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大历史视阈下的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旨在以宏观的视野，在长时段、广尺度的时空情境中就国家治理相关问题开展研讨。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以及日本学习院大学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的五十余位海内外学者应邀与会。

会议现场

18日上午，会议举行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主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致辞。夏春涛首先代表历史理论研究所，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围绕会议主题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和发展。历史研究必须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提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殷切希望，中国古人也早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理想和情怀。身处新时代，我们的胸襟应当不比古人逊色，要努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经验。第二，树立大历史观。要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长时段研究，纠正“前后不靠，上下不搭”的研究偏向，把细节考订和宏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深入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他表示，按照中央审定的建所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专门设立国家治理史研究室。经过四年努力，本所承担的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顺利结项，书稿即将正式出版。当前，国家治理史研究方兴未艾，本次参会的不少论文都富有新意。希望与会学者结合自身学术专长，在会议期间对国家治理有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

夏春涛研究员致辞

本次会议共组织两场主题报告、三组小组讨论。主题报告分别由《光明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户华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焦兵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研究员，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刘增合教授，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Michael Crook）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卜宪群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穆兆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吴英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郭培贵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仲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先后围绕世界变局与全球治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治理成就、中国治理的历史底蕴和思想源流、历史上中外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等问题作了报告。

主题报告（第一场）

关于世界变局与全球治理，于沛研究员强调，我们的大历史观，应当立足中国、关怀人类，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把握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联系。他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秩序问题。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遵循开放、透明原则，倡导各国扩大共同利益、合力应对挑战，共护和平、共促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当前，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吴英研究员梳理和评述了国外学界关于大国兴衰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唯物史观从本源上揭示出大国兴衰的规律，国与国之间生产能力高低的差异，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对建设更有效率和更公平的世界体系作出贡献。柯马凯（Michael Crook）先生结合自己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亲身经历，反思了西方社会“简单多数”、“一人一票”等理念和实践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中西文化应当互相借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守恒的基本价值观。

关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治理成就，龚云研究员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5000多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新标识。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穆兆勇研究员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

主题报告（第二场）

关于中国治理的历史底蕴和思想源流，卜宪群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易代频繁和治理体系稳定并行不悖。中国治理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不断发展，具有内在的相互联系，烙有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不同治理形式所展示的深厚底蕴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应当以联系而不是割裂的眼光看待中国治理的历史方位。他指出，中国治理具有大一统、德主刑辅、民为邦本、选贤任能、“明主治吏不治民”、“任法而不任智”、讲信修睦、华夷一家、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历史内涵。构建中国治理新形态，应当坚持中国特色，坚持领袖人物的核心引领作用，坚持维护中央权威，坚持新时代德才观，全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路径。左玉河研究员回顾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源流及演变，指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包含着一系列“厚民生为本”的富民之策，要求统治者采取富民、养民的经济政策，关心民众生计，使民众生活富足而安乐。民本思想虽然没有孕育出现代民主之花，但民本思想及民生实践对近代以来民主思想的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于历史上中外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郭培贵教授总结古代科举制度的成功经验，肯定了这套制度在提升政权公信力和合法性、凝聚社会人心、促进边远地区发展、巩固统一等方面的作用。来自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王瑞来研究员通过介绍富弼、赵抃的地方救灾实践，展示了宋代士大夫开展地方治理的具体样貌和历史经验。刘仲华研究员提出，清代都城治理的诉求是建设“首善之区”。以京师为观瞻，以首善为标准，这是传统时代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途径，也是传统中国逐步实现“一体化”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重要推动方式。刘增合教授爬梳了晚清“隐匿财政”问题，认为咸同以降，随着厘金等新式财源的出现，清廷对外省财政收支严加管控，督抚为捍卫财政收支自由对户部多有戒备，形成彼此“互戒”的怪异格局。在隐匿财政管控过程中，清廷偏向以零和逻辑理念管控，却导致了上下失信和内外相蒙，京省财政之需不但不能平衡处置，反而导致治乱反乱、纾困愈困的窘局。高国荣研究员则从中美互动中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关于中国环境破坏问题的报导，旨在推动联邦政府介入环境保护，是舆论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民众直面本国环境问题。

本次社科论坛吸引了国外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收到了多篇有关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学术论文，极大丰富了大历史视阈下国家治理的研究视野。来自阿塞拜疆的学者阿格申•阿利耶夫（Agshin Aliyev）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阿教育交流的成效与特征，并就中阿高等教育合作现状、教育合作的挑战与对策，以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展教育治理合作、加强高中生相互理解、创建合作新模式新平台予以展望。尼日利亚学者于富（Yusuf Opeyemi Fadairo）认为，尼日利亚作为发展中的非洲经济体，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尼日利亚学习，作为一个仍在全球社会政治经济中寻找发展之路的国家，以中国为榜样永远不会迷路。同样来自尼日利亚的李明诚（Uzodinma Chinenye Gerlof）提交了题为《非洲孔子学院发挥公共外交功能的比较研究》论文，对非洲与其他地区的孔子学院所发挥的公共外交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对华合作关系等方面对非洲四国孔子学院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的影响因素作了分析比较。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聚焦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军事治理、灾害治理、基层治理等中外历代国家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以及“两个文明”、协商民主、文化建设、“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涉及中国史、世界史、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外交学等多个学科，既有视野宏阔的理论阐释，又有精细周密的史实考辨，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和追溯，又有对现实的关怀和分析。报告人充分陈述了各自观点，评议人结合相关领域学术前沿作了中肯点评，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修改建议。各分会场讨论热烈、气氛活跃、节奏紧凑、新见迭出。

左玉河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完成各项议程后，19日上午，会议举行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徐志民研究员主持。左玉河研究员对会议作了总结，指出这是疫情之后举行的一次成功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质量很高，代表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平，并就深化国家治理史研究提出四点建议。一要具备贯通性的历史大视野。国家治理史研究不能就制度谈制度，也不能局限于某个时段，要倡导贯通、纵深、宏大的研究，注意“上下左右”的关联性，全面揭示制度的源流、变迁和影响。二要具有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国家治理史是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各学科深度融合是国家治理史的发展途径。要加强与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交流互鉴，实现多学科交叉。三要扩展研究领域。国家治理史不仅要继续深耕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还要将研究视域延伸到我国近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演变，同时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国自古及今的治理问题。四要加强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探索。当前，国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采用的依然是传统政治史、制度史范式。要克服传统范式“见制度不见人”的局限，积极探索国家治理史的社会史范式，尝试开展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范式下的治理史研究，努力开辟国家治理史新的研究范式。左玉河强调，历史学者不仅要考证历史，更要解释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史料与理论同等重要。只有具备扎实的史料基础，历史学才能走得正、走得稳；只有插上理论的翅膀，历史学才能飞得高、飞得远。最后，他代表历史理论研究所，再次对与会学者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祝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