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1911.12~2013.10），1911年生于河北枣强，祖籍山东恩县。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侯仁之先生长期从事城市历史地理，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建设工作提出了众多深刻见解。侯仁之还是首个提出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人，被称作“中国申遗第一人”。此外，侯仁之先生长期从事沙漠环境变迁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本文着重论述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相关工作上的突出贡献。

仅以此文纪念侯仁之先生。

“北京活化石”

“

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

——侯仁之为《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喜仁龙著）所作序言 [1]

从侯仁之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开始，对北京城深沉的爱意便指引着他，一生致力于北京城的研究和保护。正如他本人所言，“我不是北京人，可是北京城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就把我引进了一座宏伟瑰丽的科学殿堂”[2]，而且“知之愈深，爱之弥坚，终至欲罢而不可能”[3]。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北京区域环境、城市起源、规划设计以及城市河流水系、西郊园林等等全方位的历史地理研究，同时更是力主对于北京城市格局尤其是中轴线的保护、明清城墙的保护、莲花池及其他历史水系的保护等等，堪称北京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第一人，并留下了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以及三卷本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等诸多著作。

█ 从城市整体和历史起源的角度认识北京城

1950年4月，侯仁之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负责城市规划和重要建筑物的设计审查工作。1981年6月，为了推进北京文物保护的发展，北京市政府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委员会。当时与会的专家群贤毕至，有侯仁之、罗哲文、吴良镛、张开济、张镈、郑孝燮、李准、赵冬日、单士元等诸位先生，在选举主任委员时，大家纷纷推举侯仁之先生，罗哲文先生称，“侯老，您不要推了，我们只是研究一个个建筑，您是研究北京城的，研究北京城历史的！”就这样，侯仁之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委员。[4]

图/ 1980年代中，侯仁之教授（前排中）与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及有关人员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局会后合影

正如罗哲文先生所言，侯仁之先生由于长期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城址变迁、山水格局和规划理念都进行过系统分析，对城市历史遗迹的组成、功能、意义和价值也有相对全面的把握，这使得他对北京城市保护与发展能够进行综合性的考虑，提出了很多切中要害又高瞻远瞩的建议。[5]一方面，侯先生重视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象征或见证意义的史迹和遗产地的保护，如在卢沟桥的保护、金中都宫殿及护城河遗迹的保护、元大都北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的维修等；另一方面，他还呼吁应加强对北京城整体性的保护。

“

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北京旧城，是祖国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要“全面地、认真地加以考虑。不是东一点，西一点零敲碎打，也不只是保留一个又一个的古建筑的问题。可以这样讲，整个北京旧城，就是一个历史文物的综合体。

”

——侯仁之，《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 [6]

侯仁之先生坚信，了解过去，才能认识现在和规划未来。了解城市的起源及其地理特点，了解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是进行城市规划的重要前提。侯先生说，“我不是搞城市规划的，对建筑也是门外汉，但我最大心愿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能为城市规划服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就很难做好城市规划工作。”[7]“充分揭示其规律和特点,既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任务,又是改造旧城市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因此这样的研究也是城市规划工作所不能忽视的”。[8]

图/侯先生讲解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图/ 1991年，侯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有关北京和华盛顿在城市设计主题思想上的比较研究

█ 文化遗产的有机保护

侯仁之先生对待北京文化遗产的态度，并非就保护谈保护，就建设谈建设，而是将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北京城市的发展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侯先生很早提出了老城改造要“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应该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而不宜搞‘假古董’；应该继承固有的优良传统，又要有所发展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不宜单纯地、不加分析地模拟过去和模仿外国，以致丧失应该首先发扬的地方特色”。“要站得高、看得远，要看到是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土上正在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9]

1988年，由于要兴建立交桥，北京内城西南角的一小段旧城墙的存废问题被提出。在侯仁之及众多专家的呼吁下，这段城墙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了维修。侯仁之先生特意为此撰写了碑文，对城墙的结构、形状以及角楼的功能等，进行了说明。此时城墙现实的功能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一小段城墙能够得以保留并修缮，使人既可以“看到我们雄伟的过去，又要看到我们宏伟的未来”。[10]正如碑文所言，“自社会主义新中国创建迄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立足于此，环顾四方，更当满怀信心，奋发前进”。[11]

1996年，北京站附近的明城墙遗址也面临被拆除的纷争。侯仁之与张开济、李准等先生亲自到现场考察，直言，

“

北京城最具体、最形象的表现就是城墙和宫殿，片砖碎瓦都是历史。北京城轮廓清晰，平面布局规划举世无双。城墙不仅是军事防御，还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内道路系统、功能分区及建筑布局，无一不为城墙所制约。北京城墙与城楼因其雄巍峨的形象与建筑工艺，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至应加以保护利用。

”

——侯仁之

在侯先生的力主下，明清城墙遗址被保留下来。随后《北京晚报》、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等单位还发起“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使公众充分参与到文物保护的过程中来。[12]

侯仁之论及北京旧城的改造，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和态度的问题，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达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13]“了解过去，正是为了建设未来，这个意义很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像北京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哪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三千多年来不断发展，一直到今天，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图/ 1987年，侯先生现场了解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计划

█ 北京中轴线的认知与发展

对于北京城中轴线的认识与保护，侯仁之先生同样也是从人地关系互动和整体价值的角度入手，勾勒出北京中轴线的发展脉络。1998年侯仁之应邀为北京市委相关人士作北京城历史的报告，重点提及后门桥（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形成最初的起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是以积水潭为核心，因此元大都的中轴线，便是沿着积水潭东岸向南延伸，由此形成了左右对称的城市格局，这就是最初的北京中轴线。侯仁之将中轴线的形成置于北京城人地互动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无疑点出了北京中轴线绵延至今的生命力所在。

侯仁之先生着重提出，北京中轴线绝不仅限于一条孤立的“线”，而是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要与北京城市的整体保护一同来看。2002年3月，侯仁之先生在出席《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专家论证会时再次强调，“北京城市中轴线非常重要，在北中轴线上特别要注意北二环北节点与钟鼓楼节点的关系。北二环北节点不应建造太高的建筑，应以钟鼓楼为主”、“从后门桥开始到前三门护城河的御河在元代就是大运河的起点，应考虑将御河全线恢复”等意见，[14]便是将北京中轴线和相关历史遗存的保护放到北京城的整体保护规划中考虑。

侯仁之先生还提出了中轴线的“三个里程碑”，即强调北京中轴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即紫禁城的建设；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前人民广场的扩建；第三个里程碑，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15]“三个里程碑”的实质是中轴线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他在1973年对北京中轴线进一步改造的展望中，不无期许地说道：“沿着这条传统中的中轴线也必将有更加雄伟、更加壮观的远景出现。”[16]

█ 历史水系的保护

“城市与水”一直是侯仁之认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他认为城市水源的开辟和利用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存在着密切关联。尤其对于缺乏充沛水源的北京来说，历代都非常重视河湖水系的开发和利用。[17]对于对莲花池、什刹海、高粱河、万泉河、白浮泉水、万宁桥、汇通祠、卢沟桥以及西郊水系等，侯先生都做过大量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1993年，北京西站破土动工，选址就在莲花池畔。当时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有人提议直接把北京西站建在莲花池原址上，侯先生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强调莲花池是古蓟城到辽南京城时期的城市核心水源地，可以说是北京的母亲湖，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变迁和金都城位置、地貌等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证，强烈呼吁莲花池作为“北京城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生命印记’，理应完整地保留下来”。最终北京西站东移百余米，莲花池也疏浚恢复。

图/ 2000年12月20日莲花池遗址修复开园仪式

上文提到中轴线上的后门桥，是元代中轴线的起源点，也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源点。侯仁之先生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河道的景观。1998年4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做报告。面对听讲的高级干部，侯仁之做了《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报告，直言北京城名胜保护不足。北京市政府后来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对莲花池进行环境治理，引什刹海水，恢复后门桥河道水上景观。2000年12月，后门桥和莲花池举办了修复竣工仪式，侯先生坐着轮椅也要前往参加，并建议，“将习惯称呼的后门桥改回原名万宁桥，希望子孙后代万事安宁”。[18]

图/侯先生什刹海后门桥调研

“中国申遗第一人”

█ 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缘起

1984年春，侯仁之夫妇受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院长卡萨瑞特的邀请赴美讲学，在此期间，侯仁之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教授斯坦伯格处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文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重要性。此时，距离1972年该公约的诞生已经12年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了解这个公约，也并没有成为其缔约国。侯仁之先生在了解此公约后，很快便意识到其重要性，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应该放眼世界，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很快，侯仁之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科技参赞吴怡康、中国驻联合国科技参赞方晓讨论了此事，当年8月，侯仁之又为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19]在结束美国的访问回国后，侯仁之开始为推进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着手工作。

侯仁之利用其政协委员的身份，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663号提案”。提案案由为“我国应尽早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案”。在提案中提到，“由我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会同文化部、科学院和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林业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准备有关‘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文件，并备文说明参加该公约所应具备的条件和有关事项，报告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提案中指出，由于我国迄今尚未参加该公约，因此不能享受签约国应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有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该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20]

这份“663号提案”，由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阳含熙四人共同联名提交，侯仁之为主笔人。当时，郑孝燮、罗哲文两位先生并不在国内，侯仁之给两人分别写信说明此事，并为二位先生代签了名。根据郑孝燮先生提供的1985年4月9日侯仁之致郑孝燮信中记载:“我已经代您签了名，我相信哲文同志也一定会同意，因此也代他签了名。此外签名的还有阳含熙同志（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我共四人，未多征集签名，但事先征求了我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杨伯箴同志的意见，并请他看过全文，他还加了一点内容。”[21]

1985年11月6日，提案转交到中国教科文全委会秘书处。当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12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

正是因为侯仁之对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敏锐的世界视角，中国成为了《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丰富而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得以走向世界。1987年10月，侯仁之还作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赴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八届全体大会暨“新世界中的古老文化”国际研讨会，做题为《新时代的万里长城》的发言。这也是中国专家首次参与ICOMOS大会。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

左图/ 1984年5月5日，侯老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写信给张维，询问我国是否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一事

中图/1984年6月4日，侯老就此事又致信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右图/ 1985年12月16日，我国签署了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件

来源：李思衡：《侯仁之，中国世界遗产之父》，《中国西部》，2012年第23期

图/ 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先生（依次从左到右）在侯先生家的合影

█ 长城的保护与研究

长城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线性、带状文化遗产，但如何认识长城、研究长城和保护长城，始终都是文化遗产界讨论的重点，其认知过程也是处在不断的进步中。长期以来，对于长城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政治和军事角度，即将长城看作边防的重要手段而加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于长城的关注逐渐丰富，长城在民族、文化、经济等角度反映出的历史问题，也逐渐被学者们揭示。侯仁之则是率先从环境角度研究长城的。[22]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投入到西北沙漠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在这过程里，他对长城地带的环境与文化变迁做过一系列深入探讨，通过探索长城与生态环境变迁的辩证关系，全面认识和评价长城的历史作用。侯仁之也因此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山海关研究会成立，侯仁之出席成立大会并任顾问。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研究、保护、开发长城与古代城堡为宗旨的民间团体。山海关研究会发出了开展维修山海关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倡议书和征集长城文物、文献的启事。而后侯仁之在康奈尔大学访问期间，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才意识到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重要性。

1986年6月，侯仁之再次考察山海关长城。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侯仁之是该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当选为副会长。1987年12月，长城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促成多个中国世界遗产

1985年12月，侯仁之在北京参与广西左江崖壁壁画的介绍会，会后还在北京大学接待了左江的客人，提出将左江岩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侯先生应当是第一位提出要将左江岩画申遗的人。

1995年，侯仁之与郑孝燮、罗哲文、傅熹年、徐苹芳、黄景略、阮仪三、王瑞珠等专家共同参与了国家文物局、建设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审议推荐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苏州园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的专家论证会。1997年，上述三处遗产地全部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5年12月，侯仁之与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联名致信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市长，呼吁加强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2014年，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结语

2021年，中国福州举办了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已经有56项世界文化或（和）自然遗产了，数量现居世界第二。得益于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蓬勃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宣布确定推荐“北京中轴线”作为我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座侯先生挚爱一生的城市，能再添一项世界遗产。

侯仁之先生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他强调做研究要经世致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侯先生的本职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他将历史地理所擅长的人地关系研究、历史起源机理研究、城市发展脉络研究等很好地应用到历史城市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并强调要先对历史有研究和理解，才能正确地规划未来。而历史地理的整体观也同样影响到先生的文保观念，要看到一处遗迹、一座古建或是一条古河、古道，在整个城市演变、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孤立地谈保护。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今实践以价值为主导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侯仁之先生更不是一位冷冰冰的学究，阅读先生的文章，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爱国之情。他热爱祖国，热爱北京，也时时鼓励大家要热爱自己的家乡，要了解自己的家乡，调查家乡保留至今的古代遗迹、古老的建筑和碑刻、器物等，并建议政府去保护。带着拳拳赤子之心，侯先生可谓是文化遗产科普和公众宣传的先行者。

侯仁之先生的主要履历

1911年

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

1931年

从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转至北京通县潞河中学就读

1932年

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得奖学金

1936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出任系主任顾颉刚先生的助理，同时成为其研究生

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的顾颉刚离开北平，侯仁之转为历史学家洪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在燕京大学任教

1946年

入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于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者达比（H.C.Darby）

1949年

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0年

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2年

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迁到燕园，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1960年-1964年

深入西北干旱区考察中国历史时期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探索历史地理的新方向

1979年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委会成立，侯仁之为主编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

任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

以中国政协委员的名义提案，建议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1987年

中国长城学会成立，侯仁之任副会长

1997年

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

2001年

与季羡林、宿白、吴良镛、任继愈共同发起“建立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

2004年

获得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

2006年

获得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

2009年

获得“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

2013年

10月22日，于北京病逝，享年102岁

图/侯仁之与夫人张玮瑛女士

参考资料（向上滑动查看）：

[1] 引自侯仁之为《北京的城墙与城门》1985年版中译本所做序言，（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2] 侯仁之：《〈北京人谈北京〉广播文稿序》，《奋蹄集》，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3] 侯仁之：《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奋蹄集》，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4] 丁超：《侯仁之学谱》，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

[5] 赵夏：《侯仁之先生与文化遗产保护——兼谈历史地理研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6] 侯仁之：《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为1985年侯仁之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

[7] 王茵：《访侯仁之教授》，《老人天地》2000年第2期

[8] 引自赵夏：《侯仁之先生与文化遗产保护——兼谈历史地理研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9] 侯仁之：《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

[10] 王毓蔺根据侯仁之在2000年11月10日所做的学术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并经侯仁之先生稍加文字修改。引自尹均科选编：《侯仁之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11] 侯仁之：《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碑文）

[12] 庄建：《北京“捐城墙砖”的启示，保护好文物也要靠人民》，《光明日报》1997年1月15日。引自：丁超：《侯仁之学谱》，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

[13] 《论北京旧城的改造》，原载《城市规划》1983年第1期，引自《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

[14] 丁超：《侯仁之学谱》，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

[15] 侯仁之：《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原载《城市规划》1994年第6期，引自《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

[16] 张磊：《侯仁之与北京中轴线》，《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21日第12版

[17] 赵夏：《侯仁之先生与文化遗产保护——兼谈历史地理研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8] 丁超：《侯仁之学谱》，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

[19] 李思衡：《侯仁之，中国世界遗产之父》，《中国西部》，2012年第23期

[20] 丁超：《侯仁之学谱》，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

[21] 郑孝燮：《我亲历的全国政协文物保护活动》，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22] 段清波、同杨阳、尚珩：《我国历代长城研究现状综述》，《西部考古》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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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胡玥，排版：韩依琪，策划：张荣，审核：韩茂莉、吕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