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历史理论问题再思考

【编者按】历史理论又称作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在西方，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悠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逐渐衰落，遭到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冷落。人们对长时段和宏大历史问题兴趣不再，对何谓历史的探究逐渐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历史学。最近十年来，种种迹象表明，历史学家重新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等问题表现出强烈兴趣，历史理论的回归成为西方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动向。有鉴于此，本刊邀请五位专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一般关系、思辨历史哲学的复兴、社会危机与转型时代的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交叉互渗、文明史书写与历史规律等问题入手，对西方史学界历史理论的回归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推动国内的历史理论研究。

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兴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最新进展

董立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

2017年，在一篇有关库卡宁（Jouni-Matti Kuukkanen）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的论辩文章中，安克斯密特注意到，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表《元史学》三四十年之后，历史哲学家们又开始谈论一种新的范式：“根据许多理论家的观点，叙事主义范式现在也转而受制于回馈递减法则。他们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历史哲学从叙事主义所关注的我们如何书写过去的问题，转向了我们如何与过去联系起来的'存在论的’（existentialist）问题。”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这一新的范式之所以被冠以“存在论的”，是因为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人类个体或集体存在的一个方面。该范式研究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记忆”“遗忘”“大屠杀”“(历史)经验”“在场”“(历史)时间”“转型正义”“过去的用途”“我们与过去的对话”“作为'他者’的过去”“死者的权利”“有关过去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等等。直面过去，必然会面对当下和未来。思考我们与过去实在的关系问题，属于历史本体论范畴，有时也被称为历史理论或历史观，也就是西方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这种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历史与理论》杂志近来发起的有关“历史性未来”的集体讨论。

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匈牙利学者佐尔坦·西蒙和爱沙尼亚学者马雷克·塔姆。他们拟定了一个集体研究项目，“旨在探索那些构成了我们当前历史状况的历史性未来的各种形态”。根据他们所制定的议程表，在未来两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从2021年第1期开始，《历史与理论》每期都会推出有关这一项目的相关研究成果。在题为《历史性未来》的“开题”文章中，他们简要介绍了开展这个项目的时代背景、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安克斯密特等历史哲学家随即就其中涉及的问题作出了回应。

西蒙和塔姆引证近二十年来不同领域有关未来的种种著述，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既光明灿烂又似乎阴霾重重的未来图景。一方面，人类正在积极努力，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比如，先进的医疗技术有望消除绝症；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将通过生物技术克服我们的身体局限，新开发的人工智能可望不断增强我们的心智能力；科学家们正在开创新的太空时代，展望多星球的未来；生态主义者精心设计地球系统，使其更加宜居和舒适。另一方面，也正是这样的努力，似乎同时在开启灾难性未来。比如，先进技术非但没有为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铺平道路，反而可能成为社会崩溃的前兆；我们的认知能力无法预测的超级智能可能会做出自己的决定；生物工程和基因组编辑很容易被误用，从而复活古老的优生学信念；先进的技术也可以用来创造出超越和淘汰我们的非人类；我们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和改造，非但没有设计出一套宜人的地球系统，反而正在引发一场人类所导致的第六次物种灭绝，并可能使地球再无力承受人类的生活。

如何理解这种新奇的未来图景？这是西蒙和塔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此，他们引入了“历史性未来”（historical futures）的概念。首先，他们认同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和斯特利（David J.Staley）等人的观点，认为历史性思维（historical thinking）是理解未来的基础。我们知道，历史性观念自18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是西方人思考过去、当下和未来的重要认知工具。“在现代历史性的理解观念中，未来通常是由过去的条件和限制塑造的，尽管过去也不断地受到未来的形塑……换句话说，我们有关过去的概念来源于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没有未来的概念，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如果把“当下”（这是“历史性思维”的当然维度）考虑在内，这其实是说，在现代的时间观念中，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人们根据过去，看待当下；立足当下，回顾过去；根据未来，看待过去和当下。

不难理解，在现代历史性观念中，无论未来是进步的、发展的，甚至是衰落的，总归与过去是相联系的，二者与当下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根据过去和当下的状况，人们往往能够“脑补”出一幅虽算不上清晰却也可理解的未来图景。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一些现代头脑难以想象的未来前景。“新的未来不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而是越来越脱节（disconnective），也就是说，不再与过去相连。”在西蒙和塔姆看来，这些新的未来仍然是历史性的，属于“历史性未来”，因为它们与过去并非全然没有关系。只有在与过去的事态、条件和生活世界的比较中，这些新的未来才展现出其奇异之处。这当然是一种与现代历史性观念不同的历史性概念。

西蒙和塔姆承认，这样的“历史性未来”的概念与科泽勒克关于“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与“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相互作用的理论相关联。但他们认为，在科泽勒克那里，无论未来的期待与过去的经验相差多远，它们终究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因此，科泽勒克的时间概念终究属于现代性范畴，无法对新兴的未来做出恰当的描述，因为它需要未来想象与过去经验之间的“脱节”或“中断”（disruption）。根据西蒙和塔姆的观点，人类世未来（Anthropocene futures）和科技未来（technoscientific futures）就预示着未来与过去的脱节。

二

“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一个地质学术语，最先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气候学家克鲁岑和海洋科学家施特默在2000年提出。在一份发表于2000年的简短声明中，他们说：“考虑到……人类活动在各方面包括全球范围内对地球与大气层重大且日益增大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建议使用'人类世’一词来称呼当前的地质时代，以强调人类在地质学和生态学中的中心作用，似乎更为合适。”随后，在刊发于2002年的一篇短文中，克鲁岑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定义：“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升级。由于这些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全球气候在未来的几千年里可能会与自然运行严重背离。将'人类世’一词归于这个在许多方面以人类为主导的地质时代似乎是合适的，它补充了'全新世’（Holocene）亦即过去一万至一万两千年的温暖期。人类世可以说开始于18世纪后期，当时对极地冰中空气的分析显示，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开始上升。这个时期正好与1784年詹姆斯·瓦特设计蒸汽机相吻合。”在西蒙和塔姆看来，在人类世未来，人类对地球的人为改造，将可能引发地球生态系统的突变，从而出现一个不再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全新状态。

科技未来是一种超人类（transhuman）或后人类（posthuman）的未来。纳米技术如果能够使我们给物质编程，那么，世界本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现实生活也会得到极大的延展,未来一定会从根本上不同于当下。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不再是由与过去相同的物质构成的，甚至未来的“我们”也可能是由与过去的“我们”不同的物质构成的。人类越来越可能成为“生物文化的造物”（biocultural creatures），嵌入一种自然和文化纠缠难分的世界本体中。随着各种改造和增强人类机能的新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人类在认知和生理上的生物学局限将得到克服，未来有可能到处是机器超级智能和大脑仿真等替代性生命体。这些未来都无法在现代历史性思维框架内得到理解，因为在现代人的头脑中，未来的前景是人类社会的日臻完善，而不是一个超人类社会的突然出现。

最能体现未来与过去脱节或中断的是“奇点”（singularity）概念。根据塔扬迪耶（Apolline Taillandier），这个概念是由科幻作家兼计算机科学家文奇于1987年提出，并由工程师科兹维尔推广的。奇点理论家们认为：“计算机能力的增长趋势将在不久的未来继续加速。这将最终引发一场智力失控，人工智能(AI)的指数级增长将导致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超人类智能机器的发展，从而引发前所未有的技术和社会颠覆。前所未有的、不可控制的变化将导致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有原来的社会规范将变得过时。”另外，西蒙和塔姆也指出，根据地球系统科学（ESS）的研究和预测，地球系统从过去状态到未来状态的一些转变，也可以被称为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与气候“临界点”（tipping points）和“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超越有关的突变。也就是说，一旦跨越这些临界点或边界，地球系统很可能会急剧过渡到一种全然不同的状态。

另外，根据西蒙和塔姆的定义，“历史性未来是对过去的理解（apprehensions of the past）和预期的未来（anticipated futures）之间的多元过渡关系”，它追寻的是，“从分散在时空中的不同的社会、人类、科技和自然文化活动的当下观点来看，从过去到未来预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就是说，对历史性未来的探索，就是立足当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过去的回顾，也不单单是专业历史学“有关过去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ast），而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种领域“对过去的理解”。因而，对未来的展望，亦即历史性未来，是复数的或多元的，不仅包括上述人类世的未来和科技的未来，也包括其他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未来。当然，对历史性未来的探索，既不局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历史性未来，也包括过去的旧的历史性未来。总之，西蒙和塔姆呼吁对历史性未来的各种形态进行跨学科和跨方法论的集体研究，从而形成对我们当前复杂历史困境的全面理解。

对“历史性未来”的探索，与近年来西方思想界有关时间问题的争论密不可分。西蒙和塔姆所说的“历史性”（historicity）观念包含过去、当下和未来，它不仅受到科泽勒克的“时间经验”和“期待视域”概念的影响，也与其他学者特别是阿赫托戈（Francois Hartog）的时间性理论相关联。在其有关“历史性的体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和“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学说中，阿赫托戈分析了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对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的不同配置情况。在他看来，以法国大革命为时间节点，之前是过去居主导地位（中世纪体制），之后是未来占支配地位（现代体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则出现了以当下为主导的时间观念（当下主义体制）。受到阿赫托戈的启发，西蒙和塔姆倡导一种多少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时间观念。但是，与阿赫托戈的现代时间体制不同的是，西蒙和塔姆所说的“历史性未来”并非以未来为主导，而是以未来为导向，以当下为视角，以过去为参照，并体现了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对历史性未来的探索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旨趣。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言：“把过去、当下和未来贯通起来，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加以把握，这从来都是过去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典型特征。”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对历史过程总体性的思考和阐释具有悠久的传统。从犹太基督教的神学历史观，到启蒙以来的理性和进步的历史观，再到20世纪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文明史观，历史思辨家们都是在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时间框架中，讲述人类面向未来的终极命运的宏阔故事。而且，这些思辨的历史观念都是在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样，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及有可能很快到来的奇点式事件，也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自己生存意义的忧思和焦虑。这场由西蒙和塔姆发起的有关历史性未来的讨论，其实是这种有关人类终极意义的广泛思考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一种反映。

三

这场有关历史性未来的争论刚刚开始，我们不清楚将来会出现何种结果。不过，目前看来，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兴趣似乎不大可能昙花一现，“人类世”“超人类主义”和“前所未有的变化”等术语，可能会成为西方史学理论新的“关键词”。从已经展开的相关讨论来看，这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相较于同时代和现代的体系，我认为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历史性。“历史性未来”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这一特征。面对现代性无法想象的历史巨变，构建新的时间框架和历史理论，仍然需要以现代历史观为参照。历史性思维是贯穿西蒙和塔姆近年来理论思想的一条红线。他们一直都在通过回顾过去的历史观念，来思考当前的历史困境和未来前景。安克斯密特则是自觉地通过梳理过去的思辨体系，在黑格尔“理性的狡计”（the cunning of reason）概念的基础上，阐发了其有关“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新思想。对新的历史性未来的探讨，很可能会引发人们对过去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再思考。

第二，实证性。西方传统的历史理论大多是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构想，而非完全基于经验的历史事实，因而具有较强的臆测性，是真正意义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当前这种对历史性未来的新思考，虽然也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主要是以地质学、气象学和各种前沿科技成果为基础的，这一点从西蒙和塔姆等人的参考文献就可以看出。这样一来，思辨的历史哲学常常遭人诟病的“预测性”，就极大地增强了其科学性和可信度。

第三，跨学科性。与第二点相关，当前对历史性未来的研究设想，本源自于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启发，同时也希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入讨论，以激荡出一些新颖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思想浪花。在跨学科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西蒙等人的这种学术雄心是值得肯定和令人敬佩的。

那么，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对于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有何意义呢？这既涉及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一般问题，也关涉新的“历史性未来”概念究竟对历史书写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黑格尔说过，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等到现实过程完成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降临才会起飞。的确，我们知道，历史哲学，无论是历史本体论还是历史认识论，都是对历史过往或历史书写“后思”的结果。同时，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也是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单就我们现在讨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一种历史观，也就是对于历史本体的“观点”，其眼光所到之处，往往能够照亮原本幽暗的历史地带。再具体到我们这里探讨的话题，历史性未来的观念一旦形成，它必定会影响我们看待和书写过去的方式。

通过对人类世和科技未来前景的讨论，我们的目光会从人类世界转向动物、植物、机器、人工智能、地球系统的变化等超人类世界，转向超人类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如此一来，“后人类史学”“超人类史学”等新的书写形式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并且，我们可能会因此而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改写自己的历史，赋予其新的意义。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以前难以想象的过去和当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我们的历史困境。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只有当你向后抚摸你的猫或狗的皮毛时，你才能看到其下面的皮肤，并据此判断你的宠物的健康状况。同样，只有从未来的角度来审视过去和当下，我们才能看清我们所处的人类世的真相。”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物。任何一种理性的人类存在，无论个人抑或集体，都是在某个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时间框架中生活和思考，追求着人生的意义，讲述着生存的故事。任何一个时代，也都有其独特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诉求。因此，严格说来，其实并不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兴”，因为它从未消亡。只不过，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所未有之变化”，人们空前需要更新时间观念，重讲宏大叙事，以寄托人类温情的价值，安顿自己焦虑的心灵。于是，一些理论家再度显示出对宏阔历史观念的热情。他们呼唤一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并希望它能够同历史研究联起手来，一起迎接生态和科技前景所隐含的挑战，共同应对摆在我们时代面前的紧迫问题。对此，我们乐见其成，也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