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军事传播研究的理论来源是新闻传播学、军事学和历史学，它们同时构成了军事传播研究的学科框架，为军事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加宏大的理论空间。在不同的学科框架下开展研究，会给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扩展研究者的视野。

关键词：军事传播研究；理论来源；学科框架

军事传播理论不是单纯的传播理论，它还包含传统的军事学说、军事历史等内容，因此军事传播的理论来源除了新闻传播学之外，还来自于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史研究。换言之，军事传播至少可以从新闻传播学、军事学、历史学三个维度展开，亦或者说军事传播研究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军事学、历史学三个学科框架之下。

一、军事传播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框架

从理论角度讲，军事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它首先是新闻传播的一部分。但凡是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爆发或战场军情，总能在第一时间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这是由它的性质以及受众接收信息的习惯决定的。军事新闻特别是战争新闻往往被界定为硬新闻，而硬新闻一定是新闻板块中最重要的内容。其次它也是传播或传播学的重要内容。传播或传播学往往根据信息的性质、信息内容所归属的领域分为不同的种类和分支学科，诸如体育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健康传播等等，照此标准，军事传播自然是传播的一种，也应该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从历史的角度讲，传播与军事的关系可以说是水乳交融，无论是早期的记录时代传播，还是新闻时代的新闻，它们都与军事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甚至构成一个共同体。

最早的传播内容中总是能看到军事的踪影，这从各种岩画、文字记载、艺术作品中都能够找到。15世纪“新闻纸”出现后，新闻传播直接就成为了服务军事的工具。比如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为了说服民众相信入侵意大利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分别在不同时期通过印刷小册子报道了入侵前的军事准备、入侵意大利后发现大量财物、在意大利大获全胜等消息，印刷小册子成为了查理八世有效引导舆论并为战争造势的工具。

事实上，许多传播学的实践、理论都是在战争中铸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首次在战争中大规模主动参与和策划战时舆论宣传。美国宣战后一星期就成立了专司新闻发布和舆论宣传的机构—公共资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战时印刷品在宣传战中发挥了令人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当时美国的年轻学者拉斯韦尔的研究兴趣。他发现在国际战争中，“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1] 1927年，拉斯韦尔在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从宣传的组织、宣传的符号、宣传的过程和宣传的作用等不同角度出发，对一战期间交战各方所使用的舆论宣传策略与技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指出舆论宣传是“以操纵表达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 [2]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宣传研究领域取得了两项开创性的成果，其一，指明宣传研究的新方向，将宣传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宣传者的意图的探究；其二，“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3] 这种来自战争宣传信息的研究工具—内容分析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美国传播学者卢因在“二战”期间注意到受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靶子”，受众会受到社会团体的影响，他因此受美国政府的邀请参与了研究传播对军队士气的影响问题。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率领耶鲁大学心理学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部研究影响美军士气的因素，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实验，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视界。他们几人的研究成果后来成为传播学的奠基。

由此可以看出很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直接来自于战争和军事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早期传播学理论都是军事传播理论。

二、军事传播研究的军事学框架

军事传播离不开军事学和军事理论研究的支撑，我们无法在军事传播和军事学、军事理论之间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脱离了军事学和军事理论，军事传播可能就只剩下了皮毛。因此，军事学和军事理论必须是军事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理论来源于军事实践活动，又反过来指导军事实践。古今中外无数的军事家用神乎其神的调兵遣将之技和纵横捭阖的谋略之术战胜敌人，夺取胜利，他们自己也会把这些“兵法”集结成册，或者由他人创作成书，传播后人，流芳百世。这些古老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人类军事传播史上构成璀璨夺目的篇章。

春秋时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一套完整详实的系统军事理论，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不仅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战略思想如今已经走向世界，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子兵法》中众多经典语录今日已经为大众所耳熟能详，如 “兵者，诡道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

西方国家自古也有很多杰出的军事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公元78年，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创作了《战争艺术》，此后又创作了《谋略》，分别阐述了他的战场谋略、兵法、军事规律等思想。公元4世纪和5世纪期间，雷纳图斯创作了《兵法简述》，成为备受西方学术界推崇的古罗马时期的军事著作，作者本人后来被誉为西方“古典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4] 近代的军事杰作还有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兵法》、法国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论大规模军事行动》《拿破仑的政治与军事生涯》和《战略学原理》等，以及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论》自1832年问世以来，先后被翻译成英、法、日、俄、汉等多种文字，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战争论》传入中国，迄今为止的中译本已达23种。美国的马汉则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三部著作创立了“海权论”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再版32次，英、法、德、俄、日等国相继翻译出版，并作为政府部门和海军院校的经典读物，对上述诸国的海军建设产生深刻影响。1900年《海权论》传入中国。

近现代以来，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理论的出现为人类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作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方面的著述，鲜有人注意的是，他还创作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著述，这些文字证明恩格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方面有着极高的素养。单单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15卷就集中收录了他大量的军事方面的著述，这些内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怪乎当时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称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军事理论家和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5]

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多年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提出、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战术、战略学说和理论，其中许多为后人耳熟能详，甚至飘洋过海成为其他国家、民族、政权应对战争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有很多新颖的认识和判断，诸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持久战”“游击战”等等，不仅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大理论指导，也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要求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有关游击战问题的论著。德国某出版公司从1966年到1974年间，七次重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6]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核心和新闻理论体系的指导理论，也是当代中国军事新闻理论的核心和军事新闻理论体系的指导理论。

总结、研究各种军事理论，建构中国当代军事理论，传播中国军事思想，应该是当代中国军事传播研究的使命。

三、军事传播研究的历史学框架

克劳塞维茨说过：“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是在军事艺术中更是如此。” [7]

《尚书》《左传》《史记》等中国古籍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各种战事的记载。诸如炎黄阪泉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汉朝征伐匈奴等，上下数千年，大小数万战，都描写得详略得当，形象生动。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对燕齐之战、李牧防匈奴、楚汉决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玄武门兵变等军事事件施以重笔，记录了从周威烈王2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6年横跨1362年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将《资治通鉴》读过10多遍，他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8]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古代军事传播史，不能绕开二十四史，这些史料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战争史实、军事著述和军事评论。

古代中国的军事史研究主要存在于通史研究之中，战争作为古代社会的常态，以《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中对其多有记载，其历史及经验教训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中国兴起的军事史研究对象大大扩展到战争史、军事制度史、军事思想文化史、军事技术史、军事经济史、军事人物、军事地理史等诸方面，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有分量、有价值的著作，如军事科学院历代军事战略研究室编著《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慕中岳著《中国战争史》、王其坤主编《中国军事经济史》、库桂生等人创作《中国国防经济史》等，1983年出版的《中国军事史》从《兵器》《兵略》《兵制》《兵法》《兵家》《兵垒》6个专题章节切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分量最重的军事通史。这些研究无论算作军事理论研究，还是算作军事史研究，都给军事传播研究提供了宏大的视野。

西方的军事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古代史，主要是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一个是中世纪战争史研究，时间跨度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另外就是从30年战争开始的近现代史研究。关于古代战争史研究和中世纪战争史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从维克托·汉森的《西方古代军事史研究现状综述》和约翰·弗朗斯的《西方中世纪战争史研究近况综述》两篇文章可以有所了解。[9]

古希腊的军事史著作首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书分别介绍了2000多年前发生在希腊与波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即是美国人格雷厄姆对修昔底德这部著作中对雅典和斯巴达两强争霸的宏大认识的狭隘主义式提炼：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古代罗马人也热衷于修史，涌现出很多历史学家，如毕克托（《罗马史》）、加图（《创世记》）、萨路斯提乌斯（《罗马史》《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塔西佗（《历史》）、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等等，内容中包含了大量的战争经过，有的直接就是战争史，为研究古代战争提供了准确的一手资料。恺撒是古罗马时期赫赫有名的战将和统治者，他不仅亲身指挥、参与了很多次战役，更重要的是他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一样有亲自记录自己参与战争经过的习惯，他把自己的征战经历编著成《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著作，为后人研究那个时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从某种角度讲，他们和班固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战地记者”。

为军事事件和人物修史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13世纪60年代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撰写并出版了《世界征服者史》，记录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战史。1792年著名戏剧家席勒出版《三十年战争史》，深刻剖析战争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德意志的深重灾难源自它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诸侯政治。20世纪中叶英国军事理论家约翰·富勒创作《西洋世界军事史》，洋洋洒洒回顾了自希波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2000多年内的若干重大战争，被称为西方军事通史上的典范巨著。

综上所述，军事史的研究框架可以从中外两个维度加以总结概括。在欧洲古代、中世纪历史中，军事史是历史的主线，尽管也有作者的主观分析和总结，但其风格总体上为粗线条记录。近现代以来，西方军事史的编撰、研究打破了传统史学套路，不再只是聚焦于宏大的历史场景，他们可能会关注某一段常人不在意的事件，也可能会探讨某个时期几何图形与战争艺术的关系。

相比于西方学者，中国研究军事史的人比较少，著述也不够多，视野还不够宽，研究也不够深入，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资金、人力、关注度的投入。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学习西方，加强创新概念、创新理论的意识和能力，希望能够提出类似“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概念，引导国际学术研究的方向。

注 释：

[1]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 E.M.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222页.

[3] E.M.罗杰斯 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4]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版，第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8月第1版，卷首“第十四卷说明”第3页.

[6]赵建世，闫成：《军事理论教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7] [德]克劳塞维茨著 ；魏止戈译：《战争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5版第141页.

[8]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9]分别发表在《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期和2003年第1期、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