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教育：人的可能性

（一）

“史学思维”如此重要，以至于十几年前，它还和“学术训练”并列为历史系学生出师道路上的关底BOSS。老师们反复强调，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谁都能上的妖艳专业，学习文科并非简单地“背背书”。但即便如此，大家日常挂在嘴边的也只是“宽进严出”。虽然当年的老师们对于“高分低能”就已经颇有愤恨，但大家对于跨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成见，甚至颇有些溢美之词：人们大谈跨学科视野，学科交叉带来的优势，对于那些奋不顾身救历史学科于水火之中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颇有感激之情。而对于学生们来说，“宽进严出”不过是扭扭捏捏的半推半就：“严出”不“严出”反正大家都能顺利毕业，至于毫无门槛的“宽进”更是一目了然。这种误解和偏见，今天正在为“文科无用论”推波助澜，侵蚀广大人文学科的生存基础。但在当年，这为各种斯巴达学科的同学们，敞开了避难所的大门。当年钱理群先生还没有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开炮，人们的价值取向仍然更加多元化、理想化，对于学科“钱”景和功用性的执念，远远不如现在这样普遍。文、理双方带着对彼此的深深误解，一度相亲相爱得令人迷惑。

（一种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赚快钱。这种想法盛行一时：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碍，学会读写没有用处，像罪犯一样活着比像好人一样活着更好、更安全。一言以蔽之，这是非典型战争时期特有的社会腐化状态。——马尔克斯）

2007，当我转入历史系的时候，这种祥和的氛围正在接近尾声。在之后的十年里，历史学科开始不断朝着规范、严格和壁垒森严的方向发展。北大转系开始有了GPA门槛，并且逐年水涨船高——满腔热情已经不足以作为投名状；而专业外语的课程，也被先后纳入许多高校历史系的培养方案，甚至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双语班、基地班，有了对二外硬性要求——要知道在此之前，世界史的本科生即便一本外文书没看过，也是可以顺利毕业的；至于各种各样的本科生论坛、保研夏令营，更是相当晚近才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当我们有了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史学预备队，从其他学科淘宝的性价比，就越来越低，曾经的关底BOSS被挪到了关口——毕竟，就算正规军费拉不堪，看起来也依然比武德充沛的野蛮人更有“学科思维”。

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两幅看似矛盾图景同时并存于世。一方面，史学垃圾、文科无用的言论甚嚣尘上。学科内外的分歧很多时候并不在事实，而在于看法：外人指责我们的学科“没有用”、“没钱景”，但许多业内人士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学术“纯粹性”的证明——与权力和金钱保持距离，能用一种僧侣式的情怀抵挡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这不正是修成正果的必要条件吗？但另一方面，今天的史学界其实比过去繁荣多了。我们有了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学生，并且由于师生平均质量都显著提高了，以至于我们敢于设置挑三拣四的门槛来选拔师生；与之相应，我们有了更好办学条件，更专业化的学术训练，更便利的材料获取渠道，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我们非常魔幻地发现，历史学一边越办越好，一边日益风评被害。

为什么呢？有学科自身的问题，但更与裹挟一切的急功近利风潮有关。

（二）

作为一门“学问”，历史学确实“祖上曾经阔过”。越往古代，史学越是包罗万象，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如果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更是如此。在过去，一个人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那就必须要学史。你这辈子需要用到的一切知识，基本上在史书里都能找到，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古训，更是犹然在耳。在过去的百余年间，随着知识大爆炸与学科分工的日益细化，史学的重要性不复存在。人们想要立足于社会，可以去学文学、学哲学、学政治学、学心理学、学医、学地质、学计算机……而不必非得学历史。即使你搞不清楚关公与奥特曼的区别，也不影响你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是，这并非造成今日历史学科困境的根源——就算史学萎缩了，它依然有广袤的生存空间，广大民众对于历史知识、历史文化、历史加经验教训的渴望，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至少，人们仍然需要记忆的传承者，故事的讲述人。可以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学，永远不会死。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专业，则另当别论。

多年之后，王汎森回忆起2014年的“哥伦比亚人文计划”会议，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会议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忧心的是当代人文学科太专业化、太不关心现实人生，使得它与人们的日用人生愈来愈疏离。……东南亚国家的代表说，在他们的国家，哲学几乎死了，古典语言几乎没人懂。在中东世界，包括埃及等国家，许多人认为对大学的支持是一种浪费，一些传衍千百年的人文知识逐渐消失，一如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在非洲大部分人文出身的学者没有工作，或者自顾求生。……在会议中，我个人则除了提到人文与现实的梳理外，特别强调另一股来自高等教育的‘指标化运动’，为了排名、为了分配经费、为了决定荣誉的归属，或为了追随西方的标准或想与西方并驾齐驱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后果往往是刻意忽视人文，或企图将人文导向一个奇怪陌生的国度”。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当今的人文学科得了什么病，那不如先听我斗胆分析一下，人文学科健康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没有人文，我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王汎森）

本来，任何一个健康的学科，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循环生态：在社会上，应该有一个和学科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有不同层次的岗位——有人能影响战略层面的导向，有人能做前沿的研究，有人能做知识的普及，有人能做知识的应用，有人能做梯队的培养，有人能尝试创造新的可能性；在这个大循环的基础上，学校里的老师会对学生倾囊相授，注重对学生的开发和培养，让学生真正学有所成、学有所获；而当学生们离开学校，他们会带老师们教的本事分散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在社会各个角落，共同托起对教育、教师的证明情绪。这就好像一颗种子，你要向下扎根，从土壤里吸收水和养分，你要向上开枝散叶，进行光合作用，然后你才会开花结果，生成新的种子。无论是在个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还是个体与整个自然界，都能形成良好的循环——这既是古代“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背后逻辑，也是过去我们歌颂蜡烛、园丁，呼吁“尊师重道”的背后逻辑。而对于今天的历史学科来说（或许也包括许多其他的人文学科），最大的困境正是这个循环体系出了问题。

（波兰史学界的产业链，看起来就要健康多了，油管主UP和基础教育走到了一起，在餐饮、服饰、旅游、娱乐等许多产业，都有史学发挥光热的余地。）

5月31号，《文科也要交叉》的讲座，在B站、快手、抖音等多家视频网站直播放送，在历史系同学们的圈子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沸腾。作为当今国内史学界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钱爷已经太久没有在如此大规模的民众面前公开亮相了。他和其他许多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学界大佬，被疫情推到了主播的前台。遥想2006年，一部制作精良的《大国崛起》，似乎正要将世界历史的波澜壮阔呈现在公众面前。这部纪录片倾注了钱爷不少的心血——那一年他还不到60岁，刚刚调到北大不久。当年他和其他许多业内大佬，都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写历史，要给中国人看”。其实这个观点很好理解：你随手抓一个老百姓，就可以跟他聊刘关张，康雍乾；但如果你张口就是什一税、盾牌捐，emmm……这就回到了之前关于健康学科循环生态的论断：我们总说，学术研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如果说学者们在给巨人画眉，那我们的学科至少还要培养出配套的后勤，负责画笔颜料的采买递送；需要培养出配套的宣传，把巨人的整体形象展现给世人，这样大家才能知道你不是在植发或者纹胸毛，也才会有人顺着巨人的腿爬上来，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可是，谁能料想，在14年后的今天，当隔壁专业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三季即将开播，当海量的公众号正在夜以继日地兜售真真假假“你不可不知”的历史，我们的历史还没有开口说话的“如果”，面向公众的高质量普及作品，乏善可陈。

（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简史》的第一章，我们随手翻开一页，就会看到这样的描写。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扑面而来的专有名词可能司空见惯，但对于一个缺少专业背景知识的我国普通读者来说，看到这一页可能就把书放下了。如果我们自己也把研究写成这样，并且还想靠它来开发读者对史学的热爱，恐怕有点难……）

如果我们再把始终的指针拨到2009年，当年季羡林先生的去世，可谓一场震动全国的大新闻。然而10年之后，当93岁高龄的朱寰先生荣膺“首届历史学终身成就奖”，在圈外却反响寥寥。从纵向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过新的“兰克”、“布洛赫”或者“陈寅恪”；从横向的角度来说，现在我们的学科，也没有自己的“季羡林”、“冯友兰”。我们缺少活生生的学科符号。如果说“中央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堪称官方认定的史学界元老院，那其中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成果，又有多少为圈外所知呢？

（好吧，其实我自己也认不全……）

“正规军”从普史修罗场中的退却，和王汎森口中的指标化运动，有着莫大的关联。KPI有一套自洽的逻辑，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者，深陷于“茴字的四种写法”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即便没有自命清高的古怪优越感作祟，很多人仍然不敢、不愿或者不能冒着损害职业生涯的风险，在繁难的“学术研究”之外，去开发学科产业链的其他环节。然而，更糟糕的问题其实还在后面——教学领域的兵力，也遭到了大幅削减。多年之前，许多高校都在抱怨老师们啃着皇粮不出成果，而老师们承担着巨大的教学任务，也是苦不堪言。多年之后，KPI指挥棒已经在各高校当中引发了难以遏制的军备竞赛潮，老师和研究生们的主要兵力，被纷纷驱赶到了科研战场上。学生：？？？尽管在许多人文学科，老师们仍然兢兢业业地讲课，认认真真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但如果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不喜欢这个学科，不想在这个领域发展，无论是科任老师、班主任还是辅导员，很难说有多少人有能力和意愿去开发你的潜力，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这就造成了一个逻辑：如果我将来要改行，那我就不是靠学到的本事谋生，而只是靠“证”谋生。既然是靠证谋生，我也就没理由对院系老师心怀感激，并将这种情感带到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学科与社会的联系，这样被打断了：我们输出的大部分东西，民众不会看，而少数民众会看的部分，则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信息洪流中，缺少竞争优势；我们培养的人才，一旦离开了圈子，就很容易迅速消散在茫茫人海当中，很难说存在一种“集体认同性”，更不要说骄傲或者自豪感。史学界仿佛一个神隐于迷雾之中谜之村落：村里的人总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捍卫自己的高贵，但这套规矩村外并不承认，以至于许多离开村子的人都要进行痛苦的转型，必须“洗心革面”，才能重新做人。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大师”的问题上，我们的心态，可谓一波三折。早些年，曾有不少人发出过“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的喟叹；但是这个风向很快就变了，许多大师们惨遭“扒皮”，被纷纷指斥为“不过如此”。这里面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人的培养。亚里士多德曾有一句至理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反过来说，就算柏拉图被他放在了真理的对立面，也并不影响柏拉图的伟大。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受制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培养出的学生们，可能彼此反目，甚至站在了和老师对立的观点上。但是，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年代，培养出了一批支撑起那个时代的人物，这就足以成就他们的伟大。——这也正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专业的前途之所在：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更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不管你将来学不学历史，想要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能从教育中有所收获——这才是教育，而非学究选拔。如果大家能带着真正受用的东西离开学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共同构建分层立体的学科产业链，让繁难的学术研究变成整个循环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科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三）

如果我的文章结束于上述慷慨激昂的鸡汤，恐怕会迎来一片番茄、板砖和臭鸡蛋。遥遥无期的高调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就算历史学不死，鬼知道我们能不能苟活到扬眉吐气的一天？如何找到获得“学科思维”，在当下的学科生态中幸存，才是当前最要紧的事情。那么首先，我来尝试阐明第一个问题：史学研究的课题从哪里来？

课题从哪里来呢？关于这一点，很多同学可能听老师说过：问题从史料中来。这个答案多少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课题”是一个讨打的小贱人，只待你把书翻到那一页，他就会跳出来在你眼前挑衅，“来搞我啊，来搞我啊”。然而，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并不会发生。因为，用来拼凑课题的“虎符”，你缺少了一半——另一半来自你独有的关切和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思考和关切的事情。小到你个人的衣食住行，大到美国的种族冲突、传染病的全球流行，而除了这些现实问题，你在阅读书籍、接受教育或者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点”，引起你的格外在意。于是，当你带着前夜对于地摊经济经济的浓厚兴趣，翻开了千年之前的一本税册，一项扎眼的“地摊税”从一堆不知所谓的名目中脱颖而出，和你脑海中的思考拼到了一起——一个潜在的课题就这样出现了。你想要比较现在和过去，你带着对当下的反思去查阅过去的资料，然后发现，居然还没有人谈过这件事情，或者前人的谈论并不能让你满意。这时候你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你要好好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知道什么，你决定拉一个写作提纲，通过收集材料论证提纲的可行性，然后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到此为止，你就彻底找到了属于你的“问题”。如果你正在为一个论文题目愁苦，可以考虑暂时来一场天马行空的头脑风暴：黑死病的时候欧洲人对政府是什么态度？西方历史上也有小贩经济吗？在土地私有制下，会不会有一个地主有权拆掉自家土地上的华盛顿纪念堂？路易十四当年乘坐的八抬大轿，是根据什么诡异的文献塑造出来的？老婆饼里为什么没有老婆？（不是）……

在回答完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不得不追问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好的”课题？一方面，如果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各大期刊愿意发的选题，就是好的课题。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掌握学术圈的“财富密码”，没法分享什么可以造福众生的经验之谈。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功利倒也并非决定选题好坏的唯一标准。当今的史学家们，仍然在基于各种更为个性化的理由，确定各自的选题。“如果我不说出来，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人会知道”，这种直面内心的强大操作，构成了今天我要列举的第一类选题驱动力。这个时候，课题的好坏其实完全基于你的个人判断，依赖你个人的学习学习和积累，而不以外界现有的标准为转移。你不仅要把你的研究做出来，还要用你的研究去影响标准，并向世人证明，你的研究是好的。

第二类选题驱动力的代表，则是50年代关注现代化的一批学界大佬。这批老前辈普遍有一种共同的情怀：我们的发展道路太崎岖了，经历了太多的困难，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而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不过，根据与现实的距离，“资治通鉴”的学者们又可以分成两类：一部分人倾向于和现实保持距离——虽然我们的课题来源于现实，但我们的研究，并非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回答，而只是为其他人回答问题提供了素材，我们不承认自己从来没说过的东西，至于你们从使用，又从中获得了什么灵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和我们没有关系；另一种人则倾向于用研究参与到未来的构建当中——罗新老师曾这样写道，“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这类积极入世的学者往往成为是公众窥探史学界的窗口，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吸引聚光灯的往往并非他们的学术水平，而是保守争议的立场与观点。

（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罗新）

然而，在上述所有各类学者的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我相信有一个东西是“好”的。所以我才要去研究，要去传播，要让那些还不知道的人，也都能尽快了解这些东西。可是，如果真正“好”的东西，是超出目前人类认知范围的呢？或者反过来说，历史上的人类，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了生老病死，周而复始的循环，从当时的认识范围之外，捕捉到了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站在一个中世纪农民的角度上，就会发现，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幅未来千年历史发展的宏伟蓝图，他操心着娶妻生子，衣食住行，交租种地，然后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带着对这些生活琐事的无尽遗憾，离开了人世。而在今天，许多人生活模式的本质，可能依然没有任何变化。世界上的几十亿人，就像是在打一同款剧情向的游戏，所有的选项都是“已知的”，而这些选项将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出，我们所有可能的结局。然而，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全部。这款游戏之所以能从中世纪的版本发展到今天的Post-浪，正是由于不断有人在现有的选项之外，探索其他的可能性。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发展下去——就我个人而言，这才是我在历史研究中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对于过去人之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于未来人之可能性的培养，将我的学术和教育串联在了一起：我不想把人踹进模具里，最终成长为流水线上量产的标准化元件，我希望能从你身上看到，我自己现在尚且无法认知、无法想象的东西——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其实就是想说这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