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于1921年，距今恰好90年了。原为他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后作为拟著《中国文化史》的导论，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他的学生张荫麟称赞此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不过，梁启超的这本书和西洋史学倒还真有些渊源。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在回忆往事时讲到，二哥曾向梁任公“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

二者之间是否真如丁文渊所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倒也未必，不过，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的确多次讲到“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的进步，他所谓新史学，自然从这种进步中得到过必要的点拨和启发。他开宗明义讲道，当今史学之进步有两大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历史写作因此而立于“真实”的基础之上。“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后面这一点正是梁启超反思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立足点，他因此提出一个极严肃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他承认，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至少从梁启超作此书时前推二百年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史书虽然很多，但真正为国民而作的史学却很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他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又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这在封建专制时代也许不是问题。尽管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曾经痛切批评班固以下的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将他们所撰史书称之为“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但在一个国民无任何地位可言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家为国民写史，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说过，他撰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打算“藏诸名山，传与其人”外，绝大部分史书都是藏诸官府的。所以，梁启超不客气地说：“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

所以提出了开创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改造的任务，梁启超说，这“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因为，就国民教育的紧迫性而言，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一定是以活生生的人为本位的历史，不能是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所谓史学之新，就新在这里，这是历史叙事在新的时代必须承担的责任。他说：“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读者不同，所需历史亦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更不同。过去读史，在帝王，是借此养成驾驭臣僚的权势和权术；在食禄之徒，是把自己变成专制帝王的忠顺臣民。而“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

在这里，梁启超把历史写作和阅读看作是国民个性圆满发达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更看重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批评以往治史的人，“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还有“为亲贤讳”而不惜颠倒歪曲事实的，这种虚假、伪造的历史书写，其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他希望大家都做良史，“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所以他说：“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只有1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站在现代立场上反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分析、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阐述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新史学规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这篇短文，我只能拎出为谁写和谁来读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略作介绍。然而，这在当下又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不容忽视的问题。看上去，历史写作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不乏戏说和八卦，更有“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被政治化，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对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没有良史，何来信史？没有信史，何以实现国民个性圆满发达之目的？看来，梁启超当年所忧虑的，当今仍然要忧虑；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至今尚未完全变成现实。仅此而言，今天重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