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外历史学界都涌现出利用口述的方式研究历史的热潮，并出现了一些受到社会关注的作品，如《中国知青史》等。这表明口述历史做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形式，以它独有的雅俗共赏的特色发挥了推动历史知识在民间普及的积极作用。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的历史学界开始了对口述史的研究。在其后的30 年里，史学界对口述史的研究不断扩大、深入，使其呈现出发展为历史学科一个分支体系的趋势。历史学是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又是一门不断随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更新的学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学，而每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有不同于前代的风格和理念。现代口述史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新形态，继承了传统史学的治史功能，但又在研究理念和治学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色，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对传统史学的多方面突破和拓展。这主要表现在口述史的研究对象有了拓宽，研究的内容大为增加，研究的手段由单一走向了多种形式。

一、口述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跨越

现代口述史首先出现于20 世纪30 ～ 40 年代的美国，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欧洲的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就已经尝试用口述史的方式做社会调查，记录社会历史事件，佐证自己在思想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反映了西方社会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后期或是在刚刚进入现代化阶段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从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多方面、多角度记录或反思人类社会及其文明所走过的道路，记录下人类社会经历的各种事件与人们的愿望和需求。这种用世俗的方式记录和反思普通人的思想历程和他们的生活道路的思想倾向，在历史学领域里就体现为新历史学思潮。新历史学思潮对口述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提倡和主张大众史、社会史、文化史、整体史等专门化研究。正是在这些专门化的历史研究中，口述史才发挥出了它的价值及它在方法论方面的优势。并与大众史、文化史、社会史、整体史等思潮实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直至突破和超越传统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通讯与运输业日益发达，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过电话和各种先进的通讯工具直接、快速地进行交往，留下的文献资料日益减少。又由于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网，查阅公共文献日益方便，普通百姓可以方便地接触到记录政治要人们活动的采访材料，这就大大提高了口述史作者的积极性; 再者，国家领导人和其他要人们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不大可能时时处处保存下完整的文字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适时的确立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和当代文献性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研究的发源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现代政治史料方面，可谓是开了口述历史研究之先河。美国最大的口述研究项目就是由该中心承担、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对历届美国总统的口述研究。历史学教授内文斯首先完成了对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的采访资料的整理，并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里。他的后继者斯塔尔采访了几位在1952—1960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的政府要人，采访后的记录保存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中。此后，对历届卸任美国总统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此外，由哥伦比亚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传史料汇编》，除了在国内受到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之外，还得到外国史学界人士的采用。前苏联学者西瓦切夫编著的《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美国政治斗争》一书，就采用了《汇编》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1］。

自从历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至20 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在表现形式方面基本没有产生多大变化。依靠文献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虽然研究过程中常有实物资料相佐证，但单调而古板的表述形式常造成史学界的沉闷气氛，更无法真实地描绘出过去的历史全貌。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的录音、录像、网络等科学技术则为历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口述史不仅使文字的表述生动化、通俗化，而且也能够借助口语、音乐、影视、演说等手段完整、真实地把宝贵的历史材料保存下来，让人们直接去观察、欣赏、评价。使活生生的历史原貌较为丰满地得到再现。

二、口述史的产生引发了史学界治学理念的转变

西方现代口述史的早期开拓者们，对二战以后历史学向现代化、通俗化方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促进和影响。其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 1) 口述史方法的广泛应用，方便了各领域专门化历史的研究，在增加史料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

1951 年，博姆巴特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 年欧文斯所主持的对亨利·福特的有关德克萨斯石油工业发展状况的口述回忆［2］，使人们了解了早期美国石油工业企业靠生产技术和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依托经营和企业内外管理不断科学化改进、企业资产不断兼并扩张而壮大起来的发展历程，为后人研究现代企业史提供了帮助。此后，很多行业都有效地运用口述史的方式梳理往日的经验、回顾和反思已走过的发展道路、并以此教育和警示后人。很快，口述史在企业史和机构史的研究中被普遍使用，并逐渐推广到农业、社会、保险、卫生保健、高等院校、报刊杂志、宗教团体、宇宙航空和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专门史研究中。可以说，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历史学派中衍生出的应用历史学派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由于口述史是以各阶层人士的口述材料为研究素材的，口述史对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补充就最为显著了。传统历史学家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和古物遗迹等作为研究历史的基础。然而，文献档案的记录却具有局限性，即使再详细的文献也只能记录人类活动当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传统的历史学家以一种精英史学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他们遵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研究路线，在搜集文献档案时多把目标定位于纪录社会精英阶层的活动和经历，被他们集中研究的对象多为社会上层的决策者，至少也是执行政策的关键人物及社会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妇女生活等方面则难有记录和反映。或者以福柯的话来说，缺乏历史中的“无名者”的生活。久之，便形成了历史学反映社会生活欠全面的痼疾。口述史则拓宽了传统历史研究的视野，它借助于口述采访多方面的人士，便可以搜集到往日少有问津的诸多事实或是旁系资料，从而补充了传统文献所存在的不足，为历史研究搭建起了搜集资料的多层次、多空间、立体化的来源结构。“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3］。口述历史研究从开始阶段就已广泛地涉猎经济史、科学史、劳工史、政治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史和灾难史等领域，所收集的材料涉及上至各个历史时期、各形态社会里的军政大事，下至普通家庭的家族史。这就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历史研究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此外，随着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人类文明、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历史研究就愈发需要这种多层次、多空间的文献资料来源。口述采集历史资料的形式也越发必不可少。

( 2) 从口述历史研究过问、展示、和探索社会生活的广度而言，口述史也是远胜于传统史学的。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祥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传统史书中充斥着社会政体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人们生活中真实的所历、所见、所闻、所认知，大部分都不能载之史册，更不能做有血有肉的个案分析与探索。然而，口述史的作者们大都走入民间，面对面的采访、调查民众的生活实景，对历史焦点问题进行专门化的深层探讨，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向世人揭露着历史疑团、对各色人等的成败进行饱含特色的评说、对古今中外社会制度的变迁作出圈点。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科技史、甚至灾难史都是口述史作者开展深层研究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在传统领地旁边开垦出一片展现民众生活的园地。

( 3) 现代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学沿袭的以文字档案为主要史料，以杰出人物为中心，偏重于国家政治和上层生活、较多地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写历史的传统。口述史则在保留“自上而下”写历史这一主线的基础上，配合以在周围建立起尽可能多的“自下而上”写历史的复线。口述史作者们走入民间，多角度地接触现实，同时将社会上层领域的状况、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都纳入了口述史学的研究范畴。实现了“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的结合。形成了历史学界高雅与通俗主复线交叉、社会与个人经历纵横相连的全新格局。

兴起于20 世纪前半叶的新史学运动提出过，“自下而上”的理论，即主张历史研究应把普通民众而不是各类上层精英人物作为研究重点。这一理念是口述史的理论基础之一，其成效也最大( 例如: 写滑铁卢战役，不再以威灵顿如何率领反法联军打败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从而决定了欧洲历史命运为主线而展开，而是从一个普通士兵威勒的角度叙述他所经历的这一战役的每一个细节: 如何经历了法军炮火的长时间轰击，如何冲破敌人的工事，英军工兵如何用稻草将胡古蒙教堂烧成灰烬等等，通过威勒的视角告诉人们，赢得滑铁卢战役的不只是威灵顿公爵，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士兵。这部史著依据的不再是国家文件和档案，也不是战略计划、作战命令和地图，而是普通战士留下的信件，日记、回忆录等等) 。现代口述史诞生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下，欧美一大批抱有激进主义政治倾向的历史学家写出了许多分析和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经历和斗争经历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自下而上”写历史的治学理念，描写的是真实的下层人民生活的状况，内容涉及劳工史、家庭史、社团史、妇女史等领域。为了克服这些领域文献史料不足的问题，早期的口述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作了大胆尝试，他从英国各地区、各阶层尚存的爱德华时代的人中精选了500 人作为调查对象，最终利用这些调查材料完成了他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该书较为真实地还原了下层人民艰苦生活与向苦难抗争的情景［4］。以后，另一位口述史学家塞缪尔用他自己收集的丰富的口述证据重现了牛津附近黑丁顿采石场在20 世纪20 年代被汽车业吞没之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从而摆脱当时报纸关于“采石场暴民”的千篇一律的报导，描绘了真实的当地工会组织规模和社会关系网络［5］。

( 4) 口述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参与、探索、考查，广泛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反响，社会各阶层面对口述史的生活化研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拓展了历史学的宣传、教育功能。教育性成为历史学的主要功能。古代的统治阶级对历史一直很重视，把历史当作辅助他们统治的工具，尤其是把往昔的成败经验作为自己统治的借鉴。但在现代，时代的步伐越迈越大，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加宽。单靠过去的经验已经无法应付复杂的现实。历史学的政治借鉴作用明显下降，教育作用跃居首位，成为开拓智力、陶冶情操、培养道德、增长知识、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全面提升的一种教育工具。然而，历史学要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首先就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能为人民所接受。口述史在这一点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形式生动引人，它的内容通俗易懂。它的描述对象大多是一般群众，口述史的作者也多把研究课题对准一般群众。他们“通过晤谈而得到的历史证词是双方合作的学术成果”［6］。口述史著作也因此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些确保了口述史能够有效地发挥着对民众的教育功能。哈利的口述史著作《根: 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获得1977 年美国国家书籍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历史类特等奖，并且畅销美国，风靡世界，就是明证。

三、口述史研究的新方法论体系

自诞生就扎根于大众生活层面的口述史与传统史学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它始终将社会中各阶层人士的生活经历作为研究的内容。正是口述史对形形色色人物和各类事件的现实化的专项研究构成了全方位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画面。也因此确立了社会史研究成为口述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秉承现代实用主义哲学重现实、重功效、重实证的理念，开创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实际的社会生活之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很早就使用了科学的调查与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参与社会调查，他们首先制订调研计划，然后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按社团、社区、甚至教区划分区域，按区域系统地约见各阶层的的人士，与访谈对象直接面谈，了解某些社会群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和现时的生活状况。最后，再对社会调查的结果进行筛选和分析，从中获得社会调查的口述凭证。他们发表的许多社会学专著都曾引用大量的口述史料，显然，口述史料已成为他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在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社会学家们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高度赞赏和依赖。他们的研究实践活动也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比社会学派稍晚起步的现代口述史也自初期就将社会史研究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研究宗旨、内容和方法上都深受社会学派的积极影响。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口述史作者直接采访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见证人并以采访笔录做素材，然后再经加工提炼，形成既符合现实生活原貌、又饱含社会各阶层心声，而且反映了历史学者本人对历史评说的研究成果。口述史作者们长期坚持着按自下而上的路线从事新社会史的研究，记录、整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发挥着历史学反省前世，警醒后世的功效。

新社会史理论在主张“自下而上论”的基础上又提出要强调普通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及心态对群体本身及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根据新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7］。口述史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始终立足于寻找社会生活中代表大部分人群的主

流思想倾向，或是反映各时期能够影响社会制度变革的人和事作为焦点，长期坚持从中挖掘普通民众的群体文化感及对历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为日后的史学研究大众化趋向奠定了基础。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论趋向也进一步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开阔了历史的研究领域。

与新社会史思潮同时影响口述史发展的另一派历史思潮是整体史思想。1929 年，“年鉴学派”和总体史学的创始人，著名的法国学者费弗尔和布洛赫曾明确提出，历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的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实行跨学科的研究，以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

1964 年，布洛赫又发展了这一思想． 他主张人类活动的场景构成了历史学的特殊对象，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集体研究。他坚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亦即关于人的科学具有无可置疑的统一性［8］。费弗尔和布洛赫的这些思想观点为以后现代口述史走向整体化趋势打开了新路。整体化是现代西方历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方法论之一，它试图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历史，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实，放入历史过程，结合成一个结构整体，再加以研究者的综合判断，从而保证历史分析的内在全面性。另一派的历史学家亨利，贝尔认为，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只有通过社会因素，才能说明人的本质。因此，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一项基本任务［9］。

口述史是一门面向大众的学术，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术方式。而整体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数的人，正是复数的人，才是历史学所要把握的。这也构成了口述史的研究重点。从人类科学的发展态势来看，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正处于重新分化和整合的大趋势下。分化与整合的过程在不断交叉地进行着，其中，整合仍处于主导地位。大量带有横向性质的交叉学科或是各个学科内的各种分支体系通过人类思想的探索和综合考察，实现相互的借鉴和融合，形成综合性的统一体。口述史就是这些综合统一体系中的一个。

西方历史学家杜赞奇曾提出用复线历史( bifurcated history) 的观念来取代史学界惯常使用的‘线性历史“( linear history) ，通过考察历史叙述结构和话语如何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形成一种带有目的的直线性历史的过程，同时去发现和恢复线性历史所摄取的系统之外的历史内容［10］。口述史正是既以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更以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经历作为研究的焦点。将这多角度的研究整合，就形成了对社会全部层面的整体研究。从研究手法的角度来看，口述史的研究活动把传统史学以关注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演化为主线、书写文献为依据的模式加以扩展，插入特定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生活经历，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作为纵向线索的历史整体，将鲜活的种种历史事件做为一个个横向的线索，牵拉出多少个人和团体不同的经历和命运，实现了历史学研究中纵向主线与横向复线的网格式的交叉融合。而人类社会与人类本身的发展也就得到了全方位、立体化的鲜活的展现。口述史进行的综合化整体史研究实践与传统史学相比确实是学术上的突破与进步，并带动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自20 世纪80 年代我国文化、学术领域也进入改革开放进程以来，口述史日益受到关注，近10 年来，口述史作品和对口述史的研究，渐成规模。关于如何对待和使用采访所得的口述史料，如何界定口述史作品，如何确认口述史的理论体系，笔者也十分关注，将另作探讨，此不赘述。

当代活跃在口述史领域的研究者们在通过访谈、调查对过去岁月的社会生活史进行综合考察的过程中，揭示着往昔人们的经历和情感，而被访者和访问者的褒贬、扬抑之情又不免会溢出其中，各自对未来的期望也会表露在外。这就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研究所追求的过去在现在中延伸，未来将借助现在实现的境界。由此可见，口述史凭借自身对人类社会研究的科学合理、综合全面，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J］． 世界历史，1998( 6) 79: 392．

［2］ 候成德． 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J］．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 11) : 31．

［3］ 熊月之． 口述史的价值［J］． 史林， 2000( 3) : 65．

［4］ 托什． 口述的历史［J］． 雍恢，译． 史学理论，1987(4) : 83．

［5］ 保罗·汤普森． 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M］． 覃方明，梁东，张旅平，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8．

［6］ 罗蒂． 哲学诠释学和经历的交流: 口述历史的范型［J］．国外社会科学， 1981( 1) : 42．

［7］ 陆象淦． 现代历史科学［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8:253．

［8］ 布洛赫． 为史学而辩护［M］． 巴黎: 巴黎大学出版社，1964: 28．

［9］ 贝尔． 史学中的综合． 它同一般综合的关系［M］． 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 1953: 36．

［10］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