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上午9时，“商人组织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暨《商业史研究》期刊建设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商业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商业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协办，来自海内外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商人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开幕式上，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兰日旭、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主任李瑊、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鲍伟代表主办方致辞。兰日旭从商业史的角度对本次会议的主题进行了分析，强调商业史研究对于经济体系建设的贡献，并指出开展商业史研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意义。李瑊也特别强调了商业发展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邵钢锋向与会嘉宾简要介绍了浙江工商大学的百年校史和商科办学的学科特色，以此说明《商业史研究》发轫的初衷与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从商人组织具有的“聚合”、“培育”、“参政”三个功能对商人群体“帮”、“会”和企业家的形成进行了解析。其中，他指出，对商人精神的培育包括信息传递、访问调查、知识和理想的传递，以及提倡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商人精神的核心，对民国时期的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日根以新加坡福建会馆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作为一个维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组织，不仅服务于福建籍的华人，还扩展到其他地区的华人，甚至非华人社群，体现了一种更加开放和进步的社会观念。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会馆成员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投资建立学校和医院，为更广泛的社区提供服务。同时，他们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会馆的成员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所在国的认同感，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体现了一种超越地域的国家意识。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运作，会馆不仅在维护华人社群的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在推动社会整体进步方面做出了贡献。

无锡协新毛纺厂奠基人、上海协新毛纺厂创办人唐君远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袁为鹏介绍了作为20世纪上半期新兴企业家代表的唐君远在几次国货运动中，唐君远本人以及他所经营的协新、丽新纺织厂的应对过程。在他看来，在这一过程中，唐君远的个人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企业家个人自主、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对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性。通过唐君远的历史实例，袁为鹏认为，学界应对以往国货运动的研究加以重新审视和评价。

邵钢锋在近代中国的上海和宁绍地域的时空背景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梳理总结了近代旅沪浙商捐资兴学的模式、动因以及捐资兴学与商人社会网络和机构的关联往来，完整地揭示了捐资兴学——这一存在普遍性质的商人活动中，地域性商人群体所蕴含的共性与个性。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看来，商业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历史上对商人和商业不公正的评价与定位需要纠偏，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商品流通和交换的积极作用。他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和中西历史比较，提出了对儒家传统和商人精神的辩证看法，并讨论了中国商人依附权力的特殊历史现象，认为只有辩证地看待历史中的这些现象，才不会为历史的惯性所困，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商业及其历史价值。

5月10日至14日，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上海举行。观众观看即将在上海投入使用的中国首款市域C型列车。 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 摄

新视角、新史料、新方法，助力商业史研究进入新境界

本次研讨会出现了不少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值得注意。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分享了其对宁波商人的相关研究，指出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商业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形成了著名的宁波商帮。进而阐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旧有的商业制度和模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并顺势指出制度的发展应当与时代并行，因时而变，商业模式也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从而得以生存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以《唐传寄附状帖》为切入点，通过书中收录的船主信函和货单对18世纪初的长崎贸易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对日本长崎的神事历史进行了描述，并介绍了日本寺庙保存文物史料的传统和《唐传寄附状帖》在圣福寺的发现过程。立足此书，王振忠讲述了唐船船主、通事、僧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和贸易交往过程，并进而指出该书对现有文献史料的补充价值和对僧人、船商、通事等进行研究的学术价值。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特聘教授陶水木围绕孤岛时期的上海，特别是物价飞涨、燃料供应紧张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展开论述。他提到了孤岛时期上海物价的快速上涨，特别是煤炭价格的飙升，虞洽卿在这种危机下的应对。他强调了燃料问题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以及虞洽卿在燃料保供、协调燃料供应、救助受困行业和调节行业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聚焦晚清社会的商业欺诈问题，强调商业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它可能导致一些不良现象，如社会欺诈问题。晚清时期的社会欺诈问题非常普遍，包括调包计、假冒商品、人口贩卖等多种形式。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物质欺诈，也包括对人的欺诈，如拐卖妇女和儿童。通过当时的新闻报道，展示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李玉看来，这些欺诈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城市化带来的公共空间扩大的问题和晚清传统道德观念的丧失。

（翻拍）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工业馆之中国出品。视觉中国资料图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贺喜从反映近代中国商业活动的书信入手，讨论了书信与近代商业的关系。他表示，商业活动中来往的书信既可以传递和获取不对称信息，有助于发现商机，还可以实现商业上的监管，并列举晚清到民国时期邮政上出现的大发展以印证商业活动的渐趋活跃和扩大，证明书信是商业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超探讨了鲜为学界注意的民国时期的公库支票问题。他梳理总结了公库支票开具的流程、公库支票的兑现问题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流通情况和职能的流变，综合对以上问题分析了公库支票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区域国别研究所特聘教授李培德基于海外发现的胡文虎档案，认为地缘关系是决定着海外华人的类聚群分，闽西客家人的胡文虎与闽南的陈嘉庚有着天然不可逾越的分野，这注定了二人在社会网络构成和商业版图选择上是源发于地缘差异的。李培德通过对胡文虎和陈嘉庚的人生经历进行比较，辨析两人在商人群体中领袖地位的竞争关系和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性的选择之下二人在日后政治走向上的变化，以此表明商人研究存在着复杂性的面向，尤其是商人的政治立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许檀结合自身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收集商人会馆碑刻的研究成果和经历，分享了商人会馆碑刻史料价值和对于研究商业史的重大意义。她认为这些碑刻很好地保留了集资修建会馆的相关事宜、会馆创建经过、商帮的兴衰，同时以亲身研究实例展示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捐建会馆的商人地域分布、商号种类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翻拍）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商人家庭照。视觉中国资料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重点陈述了对明清商业史研究的看法，认为以往描述性和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时至今日已经得到深入和拓展，而且方法日趋多元化。但是对于传统商号的研究，尤其是商号的联号问题以及总号和分号关系问题，目前有关研究仍显不足。在史料利用方面，封越健认为司法类史料，如刑科题本等蕴藏大量商业史有关资料，可以作为未来商业史史料利用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熊昌锟在会议总结中谈道，商业史研究历久弥新，未来充满广阔前景，相关研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进一步认为商业史研究当中要重视明清以来长时段的商业史，才能廓清近代乃至今日的问题来源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