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日上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强应邀为我系做了题为《旧题新做：拜占廷研究史的启迪》的讲座。

本次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世界史讲坛高端讲座”2020年系列的第六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朱明教授主持。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同时采取了“云端”视频直播的方式，吸引了包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数百名师生参与。

陈志强教授长期从事拜占廷历史与文化、世界中古史、欧洲史与基督教史等相关领域的教学研究，是国内拜占庭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报》等专业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有《拜占廷学研究》、《拜占廷帝国史》、《巴尔干古代史》、《拜占庭史研究入门》等多部专著，并翻译有译著多部。本次讲座回溯了拜占廷研究史的嬗替与变迁，主要从拜占廷研究的兴起、发展，国内外学界拜占廷研究的特色和成就，拜占廷研究的启迪等几个方面作了详实的介绍。

讲座伊始，陈教授介绍了此次讲座主题的由来。陈教授提到，很多同学也许对于汉译过来的“拜占廷”与“拜占庭”用法存疑，其实无论哪一种用法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不同的出版译名要求和文字体系差异，所以译文汉字会有所区别。

陈教授首先就“拜占廷研究哪里兴起”的问题展开讲述。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与文化逐渐受到西欧学者的关注。大约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欧地区（特别是巴尔干一带）作为原先的拜占廷帝国子民的希腊人也受其统治。希腊人保存并延续了拜占廷时期的语言及文化传统，并在不违背奥斯曼帝国宗教政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东正教信仰。随着帝国控制日益收紧，仅留下了存有拜占廷古书文献的东正教会发挥着团结拜占廷希腊人的作用。而拜占廷帝国的覆灭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子民恢复古代文化的热情，于是便出现了大批携带拜占廷古书文物外逃意大利的拜占廷文人。这也为后来的西欧学者提供了研究拜占廷历史沿革的重要学术文献。

陈教授介绍到，彼时意大利处于文艺复兴时代，逃到意大利的拜占廷文人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送去了丰富的历史文物。一时间，收集和翻译整理文物文献的行动蔚为大观，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尚古精神成为社会热潮。此后，随着时代递嬗，拜占廷研究史延续至今已有400多年，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即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代。随着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规模扩展，德、法学者对于古典文化的搜集和整理愈发狂热。此时便引入了对于“法国人为什么偏爱拜占廷研究”这一问题的探讨。陈教授谈到，彼时不仅人文主义者热衷于通过把玩古董的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文化认同，法国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也顺应时代潮流，通过“玩赏”古物以附庸风雅。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开明君主制的实行为尚古热潮的流行和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支持。而他本人也通过收集拜占廷时期的古代艺术品和修建凡尔赛宫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研究拜占廷史的社会思潮的肯定。然而与法国学者不同的是，德意志学者意识到了古代与中世纪希腊文献的差异，并要求对于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进行严格的划分。

陈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德意志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及其对古典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的划分标准。从内容上看，古希腊信奉宙斯和宇宙诸神，讲求理性和非功利的态度，拜占廷文化则尊崇上帝，通过笃信的方式寄托宗教感情；从语言上看，古希腊人使用标准规范的阿提卡语，后来随着外族进入和民族融合，到了拜占廷时期，语言体系亦转趋混乱，此时的拜占廷人多使用的是中古希腊语；而从价值倾向上看，古代希腊主要秉持的是民主政体和城邦政治的传统，这与拜占廷对于皇帝制度的重视、对于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把握亦有所不同。陈教授认为，沃尔夫之所以提出古典文化与拜占廷文化的诸多差异，意在呼吁学术界增强对于拜占廷历史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的重视程度，并在整体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充分认识到研究其历史变迁的重大学术价值。沃尔夫以其远见卓识迈出了对于拜占廷史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这也是研究拜占廷历史的重要节点。此后，研究工作迅速开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学术成就。

对于第一阶段的拜占廷研究史，陈教授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尚古之风抢救了古典希腊和拜占廷时代的古代文献与历史文物，而“玩赏”的方式则起源于为研究拜占廷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法国。上文提及的路易十四及前代君主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在法国开明君主制的影响下，自上而下形成了对于古典文明的崇拜，这种学术态度也在法国文化界掀起研究古代手稿的潮流。《巴黎大全》的出版便是这一时期历史研究取得斐然成果的见证。

接下来，陈教授介绍了拜占廷研究史的第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18世纪，是拜占廷研究工作受到重大挫折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工业革命开展的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高潮。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批判宗教神学，蔑视与共和政体相左的王权专制制度。而拜占廷帝国以皇帝专制统治为其主要政体，受到了来自启蒙主义者的否定。相应地，拜占廷国教“东正教”也被其摒弃。陈教授评价这一历史进程时认为，启蒙主义史学家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把中世纪的欧洲看作“黑暗时代”的同时，主张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共和与思想解放，关于拜占廷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必然会遭到这一进步思想的抨击。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便明确地表达了对于拜占廷文化的轻蔑和鄙夷，称拜占廷人“思想愚昧”、“背信弃义”，均持有全面批判的态度。而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更是直接把拜占廷帝国时期看成是“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在陈教授看来，当时“拜占廷”一词已成为学界通用短语，吉朋必然对之有所了解，可是他却不愿意使用“拜占廷”这个词，而是直接将其著作定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足见其对于拜占廷文化的不屑与轻视。而他将此过程描述为“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这与启蒙时代所秉承的精神主旨恰相契合。

从整体的历史沿革来看，启蒙思想的确是人类进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长远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拜占廷历史文化工作的角度来说，这些思想严重阻滞了学界研究拜占廷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对此，陈教授认为之所以拜占廷史研究受到打击，主要有四点原因。其一便是工业文明新思想的矫枉过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彻底批判拜占廷的文化，这种态度激进且不可取。其二是革命思潮对人类过往历史的简单化。在革命进程中，暴乱的人民往往需要通过否定以往的历史文化来实现革命目标，故常常将拜占廷宗教文化简化处理，不能把握思想的精髓和价值。其三便是虚无主义历史观对拜占廷史的解读。当时的很多启蒙主义者其实对于古典文化和拜占廷的历史并不了解，在孟德斯鸠与吉本等人的著作中甚至出现了许多史实上的错误。最后一点原因在于抛弃拜占廷的现实需求。对于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来说，要实现民主与共和的诉求，就必须与旧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决裂”。从现实要求的角度来说，反对拜占廷史的研究有其时代必然性。

分析完拜占廷研究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后，陈教授阐述了现代阶段的拜占廷研究。这一阶段再次与法国人对于拜占廷研究的偏爱密切相关。在法国大革命后出现了怀疑主义思潮，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审视过去的启蒙主义理性观念。他们不再是一味地否定过去或与历史“决裂”，而是更加尊重人类的过去和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时期的欧洲学术界贯彻着实证主义的风尚，对于真实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视，并自觉自主地清理历史遗产，关注真实的学术研究实践。陈教授也谈到，彼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进步与更新。他们关注“真实的历史”，并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真理教示，从而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随后，陈教授简要向大家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两位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德国学者兰克和蒙森。兰克讲求纯粹的“用史料说话”的观点，主张通过史料发声，以此作为研究实证。蒙森主要研究的是奥古斯都及以前的古代罗马历史。他们所持有的新的历史观念冲击了18世纪以来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也打开了拜占廷研究工作的新局面。，继《巴黎大全》出版后，在1828年，又一部重要的研究文献《波恩大全》问世。《波恩大全》不再是简单的译著，而是将原文与拉丁文进行对照，并采用德文做精简注释。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部专著内容更加详实精准，与《巴黎大全》共同作为该学界的重要研究资料。这一阶段，各国的拜占廷研究人才辈出。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查尔斯·迪尔、路易·布莱赫尔，英国学者乔治·范莱、约翰·布瑞，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卡尔·科隆巴赫尔，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列夫斯基、康达科夫、乌斯本斯基等人。陈教授谈到，20世纪是拜占廷学迅猛发展的新阶段，各国学者均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同时，拜占廷史的研究范围有所延展，人们能够读到更多卷帙浩繁的著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俄国学者瓦西列夫（著有《拜占廷帝国史》）、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有《拜占廷国家史》）、英国学者仁西曼（著有《拜占廷文明》、《十字军史》等）。陈教授补充道，除了上述的杰出人才，各国同时建立起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中心，并把学术研究范围从欧洲拓展到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随之紧密起来。这些因素均促进了20世纪拜占廷研究史的飞跃性发展。

到了21世纪，拜占廷学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据陈教授介绍，各国政府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纷纷支持并资助学者展开对于拜占廷历史文献文物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各国学者也致力于发掘和整理拜占廷历史资料，并对文物进行及时抢救。同时，在第三次技革命时代的今天，计算机信息化处理方式如数据库在拜占廷研究中的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援引和使用均使得这门古老学科趋于科学化、数据化以及模式化。学科体系得以完善，未来前景与研究方向逐渐清晰。针对日后的研究重点，陈教授认为仍集中在对于古代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维护上。并且，国际拜占廷学专业网站建设将得到强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各国学者也会积极创新，弥补研究上的短板和空白。

论及我国的拜占廷研究，陈教授谈到，这一研究进程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并在不同时代有相应的进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相关研究书籍丰富化，人才队伍专业化，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最重要的是，我国学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某一隅的学术成果，而是更加开阔。由于不同领域人才增多，研究幅面和知识兴趣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此，增强了我国拜占廷研究的实证性，一些课题在国际学界也开始崭露头角，获得国际认可。

最后，陈教授启发同学们进一步思考：拜占廷研究的发展史带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他主要从六个方面解答了这一问题。一是治学要有兴趣。拜占廷研究源于玩赏古董，可见兴趣和热情对于学术研究有巨大的促进和激励意义。二是研究要有规划。拜占廷研究史从掌握基本的工作语言及翻译原始文献起步，发展到重视用史实说明历史问题，证实了学术研究中合理规划的重要性。三是治学要有毅力。拜占廷史研究在近代遇挫，但是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畏难不前，才使得拜占廷研究在现代阶段大放异彩。四是治学要兼有胸怀和格局。个人的职业利益与兴趣选择固然重要，但是只有怀有经世致用的追求，立足于国家需要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才能使个人价值最大地服务于时代进步。五是研究要专业化。最后需要每个研究者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技术爆炸时代，使自己的思想不囿于陈规陈说，怀揣进取创新意识，才能为个人的学术发展乃至整个学科的研究进步贡献力量。

讲座后，陈教授与在线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均做出了详细解答。

对于闫文龙同学的提问：拜占廷学研究与中世纪十字军研究是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陈教授回答道：是有密切关系的。十字军东征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在欧洲气候变化后，人口不断增加，多余人口并未被土地消化，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这一转移主要通过所谓“圣战”的方式实现。特别是在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期间，其转而攻占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拉丁帝国，而未选择既定圣城耶路撒冷，足以可见十字军东征这一历史事件与拜占廷帝国的深刻渊源。

对于付聿炜同学的提问：拜占廷晚期的知名学者普勒松提出的“希腊主义”在当时影响有多大？陈教授回答道：这一影响极大。普勒松是将古典主义学问，特别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带入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突出人物。他来到意大利后，佛罗伦萨建立起了以“柏拉图学院”为代表的多个柏拉图哲学研究机构，对于冲破天主教所依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欧同学的提问：圣像毁坏运动对西部、南部的欧洲政治、文化有怎样的影响呢？陈教授回答道，圣像毁坏运动的影响还是主要局限于地中海一带，即帝国范围内部。彼时各封建领主相互征伐，西欧陷入混乱。而在东部的统一集权国家内部，人民生活安定且富足，国家支持“国教”推行。伊苏里亚王朝的军政府并不认同前朝的宗教政策，并且由于宗教迷信，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圣像毁坏运动。但是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西部，其影响是极大的；对于南部，则决定了拜占廷帝国“东正教”的基本特征，并使之长久处于王权的控制下。拜占廷史发展亦与圣像毁坏运动有着深层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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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王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