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返回本源问题

《第一哲学的支点》[1]所做的工作在于试图复活关于本源问题的探索。长期以来，哲学越来越远离问题本身，而陷于话语对话语的繁琐解释。无论是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解释，还是一种话语在其内部不断进行自我解释，虽然产生了虚假的知识增值，却未能解决问题，甚至遗忘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思想迷路”现象，以至于在原地绕圈却产生“走了很远”的错觉，尤其是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借用一个流行术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卷化”的话语循环生产，而此种“话语的循环”实为一种无效率的“解释的循环”，多种话语互为镜像而产生丰富话语的假象。可问题是，思想失去了问题。在话语内部产生的问题，如果不是事关存在方式，就不是哲学问题而仅仅属于话语本身的问题。思想只有在“困兽状态”才能看见哲学问题之所在，或者说，只有那种使我们的存在方式陷入困境的事情才蕴含着哲学问题。

在此重新讨论本源，就是返回问题，让掩埋在话语中的问题现身，从而重新发现我们如此存在、如此生活、如此思考所造成的根本困惑和悖论。对于已经在话语迷宫中远离本源的哲学，是否存在着一种思想的“逆运算”，可以让迷路的思想回溯到本源问题？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试图回到“被遗忘的”或被忽视的基本问题。唯一能够思想存在的“此在”，或者作为思想界限的逻辑形式或作为实践“硬基底”的“生活形式”，都是非常强大的哲学出发点。但是，以名词为基础的哲学缺乏充分的开放性，比较适合于解释稳定性而不太适合表达变易，因为名词是限定性的，从而也就具有排他性和排序性。没有一个名词的容量能够容纳所有问题，即使是“存在”或“物质”之类的宏大名词也是如此。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以动词为本的哲学比以名词为本的哲学更具有说明无穷性和变易性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都不及笛卡尔的“我思（cogito）”高明。然而需要思考的是，是否还有比“我思”更高明的哲学出发点？我找到的是“我行（facio）”，它不仅具有等价于“我思”的能动性，而且具有“我思”所未有的现实感。

事实上，不同哲学流派甚至每个哲学家对哲学的出发点和问题展开路径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个日常的说法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反过来也意味着罗马通达每个地方。我试图证明，与此不同，哲学更像是迷宫，并非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也并非通达每个地方——其中有些道路走不通或走不远，另有些道路可以单向走通却不可逆。而中断的道路或不可逆的单向道路意味着所设定的问题出发点的演化能力不足，不能通达足够多的重要问题，也就无法说明世界和生活。

哲学问题如此丰富，恐怕未必全部源于同一个本源，但我仍然希望能够找到那一个唯一的本源，至少是“几乎”能够通达所有哲学问题的最优本源。对唯一本源的执着也许是一个错误，但无法被证明是错误。只要涉及无穷性，就不会有最后的答案，而所有哲学问题都涉及无穷性。我想说的是，寻找本源的信念类似于物理学试图发现一个统一解释所有物理学原理的理论（统一解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理由也相似，哲学也不能接受自相矛盾或意义混乱的思想。曾经流行一时的解构主义虽然揭示了生活是自相矛盾的——这是事实，可是如果思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就无法推进，从而导致意义消散，其中道理有几分类似于“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这解释了为什么解构主义终究坚持不下去，因为解构主义的意义也被自身解构了。

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其实是人为分类，比如政治、经济、语言、技术、社会、文化等）在动态中互相塑造、互相解释、互相矛盾而又相辅相成，就是说，矛盾性和一致性同时成立但又在动态中形成整体性。于是会出现这样的奇妙现象：一个领域提出的问题却在该领域里陷入自相矛盾，而其答案很可能落在另一个领域里。比如说，经济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政治或技术那里，而政治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经济或社会那里；思想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语言和文化那里，而文化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思想和社会那里……诸如此类。问题在此处，答案在别处，这说明生活世界的所有问题是相通的，却又路径分叉。更重要的是，路径分叉的生活世界具有动态的无穷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也就不可能根据已知事实或先验概念来推论出终极原理。就是说，生活世界的统一性肯定不在于某种绝对原理，而必定是一个可以容纳无穷可能性并且始终在场而永无终极答案的绝对问题，简单地说，哲学的本源不是原理而是问题。哲学对原理的追求是想多了。

二、没有方法就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

要确定何者是我们寻找的本源问题，就需要可以明确的标识和搜索方法。我相信至少需要满足这样一些指标：（1）创建点，即哲学的本源问题必须能够成为至少某些哲学问题乃至所有哲学问题的创建点，以至于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而问题的创建点同时也是追溯问题的归零点。（2）最大化的树状路径生长，即一个本源问题总能够以树状方式连续生成而通达尽可能多的问题乃至所有问题。在这里，树状路径说明的是，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演变是势在必然地生长出来的，虽然在新情况下会不断产生路径分叉，但不是断裂或跳跃，也不是互不相交的平行路径。（3）可重复操作的理性方法，这意味着，用于追寻、分析和解释本源问题的方法必须是在理性上可共度的方法，相当于在逻辑上可以解释的方法。我们无法在思想的直观中直接判断哪一个哲学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本源，直观不是方法，不能保证可重复的正确性，即使偶然猜中答案，也不可能知道是否猜中。形成本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ontological event）属于消失了的过去时刻，在找到返回本源的溯源方法之前，本源是一个未知数，没有方法就没有答案。

传统形而上学倾向于以理性直观的宏大概念去代替溯源方法来定义某个最大的、完美的、绝对的而无所不包的概念作为哲学问题的本源或出发点，比如“存在本身”“第一因”“上帝”“太极”“无极”“绝对精神”之类。但任何总括性的词汇在理论意义上都是等价的，只有文学性的差异，就是说在理论上可以互相替换，都是大而无当的能指。分析哲学曾经批评此类形而上学概念之所以没有意义就在于没有真值，但这个批评其实不得要领，因为形而上学本来就定位在经验知识之外，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description），也就没有承诺真值而与真值无关。没有真值不等于没有意义，在真值之外还另有多种价值，足以形成有意义的思想。

虽然形而上学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但必须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解释，否则就真的没有意义了，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可疑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对世界的必要解释，尽管不失为有趣的文学解释。那些总括性的宏大概念对于哲学问题来说既无必要也不重要，大概念不等于重要概念，重要性也不在于概括性，比如，说“一切存在都是物质”或“一切存在都是精神”都同样没有理论意义。总括性的概念好像无所不包，却无一览无余的视力，准确地说，总括性的概念根本没有视力。在功能上，总括性的概念不是思想用来“看”事物的，而是语言和逻辑用于建“万物仓库”所需的分类或分层的工具。语言或逻辑分派了语法位置，但不等于分配了思想问题，有的位置实为空位，在那里并无相应的问题，总括性的宏大位置并不意味着那里就有更重要的问题。

语言结构中的宏大位置确实容易产生“重要问题”的错觉，正如维特根斯坦发现的，思想经常受到语言的误导。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类学”问题。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创造了一个能够表达一切的语言世界，语言的奇迹具有神圣性。在文明早期，语言被感知为事实，所言皆为真话，因此语言即诺言。谎言和骗子是在文明发展到相当复杂程度才产生的现象。“语言等于真实”很可能成为了思想的一个潜意识，中世纪的唯实论（realism，后来为区别于其他实在论而被称为conceptual realism）就仍然是这种语言潜意识的反映，而唯名论（nominalism）才是反思的产物。在这里，我支持唯名论。我愿意举出一个具有唯名论风格的例子：“存在”概念既没有真实对应物，也没有构成一个问题，而是伪装为问题的一个语法功能词汇。加问号的“存在”的唯一答案是“存在即存在”的重言式，同义反复显然不是解答，而且也不存在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必然地解释存在，因此，存在虽是存在论的一个概念，却不是存在论中的一个问题。

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决都在于方法，没有方法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方法能证明上帝，所以上帝是个概念，不是一个问题，也就不许发问。有人相信上帝，这件事情倒是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不是问题，但信仰是个问题，因为存在着能够研究信仰这件事情的方法。唯名论取消了许多梦想，所以非常讨厌，但唯名论切中了要害。那些总括性的本源，诸如“存在”“绝对精神”“第一因”之类，此类概念对于思想是冗余的。说到“绝对精神”是个多余概念，不少人会同意，这个例子不够“刺激”，但说到“存在”不是问题，估计许多人会勃然大怒，可知切中了要害（维特根斯坦早就讨论过了）。我想给出一个奥卡姆式的简易证明：如果不去思考问题a而思想无所损失，那么问题a或者无意义或者不重要。语言的表达需要许多功能性的概念，但并非所有概念都是问题，这就语言本身来说并不奇怪，只是人们经常难免会有唯实论的潜意识。

三、生成问题的发散路径与问题溯源的递归路径

思想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对人类生存遭遇的难题的反映，因此所有思想问题都有着历史性的来路，而原初问题肯定是首要问题，并且成为所有后继问题的前提条件，所以原初问题就是思想的本源。可是，本源的创建点已经远去，埋没在历史变化之中，我们根据什么去重新发现本源？

对本源的溯源不是哲学史。尽管溯源的路上肯定会涉及哲学史上的诸种理论，但形而上学的溯源是有关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溯源，并不是对哲学传统的传承研究。形而上学的溯源研究的是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不是各种学说的来龙去脉。追溯问题的本源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分析的是问题路径的历史性，却终究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哲学史。

这样理解形而上学肯定脱离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路线。哲学的一个传统方法是以概念的逻辑关系来为事物推演出结构性的原理，如前所述，以概念推演万物结构或许是个精彩故事，但与真实世界、真实历史和真实问题并不一致，甚至无关（例如黑格尔用概念推论出世界和历史），或者只是定义了一个“别的可能世界”而对“我们的世界”无所说明（例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与之相反，历史形而上学不去假设任何预定的概念结构，而去研究始终在生成（becoming）的“我们的世界”生成了什么始终在场的问题，因此需要一种具有递归性（recursive）回溯能力的“逆运算”方法，从问题的生成路径逆行回溯本源，即从当前问题去逆向追溯与当前问题保持连续一致性的本源问题，路径的终点就是本源。问题既有来路，就必有回路，形而上学寻找的就是问题的回路。

生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早已消于无形，而且哲学史也没有记录。在哲学史之前，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境况所提出的本源问题就早已存在了，这意味着，本源问题具有历史性，却又是史前的。哲学史中“最早”的哲学家们想象的本源只是被记录的思想，却不等于真正初始的本源问题。本源问题必定是人类生存从一开始就必然遭遇的根本问题，也是开展任何一种可能生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必定早于哲学史而存在于思想的“初始状态”之中，存在于秩序的创建时刻，所以需要以“考古”方式去探明本源问题。与“哲学即哲学史”这个说法相反，我相信更多的哲学问题并不存在于哲学史中，而存在于全部生活之中。

尽管生成本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不可逆，但幸亏本源问题不会随之消失。本源问题必是最重要的问题，任何要命的问题都不会消失，否则就称不上本源了。这意味着，本源不仅具有初始性，而且具有永远在场性，本源问题必定贯穿地始终存在于全部可能生活之中，也因其始终在场而具有永远的当代性。本源问题的永远当代性，或始终在场性，正是本源留给我们的溯源线索，就是说，当代的根本问题与本源问题必定具有“穿越的”一致性，这正是本源问题留下的溯源标记。

对本源问题的溯源需要在历史生成的复杂路径上去发现可逆的回路而确认其来路。生活和历史的演变是创造性的，有着语境化和时代化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变易性，因此，从本源问题出发的演化路径必定是衍生性和发散性（discursive）的，问题的路径经常出现树状分叉，而分叉路径又形成新的问题，于是本源的来路有着迷宫现象。要保证能够逆向追溯到本源问题，其反思性的回路就必定是递归性的，即在回路上必须能够发现不断复制的问题，类似于不断复制的基因，并且以递归性的问题为路标去追溯本源。因此，确认哪些问题具有递归性，就是在溯源的回路上避免迷失的方法，而具有递归性的问题的归零点就是本源问题。必须承认，在复杂的衍生路径中发现哪些问题具有递归性并不容易，何况生活问题本身总有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表达为数学式的严格递归，我的想象是，溯源回路的递归性至少应该满足以下标准：

一是在问题溯源的每个步骤上必须至少达到“溯因推理（abduction）”的能力。当年皮尔士之所以发明溯因推理，或许就是因为发现在许多事情上缺乏必然推理的条件，因而人们就使用一种“非常可能”的推论。溯因推理至今似乎尚无标准公式，粗略地说就是从结果去反推最为可能的原因，可以表现为这样的推理形式：确实存在某个需要解释的事实F；并且，如果C那么F,因此，C就非常可能是对F的解释。可以看出，溯因推理几乎就是“侦探逻辑”。在找到铁证之前，侦探无法确认罪犯，因此需要一种能够收敛调查范围的方法，大概是这样的：针对问题Q来分析所有相关可能性，把不成立的情况（比如有不在场证据）加以排除，再把合理的可能性按照相关度加以排序，以此达到搜索范围最小化和最优化。追寻本源也类似于侦探的工作，都是“破案”，只是哲学试图破解的是问题的创建点。

二是在溯源回路上对溯因推理的重复运用中去发现具有递归性的问题，即去寻找哪些问题在回路上有着不断复制的递归性。这里有个合理的假定：在递进的每一轮溯因推理中，都应该能够发现存在着反复出现的相同问题，即发现某个问题永不退场，而且这个问题永远无法悬隔或无法删除，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本源。这相当于发现，每个时代的作案人居然总是同一个人，即作案人能够穿越时代。这种不可能的故事在哲学问题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哲学寻找的目标。

这里需要解释哲学的两面性质：一方面，哲学的目标问题不是历史语境下的偶然故事，因此哲学具有“超历史性”而达到与时间同尺度——当然这是一种意识的夸张，估计是早期哲学思维的一个后遗症。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比较准确地说，哲学的超历史性的真实意思是贯穿整个历史，但恐怕达不到时间尺度。哲学的超历史性容易误导哲学去研究永恒普遍的万物原理或规律，然而那是数学和科学的工作，哲学根本不具备研究万物原理或规律的方法。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溯源必定是一条具有历史性的回路，既然问题的来路是连续历史生成的，那么就存在某些贯穿历史而不断重复的“基因”。可以说，形而上学溯源所寻找的就是历史生成的、具有超历史性的问题，即与整个历史同在并且非常可能与未来同在的问题。

这样就容易理解哲学问题的递归性了。如果在多轮迭代的溯因推理中，存在着某个始终重复的核心问题，那么就形成了溯源递归（backtracking recursion），不断重复的问题就是溯源递归的路标，一直回溯到归零点，即生成问题的初始状态，那里就是本源。在溯源递归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排除那些非递归的问题，即附着于特定语境或特定时代背景的问题，只认定具有递归性的问题而穷追不舍。假设一个非常粗略的情况：开始溯源时有多种当前问题（a,b,c,d,e,f,g…），经过N轮的溯因推理，部分问题的路径中断了，于是问题减少为(a,b,c)，再经过N轮的溯因推理，最后只剩下a，而a正是始终递归的问题,那么a就是本源。试举一例，“个人”（单子式或原子式个人）就不是一个始终递归的问题，因为其回路中断于启蒙时代，即使把预备状态也算在内，最多追溯到中世纪（比如路德）。这意味着，所有以个人为基本思考单位的哲学问题都没有始终的递归性，也就不是具有超历史性的普遍必然的哲学问题。

有趣的是，黑格尔显然意识到了递归性，但他搞错了递归的方向。他试图以递归的方式来生成一个创造性的发散过程，把一切历史的偶然机遇或行为、经验发现或积累以及无计划或不可测的创造演化都归入先验注定的“正反合”递归结构，方向颠倒了，因此与事实严重不符，在其中先验论“走私”了太多属于经验论的事情。事实上无人具有上帝的视野而先验地知道万物的发展必定具有哪一种递归结构（比如“正反合”这样奇怪的结构），尤其不可能预知尚未存在的未来会有历史的终结甚至会有哪一种历史终结。以黑格尔为例只因其哲学最具典型性，倒不是因为黑格尔比别的哲学家更为错误，其实所有受到基督教格局影响的哲学都预设了某种先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终点，而这一点反而证明了历史没有先验规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历史偶然。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正确溯源的一个例子。不过福柯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本源问题，福柯试图揭示的“知识型”是具有特定时代性的某种支配人们如何看事物的认知结构，似乎更应该说是认知的“潜结构”。我们试图发现的那种具有递归性的问题具有始终超时代的重复性，而认证那些递归性的问题就是确认事关生存和思想秩序的本源问题，或许可以说是“问题考古学”——如果可以借用考古学这个比喻的话（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是比喻）。尽管哲学的“考古”没有实证，但溯源递归所发现的问题递归性可以成为建立问题链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生存与秩序的基本问题的递归研究就具有“考古性”。这是我对溯源方法的一个解释。

四、对溯源结果的分析

在此只能简单分析一下《第一哲学的支点》的溯源结果。我试图证明的是，“我行”是“几乎”所有哲学问题的本源问题，即能够生成所有哲学问题路径的初始创建点，与我思、存在、此在、绝对精神之类的其他本源选项相比，“我行”有着生成问题路径的更大能力。下面我解释为什么“我行”只能说是“几乎”通达所有问题。目前我遇到的是两个局限性。

局限性之一，“我行”可以解释部分真理的基础，尤其是与经验相关的真理，但未必能够解释所有类型的真理，比如说，恐怕难以解释数学真理的基础，因为数学定义了一个纯粹的形式世界，而数学世界里的许多命题在行为领域里不能实现。已有过不少数学家试图对数学基础给出一种完全的解释（比如罗素试图把数学还原为逻辑），但似乎都不太成功。说不定毕达哥拉斯的天才猜想是对的：万物的本质是数。可是，万物（things）的秘密与万事（facts）的秘密并不完全相通。显然，“我行”只是涉及了万事的秘密，却恐怕不能表达万物的秘密。在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局限性，当然，不排除将来能够发现万物与万事的完全相通性。

另一个局限性是，“我行”的理论落点表面上看是个人，但涉及或产生的所有问题在实质上都是二人或以上的关系，因而对个人的私人性无所说明。个人只是行为的实施者，而其行为导致的问题多半都与他者相关。每个行为都建构了一个时空，如果行为建构的时空包括他者，就构成一个公共问题；如果行为建构的时空仅仅属于个人，就是一个私人问题。就解释能力而言，“我行”能够说明二人以上的所有问题，却不能解释个人生命的秘密（比如道家和佛家关心的某些问题）。

问题规模是问题性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此需要稍加说明。如果选取的问题规模仅限于一个人，这种“一人模式”只产生了关于个人生命的私人问题。私人问题是否属于哲学问题，这是个疑问。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标准来看，私人性是个事实，但不构成需要争论的问题。不过道家或佛家可能会相信私人生命经验暗含着通天达地的秘密，比如与宇宙同构的密码。这个激动人心的想象并非不可能，但其短处是缺乏任何证据，当然也没有能够证伪的证据。我愿意采取中立的理解态度：私人经验里可能含有惊人的秘密，但私人经验的封闭性使之对于他人没有意义，因此，基于私人经验的问题未能成为思想的共同问题；如果选取的问题规模涉及两个人的存在，问题就开始严重了。正如我所论证的，每个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都始于“他人不同意”，也可以说，所有问题都始于自由受到限制。“二人模式”必定会产生伦理问题和经济问题；如果选取的问题规模在三人以上（三人等价于多人），不难想象，“三人模式”将产生出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战争问题、竞争问题以及所有社会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达到“三人模式”，就已经蕴含了人类所有的严重问题。显然，“我行”必定涉及他人而直达共在问题，因此可以解释“二人模式”和“三人模式”中的所有问题，但不能解释“一人模式”。我相信“我行”已是足够好的问题本源，至少目前看不到更为基本的问题。

注 释

[1]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原载：《哲学动态》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