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国的佛教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从一种外来的宗教到融入古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形成儒释道三者并列的情况，离不开佛经的翻译也离不开众多古人对佛教的研究。但在古代，主要是佛教徒和佛教信仰者对佛教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传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佛教人物传记。古人有写僧传的传统，包括梁代的《高僧传》、唐代的《续高僧传》、宋代的《宋高僧传》等。中国佛教有很完整的传记资料，各个宗派也有自己的史传，像禅宗的传灯录系统，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到《五灯会元》等等。这些传记资料很丰富，用这些文献，足够重新描述佛教历史。

第二，佛教目录学的研究。目录学是古代文献研究的重要方面，古人有由考据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传统。目录不仅能够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研究提供便利，更是古代文献存在的宝库。佛教的目录很早就有了，比较早的像《出三藏记》，其他还有《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阅藏知津》等。

第三，佛教相关的论著。从最早的《牟子理惑论》（尽管关于它的真伪学术界多有争论）到记载佛道论争的《弘明集》、《广弘明集》，再到讨论佛教理论的《大乘起信论》、《肇论》、《三论玄义》、《成唯识论》、《华严经旨归》、《摩诃止观》等。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对于佛教的研究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本佛宗经”，主要集中在对佛教文本文献的研究和义理的阐发以及佛教相关史实的记载。

第二，研究者主要是佛教信仰者，带有“护教”、“阐扬门派”意思，不具有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

（二）近代中国的佛教研究

从19世界末到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一大批可以称得上是佛教研究者的人出现。

传统文人的研究：传统文人如沈曾植、章太炎、梁启超、文廷式、宋恕等一批最有思想的人，都开始注意佛教。当然，最开始他们对佛教的关注是在“西学”和“群治”方面，就是想用佛教之学来理解西方的知识和思想，用佛教来刺激中国人的精神，用本来在“异端”的佛教，瓦解过分顽固的主流意识形态。值得一提的有梁启超关于佛教的著作，主要保存在其佛教论集《佛学研究十八篇》中。

佛教居士的研究：最早开始研究佛教的是杨会文（仁山），他被称为近代佛教第一人。他也是一个佛教居士，但他跟着外交官出过洋，曾经看到过其他国家的佛教研究，特别是通过他的日本朋友，了解到了麦克斯·缪勒的佛教研究。由于当时梵文对欧洲语言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导致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当时欧洲东方宗教研究有着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对杨仁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始注意梵文和原始佛教的著作，懂得了重视佛教研究的世界视野，开始把佛教纳入世界而不只是中国来研究。同时杨仁山又从日本购回了很多中国早就遗失了的佛教尤其是唯识著作，这批从日本回流的文献对之后中国的佛教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杨仁山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以居士的身份开创了南京“金陵刻经处”和佛学院，从此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心出现了从出家僧侣到在家居士的转折。所以他是佛教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人物。在近代中国佛教研究中有过重要影响的居士还有欧阳渐（竟无）。他在南京创办了“支那内学院”，抗日战争后转入四川，门下聚集了吕澂（逸秋）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者。

僧人的研究：佛教僧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可能是太虚大师，他在倡导“人间佛教”之外，特别注重唯识学的复兴。当时唯识学的研究有“南欧北韩”之说，指的是北京“三时学会”的韩德清和“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与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两佛学中心间时有法义之诤，如关于《大乘起信论》考证的争论。在这段时间内，学界人士研究唯识，蔚为一种风气，唯识学蓬勃发展，至抗战爆发而复趋于沉寂。关于唯识学的复兴可以单列一部分，因为涉及熊十力等人的相关研究。

大约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候，佛教研究渐渐形成，梁启超、欧阳竟无、太虚之外，到第三个十年，也就是20年代，像胡适、陈寅恪、陈垣、汤用彤、蒋维乔、黄忏华、周叔迦、吕澂，就已经和过去的情况大不一样了，主要的变化在以下四点：

第一，佛教研究使用的文献，从主要靠汉文佛经，到包括汉文、梵文、巴利文的资料，从主要靠教内文献，扩充到教外文献。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第二，研究方法上，摆脱了阐发宗门大义的旧套子，渐渐转向了语言学、历史学的结合，文献和思想并重的客观研究。

第三，研究的目的也变了，从追求信仰，到追求真实，真实的历史叙述成了唯一的目标。

第四，研究机构也变了，对于佛教研究的中心，从本来在寺院，转为主要在大学和类似大学的研究所。

从此以后，佛教研究从传统信仰转到了现代学术，从宗门研究变成了综合研究，从阐教护法转为客观中立。并且开始卓立于社会和知识界。

（三）当代中国的佛教研究

佛教的东西很多，一个研究者也不可能把佛教的东西全部搞清楚，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之后，佛教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笔者在这里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佛教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样式的佛教研究（佛教文献、佛教史、佛教哲学）；另一种是，新样式、跨学科的佛教研究（如：用社会学定性、定量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心理学的实验方法等来进行的佛教研究）。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佛教研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经济上，佛教的商业化、自养、慈善公益，文化上，佛教的园林、建筑、历史遗产，乃至组织形式和佛教团体等各个方面，这方面的相关内容笔者将单列一章进行说明。

第一，佛教文献研究

人文学科的研究基础都是文献，传统古典文献学涉及的几个方面，我们一般可以分作“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佛教文献的研究也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总的来说近期佛教文献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

1.收集各种资料，包括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在内的资料，对要研究和整理的佛教经典或文献广为对证，进行校勘和注释。这方面的工作欧洲，特别是英国、德国和改学欧洲的日本做的比较多。为了和国际佛教研究接轨，国内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学校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要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包括语言、历史、哲学、地理、社会等等。做注释，需要对各种历史文献很熟悉，外文文献的翻译，古代汉语文献的注释等。

2.我们要提到提要和辞典，中国人自己编的佛教辞典中，最早的是丁福保的《佛教大辞典》，它的好处是词多，但出处不清楚。此外，日本有望月信亨的《佛教大辞典》、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辞典》。新出的有台湾佛光山的《佛光大辞典》。香港有吴汝钧编的《佛学词典》。此外，还有几种专门的、小型的辞典，像40年代朱芾煌编的《法相辞典》，就等于是把法相唯识的都分门别类，拆了放在词条下面。另外关于佛教典籍的辞典，就是有提要的目录，最早的有日本人小野玄妙的《佛书解说大辞典》。中国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则对僧传、灯录一类历史资料进行了相当有水平的介绍和考证。今年陈士强编的《佛典精解》，也是一部很有用处的佛教书籍解题性的著作。这都是属于佛教文献的研究。

3.在这一方面还要提到的研究是关于佛教疑伪经的考证和佛教散佚文献的辑佚。30年代陈寅恪指出，伪史料中有着历史，因为，这些伪造的东西也有用，如果你考证出来它的伪造时间和动机，你就得到了新的真实的资料。但是，这样还不够，有的学者继续指出，这种中国人自己伪造的东西，恰恰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理解并超越印度佛教，从伪经和疑经里，可以看到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做的较好的有日本的牧田谛亮，他关于疑经的著作《疑经研究》（1976），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书。再说辑佚，在汉文佛教经典方面，主要是指从其他版本的佛典辑佚、敦煌卷子辑佚各种古钞本中发现过去没有被收入大藏经的东西。比如，日本的一些古寺里，有时会有一些唐代甚至更早的钞本，像《光世音应验记》之类，还有一些日本抄回去而中国失传的书，像杨会文当年弄回去重新刻出来的唯识著作。在朝鲜的佛教书里，也会有中国已经失传的著作，像五代时禅宗的《祖堂集》，中国就没有，还是日本人在韩国发现了影印出来的。当然中国自己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像三四十年代，发现了南宋、金代的佛经刻本，里面的一些书，在现在各种大藏经里就没有。而敦煌卷子，里面就更多后来失传的东西，像神会的语录、五更转、北宗的书等等。近年来方广錩就编了好几册《藏外佛教文献》，大多是从出土文献里发掘的。

4.大藏经的编写。中国一直有着编写大藏经的传统，大藏经是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最终形成的庞大佛典丛书。20世纪以来，大藏经的整理编辑在海内外一直受到重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日本、韩国分别校勘、整理、出版了多种大藏经。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铅印本大藏经是《频伽藏》（也称《哈同大藏经》）。《普慧藏》也是近代铅印本。影印本大藏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完全按照底本的形态全盘影印。另一种是改变原底本的编排，根据出版宗旨重新编纂，台湾和大陆出版的《中华大藏经》都可算是这一类。大陆《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工作，一直是大陆近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1982年在任继愈先生的主持下启动，直至1994年全书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异国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尤其是日本的大藏经，也具有很高参考价值。日本在宋以后开始雕造大藏经，包括《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续藏》、《大正藏》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正藏》（全称为《大正新修大藏经》），它是近代流传最广、使用最为普遍的汉文大藏经。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大藏经与其他书籍一样，也进入了数码化时代。电子文本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全文检索，佛教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电子文本录入的错误较多，版本各异，虽然经过优胜劣汰，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制作的《大正藏》电子文本得到的公认度最高，但事实上，即使是这一个文本也因为不断的教改和订正产生了许多版本，造成了许多新的混乱。因此利用电子版《大正藏》检索和引用，与使用其他电子版史籍一样，一定要核对《大正藏》原文，标注《大正藏》出处。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大陆很多高校连最基本的大藏经都难以找到。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受明等先生，决定编纂出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上起汉魏，下至民国，最终陆续编成四卷十册，中华书局出版，今天任然有很多学者把这套资料作为研究的基本读物。

第二，佛教史的研究

这是当代中国佛教研究成果最多的方面之一，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

1.这一方面可以列举的中国人的前期杰出著作有很多：像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也未有人可以超越。此外，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都相当有水准。国外也有很多杰出的著作，如日本的镰田茂雄、塚本善隆、牧田谛亮、道端良秀等等，都有相当出色的著作。而一些西方学者，像法国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和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1956）等，也相当见功力。

2.佛教通史撰写从1981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开始，该书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学术立场去书写中国的佛教史，但随着任先生的去世，该项工程最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编撰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一直是中国学者的迫近愿望。郭朋先生陆续出版《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等著作，后来汇成《中国佛教思想史》（三卷）。又如，2009年潘桂明先生出版《中国佛教思想史稿》（三卷六册）。目前，在汉语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中国佛教史系列著作，首推季羡林先生主编，汤一介先生完成的《中国佛教史》（十一卷）（2014）与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十五卷）（2010年）。前者在内容上不仅包括汉传佛教，还涵盖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而且，各卷的作者大多是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名家，如撰写藏传佛教卷的王尧先生。后者具有很大的系统性，全面论述了中国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到1949年的整个演变过程，涵盖了中国佛教的典籍、人物、教义、制度、寺院经济、文化艺术乃至儒释道三教关系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该书的出版堪称是了解了此前三十年中国学者的“佛教通史梦”。在此期间，断代佛教史、地方佛教史成果丰硕。杨曾文的《隋唐佛教史》，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佛教著作之一。

3.围绕佛教史的写作，对中国八大佛教宗派研究的宗派史是80年代之后中国佛教学术界的重点与热点。首先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包括：《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1993）、《中国华严宗通史》（魏道儒，1998）、《中国禅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2001）、《中国净土宗通史》（陈扬炯，2002）、《中国三论宗通史》（董群，2008）、《中国唯识宗通史》（杨维中，2008）、《中国律宗通史》（王建光，2008）。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成果太多，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比较好的途径去了解：

①一是，查看台湾佛光山编辑出版的《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全套丛书十一辑，共110册，始于2001年1月出版，主要汇总中国大陆地区以佛教研究为主题的硕博论。我们从这套文库的论文选题，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佛教学术界研究领域的整体格局：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均匀涉及，绝大多数是在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的范围内研究宗派的思想、祖师与典籍，还有一些是在语言学，艺术学或艺术史范围内研究佛教文献或佛教艺术。

②二是，查看黄夏年先生策划组稿的《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始于2003年，每年约出版5部或更多的文集。这套丛书所收的作者，虽有中国台湾学者，但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涉及的论文选题或领域十分广泛。若能深入分析这两套丛书所收的论文，基本能反应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佛教学者的学术兴趣及其选题范围的变迁、研究方法的拓展。

4.笔者认为佛教史的编撰除了涉及史料的发掘鉴定、文本的解读之外，更重要的是佛教史的编撰方法问题。如何区别佛教史和单纯的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以及如何借鉴传统史学的编撰体例，吸收传统史学在考据等方面的长处，形成新的佛教史观，比如世界佛教史观，是当代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论题。

5.随着中国社会在21世纪初的进一步开放，中外学术交流空前频繁，中国佛教学者掌握海外学术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学术领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佛教研究，究竟是在中国史的范围展开，还是放到世界史的领域？为了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中国学者做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李四龙在2009年出版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把欧美佛教学者的研究领域概况为五个学术传统，印度学、巴利语、汉学、藏学与中亚研究传统，主要是讲述世界范围内佛教研究的不同领域。若从欧美学术界的角度来看，汉传佛教的研究并不是他们的重心，他们的研究方法十分依赖于比较语言学的文献学方法，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了解东方的佛教知识，使之能在西方哲学、宗教的框架内得以认识。2015年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十四卷十五册）出版，该书全面论述了世界佛教兴衰演变的整个过程。这部著作突出了汉传佛教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表明它的世界史立场：把佛教放回到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套佛教史的出版，代表了整个大陆佛教学者目前的研究主流。

第三，佛教哲学研究

1.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大陆的佛教哲学研究，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第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常把佛教哲学分成宇宙论（世界观）、人生观与方法论（修行论）等内容；第二，受中国佛教宗派思想的传统影响，所谓“佛教哲学”，基本是在梳理佛教宗派的教义教理，其分析框架往往还受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第三，受西方佛教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譬如，把因明学当作逻辑学、知识论研究，把唯识学当作知识论、现象学或心理学研究。前两种形态都可以方立天先生为代表，《佛教哲学》是他在8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读佛教的一种尝试，《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则是以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佛教哲学的融会贯通。第三种形态，更多的是受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下的佛教学者的理论思考，他们主要是年轻学者，有时完全是西方哲学专家。

2.当然关于佛教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如何区别佛教哲学、佛教义学和佛教思想的研究？这涉及到佛教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葛兆光看来，佛教思想并不是哲学，哲学研究那一套方法和观念，是从西方来的，套不到佛教那里，或者说，用西方哲学研究的那一套硬套，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佛教思想的主要方法，简单地说是语言学加上哲学加上心理，要把佛教对当时宇宙人生的思考，从语言、心理、哲学、逻辑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体会和把握。

在李四龙看来，佛教哲学研究的关键，就是直接从佛教经典出发，在尊重历代注疏的基础上，紧扣原文解读其中的佛学思想。笔者参看了近几年能够查到的北京大学的硕博毕业论文，基本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的立足于佛教文献和佛教史的佛教思想研究。李四龙教授称之为“佛教解经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宗派，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经典传统。譬如，天台宗主要依据《法华经》、《大智度论》，华严宗主要依据《华严经》、《起信论》，即使是声称“教外别传”的禅宗，实际上也与《金刚经》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解读历史上的重要佛典，是激活中国佛教思想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若能理解到“解经”活动的这种变化，我们就能假设，丕振汉传佛教的重要途径，便是恢复与发展以前的讲经活动，并能找到契合这种时代的讲解方式，以现代语言做出与时俱进的解读。

关于方立天的佛教哲学研究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笔者将会在之后单独讲述。

总结

从以上三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佛教研究从古到今一个简单的历史变化，当然由于笔者不了解佛教艺术，因此相关内容并未在本文中提及。佛教研究包罗万象，希望此文能为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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