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济南·西方音乐学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

会议综述（二）

第一天 第三单元

2020年10月23日下午14:00，继上午的研讨会开幕式与第一单元主题的两场发言之后，第二单元（史著研究和评述）的研讨会也如期进行。

首先是第三场会议，此次会议由孙国忠教授主持，共分为四场发言，分别是：武汉音乐学院袁利军副教授的《从王晡老师新著看当前音乐史写作的几点趋向》，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的《现代性的视角》，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肖晗的《释义学美学视野下的音乐史观——从一书说开去》，以及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张彦的《钟子林的理论方法研究》。

▲孙国忠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袁利军副教授以《从王晡老师新著看当前音乐史写作的几点趋向》为题。首先，他指出王晡老师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以一人之力撰写鸿篇《西方音乐史》所具有的挑战意义。随后，他分享了王晡老师新著中的一些特色，包括其内容的全面、音乐史各时期内容比重的变化、叙述口吻的适读性、独具特色的论述，以及跨时空的图片穿插等。最后，他指出该著作体现了史学写作的几个最新趋向，包括运用主观个性化阐释和批判性思维；人文内涵的写作目标；多维度、多视角、多元化的音乐史研究与写作姿态等。

▲袁利军副教授

▲袁利军副教授发言

姚亚平教授以《现代性的视角》为题，从西方学者对于 “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入手，指出“现代性”研究视角的重要意义。首先，他通过梳理“现代性”这一概念的起源，指出现代性研究的视角在看待艺术、艺术史方面，与艺术研究领域的学者具有很大差异。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研究涉及历史但并非史学研究；现代性研究极为重视19世纪以来的艺术发展；后现代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议题；以及现代性叙述者的现代身份。其中，姚亚平教授不仅指出了现代性视角所关注时间变化的多种原因，解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作为一群批判者的现代性叙述者应何去何从的问题。

▲姚亚平教授

▲姚亚平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人肖晗博士的题目为《释义学美学视野下的音乐史观——从一书说开去》，她首先对历史释义学、现代释义学、后现代阐释思想和文本观做了简短的介绍，进而重点介绍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的现代释义学。随后，通过对埃格布雷希特《西方音乐》及达尔豪斯相关著述的分析，肖晗博士一方面窥见了现代释义学对西方音乐史学和音乐史编纂学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现代释义学的“视界融合”等观念与达尔豪斯史学研究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致性，并提出释义学为“审美与历史”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释义学美学观念使我们能够以另一种角度去思考历史叙事的不可还原性与多样性。最后，她指出在研究工作中“释义学”美学带给音乐史学研究的真正启示为：既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美学意义又不牵强附会，既尝试新视角解读的同时又不歪曲历史。

▲肖晗博士

▲肖晗博士发言

张彦同学的发言围绕《钟子林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该书写作中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她梳理了《西方音乐概述》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时间。随后，她指出该书在写作手法与内容上的重要性，如：书中所展现的理论研究方法及相关学术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析；书中所透露出的对于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的解读也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专业的释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最后，张彦同学说明了该书不仅适用于音乐教育普及，同样也适合专业的音乐学者去进一步研读。

▲张彦同学

▲张彦同学发言

在发言之后的问答环节中，参会的学者们就这一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提问交流。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孙天请问姚亚平教授：西方音乐历史编撰中，传统的“风格断代史”是对音乐本体、作曲家及作品风格等研究。这种编撰方式可以对一个时期做纵深研究，但同时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和历史思潮的客观限制。现在有种更干脆明了的“世纪断代史“编撰方式，请问您对”世纪断代史“怎么看？这种方式是否迎合着某些后现代观念的理念？谢谢姚教授！

姚亚平教授回答说：首先风格断代是有其合理性在的，因为在历史发展中音乐风格和语言的确发生了变化。但随着我们历史研究的发展，人们不满足于风格断代，从而通过另一个世纪断代的视角方式来进行历史的断代。当然这种断代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可以找到新的视角解读音乐的发展，但这并不能否认传统分类的合理性。以后的历史书写，更有可能会用世纪断代的方式，因为目前20、21世纪中的音乐是多元的，没有一个主导的音乐风格、音乐语言，所以在这方面来说，以后的历史应该就是世纪断代史，而这恰恰正是后现代到来的特点。

湖南师范大学的西音史硕士张璨提问袁利军副教授：袁老师您好，您刚刚有提到现代的学者更多地关注到音乐中人性的表达，那么音乐人性表达的标准是什么呢？换言之，通过音乐洞察到的人性在历史的进程中怎么样才能达到“永恒”的经典？

袁老师回答：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现在的音乐史写作时都开始突破了纯粹对音乐的描写，深入到表层的现象背后，譬如乐曲背后的事件、人物有什么推动作用。在70、80年代的史学作品中，就开始用了阐释学的视角，更多关注了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角度，可以对作曲家的作品作更多的了解。

四川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生李帅提问袁利军副教授：如您在“当前音乐史写作方面的一些趋向”中提到，主观个性阐释在中西学界的史学研究中都成为一个重要的走向，我想紧接上午的讨论，袁老师您怎么看：1.个性化阐释的历史研究走向，会不会逐步削弱历史本体的意义？如何避免个性化研究的泛滥，导致历史原貌被忽略的问题？2.个性化史学研究怎么面临和解决他人认同的问题？

袁老师回答：首先主观化阐释必定是建立在实证性之上的，我们当下的解读，可以体现出当代历史的面貌，也可以为后世提供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个性主观阐释会不会泛滥我们无法解释，但我们在写作中是需要注意实证性的。针对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同的作者都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这种多元化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所以在认同的角度应采取包容的态度。

讨论结束后，孙国忠教授总结道：经过了本场四位演讲者的发言，其中姚亚平老师就现代性的视角进行了具有深度的论述。而其他三位发言者针对不同的史学文本，都进行了自己的阐述。我在听的时候也想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西方音乐史教课书（教材）的写作，即音乐通史类教科书与学术性史论著作的区别。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场可以继续讨论。

第一天 第四单元

经过十分钟的休息调整，第四场的主题发言由武汉音乐学院的汪申申教授担任主持，四川音乐学院本科生贾了佳、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陈歌、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李栋全、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高佳欣先后进行了会议发言。

▲汪申申教授主持

贾了佳同学的论文以《王晡书评述要》为题，在发言中，她首先从几个方面总结出了该部著作的文本特质，包括其丰富的资料基底、别具一格的撰写风格，以及新加入的流行音乐。其次，在与几部近现代具有代表性的史书进行对比后，分析出了该书的突破和创新，其中重点强调了对于流行音乐的撰写。最后，作者得出了自己的许多新感悟，认为专业的学习者，不能止于专业范畴，必须具有全面的视野。

▲贾了佳同学

▲贾了佳同学发言

陈歌博士的发言题目《当下中国西方音乐史著的创新与思考——以王晡》，同样也是围绕着王晡老师的《西方音乐史》一书进行展开。首先，她在发言中简单地回顾了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历程。进而通过比较，提出了该部著作中的两个重大创新为更新学术范围和关注“亚古典”艺术。与此同时，她就“更新学术范围标准”和“流行音乐在通史中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最后，陈歌博士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国学者要在多元化的视角下，结合多元的方法去不断丰富历史的维度，如此才有可能在这一“异文化”领域做出创新来。

▲陈歌博士

▲陈歌博士发言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李栋全的发言主题为：《评阿巴特和帕克的兼谈歌剧史书写》，他首先概述了歌剧史书写的现状，随后从五个方面总结出这部《歌剧史》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质，包括其关注歌剧保留剧目、通俗化的行文方式、融入表演与表演史、融入批评与批评史以及具有即时性。在肯定了其中译本的现实意义之后，同时也指出了中译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随后，他从歌剧史与音乐史的关系、歌剧通史与作品和作品史的关系两个方面对歌剧史书写进行了反思。最后，李栋全对《歌剧史》的中译本翻译稍加批评，并呼吁进一步思考“为何需要反思歌剧史书写？”这有助于更好理解歌剧这一特殊音乐戏剧体裁的本质，借机也能为中国歌剧史的书写提供参照和反思。

▲李栋全同学

▲李栋全同学发言

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高佳欣同学针对《钱亦平与王丹丹中的相关问题研究》的发言，重点论述了“体裁在”西方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她首先指出了在我国的西方音乐历史著作中对于体裁形式研究的欠缺，从而突出该主题的现实意义。之后，高佳欣同学以“弥撒曲”这一体裁为例，具体阐述了该书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这一方法不仅在当时具备先锋性，乃至现在仍极具意义。最后，她还指出该书的价值在于更多地展现了体裁史这一创新性的思维视角，开创了我国专题性音乐研究的先例，为学术界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高佳欣同学

▲高佳欣同学发言

在之后的问答环节中，与会的学者们就这该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提问交流。

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向陈歌同学提问：1、你如看待西方音乐史书写中教科书（教材）与学术性史论著述的区别？2、作为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你对以上这两种不同类型（教科书与学术性史论）的西方音乐史书写有何认识或期待？随后指出该提问主要是针对西方音乐的“通史”写作。

陈歌博士回答：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首先体现在主体与客体方面。对于史书编撰者的主体而言，在教科书中所呈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可能会相对较少，而学术类型的史书则更多地添加了作者的观点与审美批评。对于史书这一客体而言，一般教科书更注重框架的介绍，旨在使同学们对西方音乐的历史脉络有所了解，而并不关注于历史中文化、社会等因素。而学术性史著则恰恰相反，多以文化、社会等角度描述音乐的发展，使读者对于西方音乐历史具有较为全面的整体性把握，如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就展示出了文化史中的西方音乐发展。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所期待的教科书能够更多地加入文化、社会等视角，而不仅仅呈现出类似于“名词解释”样的、断裂性的西方音乐历史。

之后，孙国忠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随着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我们的关注重点将不再是西方音乐史教科书的写作（尽管我们依然需要为本科教学所用的教科书），而是具有更高学术含量的专题性著述。换言之，教科书性质的西方音乐通史写作将淡出学术探讨的论域。西方音乐断代史、专题史尤其是专题研究（写作）将成为我们学术探讨与书写的重点。这些超越教科书意义的学术性著述文本才是推动我们学科发展的原动力。王晡教授认为教科书也应该体现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无论是哪个阶段的西方音乐史教科书，这是当下存在较大问题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