域为主线，利于“拼图”式了解边疆研究概况，但也易导致一些超越“区域性”的或者有关思想、学科等相对“务虚”层面内容被忽略。我们应从近代边疆学术史之事实，如学人、学社、学刊等角度切入，并从近代边疆学科之形成、发展及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构建等方面来展开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需要把握三大旨趣，概括言之为“以人为本，以学为体，以政为用”。

1.以人为本，以学人与学术为主线。

中国历史学著述从来都有以人为本的传统，正史中的“列传”都是以人为本。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人群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研究的客体。传统史学有“四弊”，“为知朝廷不知国家，知个人不知群体，知陈迹不知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这是中国史学的大体特征。梁启超还首次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科学原则，认为史观、史家、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以及最近史学的趋势是应该注意的部分。由此可以得出三点启示。第一，史学要注重国家、国民。第二，史学要把握历史、现实。第三，史学要关注事实、思想。总之，学术史要注重人事，要关注学人，同时也要注意学术之思想与事实，学术及其应用。

在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地图上，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段不同区位看到诸多不同学人忙碌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一些重要学人在不同时空中的穿梭。作为群体的边疆学人既有和而不同者，也有同而不和者；作为个体的边疆学人，具有各自的生活经历与心理体验，也有对时代的一些共同的或不同的观感和认识。我们还要注意考察学者如何治学及其所治之学如何影响学界，他们在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在关注和评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知人论世以论学，以学人为主线展开，理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基本轨则。

民国时期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非常多，从主要活动社会经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学术界人士，如顾颉刚、吴文藻、胡焕庸等，他们把边疆研究视为一种学术行为，后来也有与政治相结合的。第二种是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或者重要职务的政界人士，如石青阳、黄慕松曾经担任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朱家骅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这些人是民国边疆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和具体实施者。第三种是跨界人士，行走在政学两界，曾经在政府担任职务，又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教育或学术，如张廷休担任过教育部的蒙藏教育司首任专职司长，后创办贵州大学；凌纯声曾任边疆教育司司长，吴文藻曾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

目前，中国边疆学人与学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类，第二、三类可能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他们往往具有政界、学界两种身份，他们的思想会涉及政策的实施层面，更熟悉政策的来由和制定过程，所以牵扯了边疆与边政的决策和执行环节，他们的言行有可能跨越文本和书房，具有很大的历史空间。

2.以学为体，关注近代边疆学术的相关成果及其思想观点。

学术史是学术的历史，学术史的要义在于学术，学人是学术的生产者，学术是学人的产品。学术的生产既包括学人的调查研究和学术协作，也包括学术研究机构和社团的学术组织工作，还包括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发表与传播，因此研究学术史除了研究学人，还应该研究学术生产过程。同时学科发展及其体系建设也是我们以学为体所应关注的内容。对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必须囊括三个对象：事实部分、思想部分和影响部分。

事实部分包含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中的个体、团体，以及他们的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包括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以及学者聚集高校的院系、学术社团、研究机构，相关的刊物和出版社。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的人员基础、组织基础，这就是一个事实部分，是一个比较实体的支撑。思想部分包含中国近代边疆学术的相关成果，包括他们在相关问题领域的理论创新、资政建议、学科话语建构所做的探索实践。影响部分是在更大的历史、社会和学术场景当中，认识到这是一门产生于边疆危机、国家需要，立足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要对边疆研究与当时的边疆建设，边政改良，以及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建设作用进行评价，从而为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注入价值的尺度。

我们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去完成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勾勒。纵向上，要梳理中国近代边疆学术从晚清到民国，从传统到近代，从文史之学走向现代学术整合之学，从个体自为之学走向群体组织之学的历程。分析在不同时期边疆研究的工作重心和政学两界的反响。从横向上，要分门别类，按照区域、学科等要素对中国边疆学术史的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论著等进行整理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本质上是对中国近代所进行的边疆知识生产过程及其学科建构和学术应用情况及影响的研究。其中关键问题是知识生产的过程和三大体系的建设，以及边疆研究如何促进了边疆建设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

3.以政为用，掌握近代边疆学术，为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服务。

研究边疆，不可避免要涉及边政。边疆是国家的边缘，边界是国际界限，具有政治属性。边政问题非自近代始，历代王朝疆域盈缩及国家统分，均与“边患”直接相关。近代边疆研究之肇因，多在边疆问题之谋变。清代西北史地研究，民国边政学之兴起，莫不如是。今人评述清代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无不以经世致用概括其特点。民国边政学，更是全方位以改良边政促进国族融合为目标。

清代边疆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是研究者个人行为，并非“有组织的科研”。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大多具有组织和协作的特征，一是纵向的政学合作，二是横向的学界合作。政学合作主要体现在政府倡导、扶持，甚至亲自参与组织边疆研究，成立相关的机构。如蒙藏委员会下设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的编辑部；国民党组织部成立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地方上还有很多的机构，如云南、贵州有边政设计委员会。横向合作主要表现为学术界组织了边疆研究的相关机构和社团，在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的发刊词中，介绍边疆研究的动机是为当局的边政提供参考，或是增进国人对边疆的认识。边疆学者力图让当时没去过边疆的人也了解边疆，进而能够去建设边疆，改变边疆。我们要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就要把握当时学人的这种心态，以及当时边疆研究具有服务“为政”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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