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历史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具有各自特色的方法理论，但两者又存在紧密联系。历史、统计与理论三者中，熊彼特的研究认为历史最为重要。历史学为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验证与创新的准社会实验功能，而经济学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方法，使其结论更加精准。目前，有关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理论联系与区别的文献数量众多，笔者仅就两者在彼此之间的方法理论贡献进行讨论。

检验与创新：历史学对经济理论的贡献。经济学是在稀缺性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的一门科学，在于揭示关于经济发展广泛适用的规律。经济理论则是对历史的和当时的经济经验的总结和凝练，以经济实践和现象为基础，适用性等受到严格的前提、条件等约束。历史学是以史料为中心，诉求反映过去真实确实的事实，在搜集、整理、分析和运用史料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经济理论在不同时空中应用时，为了真实地适用其内定的前提假设和各种约束条件，历史学为其提供了一个社会实验空间，以实现对经济理论适用或正确与否的检验目标。

历史学对经济学方法理论的初步贡献在于检验其已有方法理论的适用或正确与否。历史研究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其基础性作用涵括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从晚清开始，中国学界不断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则开始在经济史研究中应用经济学理论，最初针对的就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如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总供给与总需求、制度变迁等理论均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与验证。但在现实研究中，历史学中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应用仍须注意理论与史实融合中的“两层皮”现象。当前，在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尤其需要加以重视，避免彼此的套用而产生历史虚无主义趋向。

历史学对经济学方法理论的进一步贡献是在检验基础上修正已有方法理论的不足。经济学方法理论的使用遵循严格的约束，如果在不同的时空中采用，则可能会出现不符合理论的结论。如西方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在近代传入中国之后，对其应用中存在的种种约束条件的认知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探索过程，最终在实践中才认识到要将西方的经济学方法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时代化、中国化，如此才能形成适合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近代中国的检验过程中，逐步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适应中国实际的修正，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提供了深厚的要素来源。比如，在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语体系的研究中，每个经济学术语的形成、演变到创新定型均经历了一个在现实中检验、修正的过程，并最终在近代中国特定的环境中确立起来，渐趋构建起一个近代中国现代经济学术语体系及其相应的方法理论结构。

当然，历史学对经济学方法理论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发现和创新经济学方法理论。历史学对经济学方法理论的使用绝大部分都停留在方法理论适用性或正确与否的检验层面，少部分实现了对已有经济学方法理论的突破，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学理论。如《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在对英国等国的经济史实检验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规律，经过科学抽象后创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诺斯等以西方世界的兴起、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等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不但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的不足，而且在西方历史的演进中提炼和创新出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等为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从而实现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次飞跃。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以中国历史上优秀传统经济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成就为基础，以历史学的经验和史实为依托，进而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深化与拓展：经济学对历史理论的推动作用。历史学是借助史料对过去确实事件的真实反映，从中探寻其规律。在这一过程中，运用史料的能力是关键，但也深受研究者的认知、所处社会环境、时空等因素的约束，所得出的结论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受到某些主观性、知识存量等影响。经济学方法理论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则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历史学研究中的不足，从而进一步精确历史学认知、拓展历史学研究领域。

经济学方法理论深化和精确化历史学研究认知。历史学研究是历史研究者和史实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依托的史实尽管具有丰富的文字记述的和非文字记述的两大类，但在具体的史实运用中则正如年鉴学派勒高夫所指出的那样，“资料本身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在史料的考据、辨识和研究者运用史料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成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史料的搜集、应用和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即如哈约·霍尔本所说，“历史史实本身是死的，只有在史学家的心中才会复生，它们是总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为了在“复生”中尽量客观真实，经济学方法理论，尤其是量化分析方式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则能使定性分析的结论更加精准，使原有的研究更加深化。20世纪后期以来，如历史上的粮价、民国时期大学生、民国报刊资料等大历史数据库的构建，都是经济学方法理论在历史学研究中应用的反映。此种趋势必然改变史料考据中举例子式的小样本问题，会使原有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得以精确化，更加真实地反映历史史实的原有面貌。

经济学方法理论拓展历史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在对现实和经验进行抽象的过程中形成了严格的条件约束，简化了很多重要事实，将其视为已知假定。在经济学方法理论中，一个模型几乎就是其所有假设。在历史学研究中，使用经济学方法理论应注意特定假设等前提条件，这往往又会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空间。如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视为已知的制度等前提，已经成为经济史等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在以定性为主的历史学研究中，定量等经济学方法理论的应用则直接开辟了计量经济史学的新空间。

交叉与融合：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互补。经济学与历史学尽管各有自身的学科体系要素，但两者在研究中存在明显的交叉与融合发展的趋势。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应用和历史学注重史料分析等方面就呈现出了两个学科在方法理论中融合的趋势。

历史学以“冷”的、丰富的史料作为基础，探寻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但深受史料搜集、整理和运用能力等限制；经济学则以“热”的、千头万绪的经济现象为依托，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在经济理论的抽象中面临对各种事实的简化。吴承明先生曾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把现实中提炼的经济学方法理论通过历史学中的史实检验、修正和创新，无疑能够补充简化掉的各种事实，使两者的研究均能得到有效的互补。

历史研究借用经济学方法理论则能使过去的史实动态化，明晰历史史实为何在特定的时空下呈现出已知的路径选择；而经济学方法理论通过历史实验的考察，则能“还原”出假设中简化的重要史实，使在不同的时空适用中加以修正和创新，进而实现了两者的有效融合。显然，正如诺斯指出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状态，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以后将会遇到的情况”。把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当作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来指引和拓展历史学的研究，而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又从史实本身出发，去证实历史上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即双方互相印证，达到澄清史实、揭示和抽象规律、理清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