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一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研究成果目不暇接，学术观点日新月异。尤其是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研究的主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文革”以后，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1982年《敦煌研究》创刊发行，1983年开始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1984年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历史、考古研究人员来到敦煌，献身于敦煌事业，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通过细致深入的调查、整理、考证、研究，使敦煌石窟中蕴藏的丰富内涵、悠久历史、艺术价值，逐渐得以揭示、说明、解读。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发表在150多种图书与2000多篇论文中， 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以敦煌研究院为主，对这一时期在石窟研究中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作一简单介绍：

（一）石窟内容调查、登录和石窟报告工作

石窟内容调查、登录和石窟报告工作是石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至70、80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复查、校勘、增补，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终于问世，它使敦煌石窟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每个石窟的内容和布局，详细具体，一目了然，为学术界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最权威和实用的基础资料。[39]

这一时期国内外又出版了一批图文并茂的学术成果，既向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又做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如敦煌研究院的《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等。国外则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的藏经洞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一些美术精品，选印出版，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资料集。[40]

敦煌石窟是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为了永久地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和历史的文化信息，必须有计划地做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这项工作必须对每个洞窟的建筑、彩塑、壁画，以及附着的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资料，采用测量、绘图、照相、文字等记录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收集整理，并对洞窟的创建、改建和年代，彩塑和壁画的布局、题材、内容、特点、制作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探讨。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为了全面、系统、科学地保存敦煌石窟资料，推动敦煌石窟全方位深入的研究，满足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学者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敦煌研究院根据敦煌石窟洞窟分布排列及石窟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以洞窟建造的时代前后序列为脉络，结合洞窟布局形成的现状，拟定了编辑出版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长远规划。现在已组织研究和技术人员，对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几组洞窟，进行了测量、绘图、照相、文字记录，编写了记录性考古报告，并探讨了洞窟的时代和特点，为下一步石窟研究做了准备。

（二）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

1979～1980年恢复了60年代中断的莫高窟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发掘。此次在莫高窟南区南段的窟前发掘，清理出的第130窟窟前下层遗址，是莫高窟窟前规模最大的铺砖殿堂建筑遗址。此后将几次的发掘整理出版了发掘报告。[41]

于1988～1995年，对北区洞窟的大规模清理发掘，是又一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揭示莫高窟的全貌和营建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莫高窟北区长达700 米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淹埋的全部洞窟进行清理和发掘，探明该区共有洞窟248个（含已编号的第461～465 窟），基本上弄清了每个（或组）洞窟的结构、 使用状况、功能和年代。其中有僧众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仓储的廪窟、葬身的瘗窟等六种，形制有别，功能不同。洞窟的分布大致是，北朝从该区南部开始开凿，隋唐的洞窟分布在中部，西夏之后的洞窟集中于北部。清理中还出土了不少遗物，有汉文和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回鹘文木活字、钱币、木雕、浮塑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遗迹和遗物说明北区是僧众活动的区域。[42]

莫高窟南区遗址和北区洞窟的全面清理，既揭示出了莫高窟在漫长的营建过程中外貌景观的变化，也揭示了莫高窟4～14 世纪不仅持续不断地修建了众多的礼佛窟，而且还修建了僧众从事修行和生活的石窟。两种不同性质、功能的洞窟既作了分区布局，又组成了统一、完整的石窟寺。这些考古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探明莫高窟的性质、功能和营建历史。

（三）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

搞清洞窟的建造年代、分期也是石窟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些中外的专家、学者曾为此做过一些有意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对洞窟分期断代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大量没有纪年的洞窟，采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洞窟形制结构、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布局、内容等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别，分类进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个类型自身的发展系列；又作平行不同类型系列的相互比较，从差异变化中找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将类型相同的洞窟进行组合，从雷同相似中找出时间上的相近关系，并以遗迹的叠压层次关系，判断洞窟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又以有题记纪年的洞窟作为标尺，结合历史文献断定洞窟的绝对时代。我们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唐后期、回鹘、西夏等时代洞窟的分期断代，特别是排出了一批北周、回鹘洞窟。同时揭示出了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43]以同样的方法，对莫高窟北周时期洞窟作更进一步的分期排年，再找出这个时期十余个洞窟年代上的先后关系。[44]对莫高窟中心塔柱窟除作分期和年代探讨外，还透过纵向和横向比较，探讨此类洞窟的渊源和性质，对石窟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45]

另一方面，“我们在石窟调查中发现，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内容作为佐证。”有的学者结合敦煌文书和石窟资料主要从佛教艺术史角度，对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较，两者的分期结果基本上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编号完全一致。[46]

另外，依靠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并结合历史文献，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考订出了一批唐、五代、宋、西夏时期洞窟的具体修建年代及其窟主。[47]在此基础上，根据崖面的使用情况，将洞窟崖面排列顺序与窟内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综合研究，断代排年。[48]

运用不同方法对洞窟分期和年代的研究，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在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为敦煌石窟各项研究提供了时代的确凿依据，还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敦煌石窟内容的研究

敦煌石窟壁画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被中外学者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院”。经过几代学者对敦煌石窟内容进行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揭示出了敦煌石窟的内容及其价值。

经过60～80年代的深入调查研究，基本上查明了敦煌壁画中的本生、佛传、各种经变、佛教东传故事以及中国神话传说。发现了独角仙人本生、须摩提女因缘、微妙比丘尼因缘、贤愚经变、福田经变、目连经变等一批新题材。[49]对某些壁画题材和内容以及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解释，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的定名。如莫高窟第321窟南壁，第454、 456窟北壁和榆林窟第32窟正壁，过去长期定名为“灵鹫山说法图”，后经史苇湘先生考订，第321窟为宝雨经变， 其他各窟经霍熙亮先生考订为梵网经变，[50]等等。学者们在考证出新的题材内容的同时，还结合历史、佛教史、画史，对壁画内容与特点也有进一步的阐发，或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宏伟灿烂的经变画是敦煌壁画中最辉煌的精粹，据统计，敦煌壁画和纸画、绢画中的经变画有30余种、1300余幅。大部分经变分别按专题作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尤其是法华、维摩诘、涅槃、弥勒、阿弥陀等长期盛行的大型经变的深入、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对照石窟榜题、佛经、敦煌文献与历史资料和画史、考释清楚了每幅经变画每一品的内容情节，而且探讨了每一类经变不同时期内容情节、艺术形式传承演变的特点，研究了经变产生的历史背景、反映的佛教思想，揭示了敦煌经变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研究洞窟内容的同时，还分析探讨了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对开窟的影响。日本的秋山光和、百桥明穗等外国学者在经变画的研究和粉本的考释上，也有许多研究成果。[51]

敦煌石窟中佛教图像繁多，种类复杂，内容丰富。有显教图像，也有密教图像。对这些图像必须进行佛教图像学的辨识，对其所依据的佛典以及每类图像的佛教内涵和义理深入探究，进而可以揭示出一些信仰的发展和变迁，如对交脚造像、千佛图像、三身组合像等，对它们的定名、蕴含的佛教义理、出现的原由以及发展和流变的深入研究，可以了解在我国大乘菩萨思想的传播、弥勒信仰的发展、净土思想的兴衰等等。[52]一些台湾和外国学者在图像义理、功能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如台湾的李玉珉、美国的阿部贤次、巫鸿等。[53]

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密教图像是敦煌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世纪以前的藏传密迹，西藏地区保存甚少，现知保存较多且具系统的地点是莫高、榆林两窟。两窟藏传密迹又直接与所存唐密遗迹相衔接，因而又是探索唐密、藏密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据统计敦煌石窟保存的密教经变和造像有数百铺，并且从盛唐至元代联绵不断。因此，其密迹图像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居我国石窟之冠。“无论研讨汉地唐密，抑或考察藏传密教，皆应重视敦煌、安西的遗迹，尤其是莫高窟遗迹。”[54]但是，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很少有人涉足，几乎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空白。随着这一时期宿白、阎文儒等一些学者的探索，我院也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55]

对石窟中神话传说题材的进一步探讨。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主要集中在西魏第249、285窟窟顶四披。如第285 窟窟顶东披的伏羲、女娲，一说是“西魏至初唐时期，由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混合创世说，已从中原传播到敦煌，西魏时期，以图像的形式进行了严谨优美的表现。”这是以中国神话传说题材表现佛教内容，伏羲即宝应声菩萨、女娲即宝吉祥菩萨。[56]另一说认为伏羲、女娲图是来自中国的道家，象征日月，这是佛道思想互相结合在壁画上的表现。[57]在对中国神话传说题材的探讨中，各家采取了百家争鸣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史和佛教民族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在5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如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画》就开始对佛教史迹画进行了考证。[58]这一时期不仅有一画、一壁的局部研究，而且有了总体性探讨，如马世长《莫高窟第323 窟佛教感应故事画》、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画》等一系列文章，[59]对敦煌的佛教史迹画的故事内容不仅全面介绍，还从中西交通、佛教发展历史的角度作了详尽的考释。

在艺术方面，段文杰发表了《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莫高窟晚期的艺术》等一系列论文，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各时期的艺术成就、风格的演变和特色以及雕塑、绘画技法，让我们对敦煌艺术有了一个宏观、系统的认识。[60]佛教石窟艺术本是一门宗教艺术，“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阶级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61]史苇湘的《信仰与审美》、《形象思惟与法性》、《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等论文，将敦煌艺术上升到了美学研究的高度，对敦煌艺术的社会根源、美学特征和思想作了阐发。[62]英国的Roderick Whitfield、玛丽琳·丽艾（Marilyn Rhie）等国外学者，也对敦煌艺术的风格作了颇有见得的研究。[63]

敦煌石窟是古代文化的宝库，其中蕴藏着众多研究领域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在研究壁画佛教内容的同时，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十年来持续地对壁画中的服饰、建筑、音乐、舞蹈、交通、科技、民俗、图案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在建筑研究方面，运用大量的资料，从建筑类型入手，系统地研究了敦煌石窟的洞窟形制，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布局、成组建筑、单体建筑、建筑构件、建筑彩画，并结合文献材料，进行充分地论证，为建筑研究填补了空白[64]。在服饰方面，以时代为脉络，分门别类研究敦煌壁画中丰富的服饰资料[65]。在图案研究方面，对敦煌壁画中各个时代的图案，进行图案纹样和结构形式的系列排比，在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图案的结构、内容、风格的演变发展规律及其与中原、西域的关系。[66]

佛教石窟艺术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每个石窟中的一尊像、一铺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安排在同一个空间里，都有其特定的宗教涵义和功能，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题材组合。因此，必须对每一洞窟的内容和艺术进行整体研究，了解这些作品在同一洞窟中组合的关系和佛教义理，以及将它们组合在一个洞窟内的社会历史原因。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敦煌石窟内容全面、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莫高窟第45、61、254、249、285、290、428……窟，榆林窟第25窟等一批不同时代的代表洞窟，以洞窟为单位，进行历史、艺术、佛教内容的综合研究。[67]一些台湾的专家、学者也成绩斐然。[68]

上述佛教内容与不同专题的研究成果，为近年开始的佛教类、社会类、艺术类的28个专题分门别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方位的敦煌石窟专题研究，系统地汇集了敦煌石窟各专题的全部资料，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揭示敦煌石窟各个领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史料价值。这项研究成果，在新的世纪已由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专题篇》陆续出版。

（五）敦煌石窟与历史的研究

包括精神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敦煌石窟的产生、发展、衰亡，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有其自身的兴衰史。敦煌在历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可是正史记载既稀少又简略。一些学者通过对敦煌石窟的调查研究，结合敦煌文书和历史文献，研究石窟的营建历史，探讨了敦煌地区的社会史、佛教史、文化史、民族史、中西交流等，为研究敦煌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关于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向达、宿白、金维诺、贺世哲等先生曾在不同时期，利用史籍、遗书、供养人题记、窟前发掘资料等，先后对莫高窟建窟的起源、洞窟的营建、崖面的使用、一些洞窟建造的具体年代和窟主等问题，以及各个时期莫高窟营建的历史背景和营建活动等都进行过分析和探讨。马德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石窟4～11世纪的营建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地叙述了莫高窟的创建、营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写出了总结性的专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69]

关于敦煌石窟与敦煌世族的关系。从4～11世纪， 敦煌各个时期的各级统治集团、官宦、高僧、世族、民间社团、庶民家族、过往行客等各个阶层的各类人物都参与了莫高窟的营建。通过他们在各个时期对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可以探讨他们之间以及与敦煌石窟的相互关系。如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考证了建平公其人在敦煌的任职时间，建平公与敦煌石窟的关系，判明了建平公所开之窟为莫高窟第428窟。[70]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从总体上剖析了敦煌的索、阴、翟、李、张、曹等豪门大姓的族源，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重要地位，相互间的姻亲关系，并探讨了绵延有绪的敦煌世家豪族与敦煌石窟营建千年不衰的关系。[71]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等，从张氏、曹氏世系及归义军政权每位执政者的生平和在瓜（安西）、沙（敦煌）的统治，研究了他们的建窟活动与佛教信仰。[72]

关于敦煌石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归义军时期，由张氏、曹氏世系及每位执政者，在瓜（安西）、沙（敦煌）的建窟活动，揭示了他们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并通过西夏石窟壁画和西夏文材料，探讨了西夏党项羌统治瓜沙的历史状况，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佛教，它与汉族、吐蕃、回鹘的文化交往。从敦煌石窟划分出的一批回鹘洞窟[73]和出土的回鹘文书研究[74]，看到沙州回鹘为保存发展自身力量，东与中原、宋、辽、金王朝，瓜沙地区与曹氏政权、西夏政权，内部与甘州、西州回鹘的错综复杂关系，勾画了沙州回鹘的出现、发展、消亡的历史面貌。探讨了沙州回鹘的佛教和文化。并从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这对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敦煌石窟建造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研究吐蕃，回鹘、党项羌、蒙古等少数民族在敦煌的活动，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中西文化交流等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对敦煌壁画中的出征仪仗制度、家俱等进行了研究。敦煌石窟规模宏大，拥有8百余个洞窟，5万余平方米壁画，2千余身彩塑，营建时期自4～14世纪，长达千年之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壁画佛教题材就有尊像画，本生、佛传、因缘故事，佛教东传故事，经变画和中国传统神话等5大类，每一类又可细分为十多种题材不等；社会文化科技内容有民俗、服饰、生产、科技交通、军事、体育；艺术内容有人物画、动物画、山水、图案、音乐、舞蹈、飞天、建筑等。上述壁画内容为研究中古时期佛教、社会、文化、艺术、科技历史等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四

一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经历了资料登录整理、画面解读、内容考证、专题探讨、综合研究等，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论著，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下个世纪的敦煌石窟研究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于加强。

1.进一步做好资料工作。深入的研究要以占有充分的资料为基础，敦煌石窟已出版了不少图像资料，但是，都是局部的、片段的，要作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或综合研究，还缺少系统的、全面的资料，这就必须细致地、系统地做好石窟资料的整理，尤其做好石窟档案。

2.在20世纪敦煌石窟的佛教类、社会类、艺术类的各个专题都已开始研究，有的专题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显著。但总体上单个专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每一类专题的内容莫不材料丰富，时间绵长，都应该作为一部专史来研究。因此，每个专题都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系统搜集、整理资料，综合文献分析考证，联系其他地区的同类资料，才能全面准确的解读壁画；深入认识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为敦煌石窟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充实和丰富中国佛教史、文化史、科技史的材料及其研究。

3.每个洞窟都是由彩塑、壁画和建筑三者结合成的整体，其内容的组合与布局，都是按照中古时期当地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艺术审美统一规划制作而成的。过去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对点和面的研究较多，尽管已开始将洞窟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有些是介绍性的，有的还深度不够。为了加强敦煌石窟的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今后要加强对个体洞窟的基础研究，对每个洞窟进行佛教、艺术、历史的综合研究，探讨每个洞窟或每一组洞窟的题材内容、佛教思想、性质、功能、艺术特点等。

4.敦煌处于古代中西交通咽喉之地，是东西文化的集散地，敦煌高度发达的汉唐文化是敦煌和河西走廊文化的根基；同时，敦煌又受到西面印度、西亚、中亚、西域文化的影响，周围又同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千年的敦煌石窟就是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持续不断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渗透到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的各个方面。敦煌文化有着丰富的东西文化交融形象材料，因此，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产物的敦煌石窟，必须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内容和型式各个方面所受到的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具体影响，影响的具体来源、背景、路线、内涵，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找出敦煌石窟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价值。

5.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新。由于敦煌石窟内容丰富、涉及学科广泛，为了推动敦煌石窟深入地研究，必须运用考古学、图象学、文献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要多种学科、不同方法结合研究。敦煌石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佛教思想的石窟艺术，石窟中的佛教图象是一种表象，要了解它深刻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质，就必须利用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画史资料去分析探讨，因此，敦煌石窟的研究必须使历史、佛教、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本身很强的多元性与综合性，有效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去攻克重大研究课题，使石窟研究有新的突破。因为通常研究者个人的精力、时间、学识是有限的。现在研究成果不断大量涌现，现代的信息手段不断更新，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先进的手段，我们应最大限度地使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及时地沟通、交流、吸纳研究的新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