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历史学家

艾伦·戴维斯、哈罗德·伍德曼/文；

王轶群/译 杜宪兵/校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艾伦·戴维斯、哈罗德·伍德曼主编《现代美国史学中的冲突与共识》（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1984）“导论：历史与历史学家”（推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译者王轶群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世界史班本科生，译文乃译者在课堂作业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杜宪兵博士对译稿进行了校对。于初涉历史学习的人们而言，文中所及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刊出此文，希冀引发进一步的思考。欢迎读者在文末赞赏支持学生原创作品，本公号会将所有赞赏所得转给学生。

多数同学通常都是通过厚重的教材接触历史的学习，继而很快便迷失在浩如烟海的名字、日期、事件和数据之中。他们的学习能力通过考试得到测评，这些考试旨在检验他们对资料的记忆程度。记得越多，分数就越高。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得出如下结论：历史的研习就是对有关过去的“事实”的研习；知道的“事实”越多，就越是好学生。职业历史学家只不过就是将海量“事实”嵬集起来的人。

以上述方式接触历史的学生或许会因如下发现而困惑不已，即历史学家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他们发现，历史学家在处理同一事件时会得出迥异的结论。有时，两位历史学家会利用两套截然不同的“事实”来描述某个事件，这致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面对相同的“事实”，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于此种情形，人们通常对这些历史学家作出对错之分，并推断错误的一方曲解了“事实”。但情况不尽如此，学生会发现所有历史学家的论证都言之有理，令人信服，他们笔下的“事实”（名字、日期、事件和数据）也相当准确。更让学生困惑的是，他们发现那些众说纷纭的历史学家围绕事实问题并无多少分歧，亦即他们采用了相同的历史资料。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词，但又都正确无误，这似乎有悖常理，并且往往让那些致力于培养学生独立立场的老师无法苟同。一头雾水的学生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择取其中某个观点，尽管他们也无法给出充分的理由。历史原本看似只是枯燥地记忆“事实”，此时却要在庞杂的解释中择取最佳。历史真相成了个人喜好的产物，一如在超市购物时挑选品牌。

上述做法很难令人满意。老师向学生介绍历史解释方面的争辩，是想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但学生的回应更多的是茫然而非振奋。他们认为有关同一事件的对立观点不能同时正确，但他们又无力作出定夺。

这种问题显然没有简便的应对之策。每位历史学家都从独特的视角审视过去，因而无法达成共识。学生们明白了这一点，便向着理解不同历史学家的作品迈出了第一步。但在迈出这步之前，他们必须思考一个在他们而言多少有些想当然的问题，即“历史究竟是什么”。

历史一词有多个含义。广义上，它指代人类的全部过去。狭义上，它指代记录下来的过去，即民间传说、古代器物或文献资料等载体记录下来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另外，历史还可以界定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书写。

诚然，历史的这三个含义相互关联。历史学家的记述以人类遗存的过去为基础，但他们显然无法知晓一切过往。原因很简单，因为并非所有发生过的事件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而且在时间上回溯得越久远，遗存下来的记录就越稀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只能趋近广义上的历史。

不过，这种表述还不够充分。如果历史学家由于并非所有事情都有据可查而无法知晓一切，那他们也无法使用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料。他们会挑拣出自认为最重要的史料，还会对那些无迹可寻的过去加以再造。他们如同侦探那样拼接证据，以填补手头史料中的空缺。

历史学家能够凭借某些关于人类动机和行为的理论或思想去遴选证据，创造证据。有的时候，这种事情似乎毫不费力，无须大费心机。譬如，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时，很可能会围绕德国潜艇在公海击沉美国商船展开讨论，而不会盯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初对新买的帽子心生不爽这件事。他们对事实的选择往往基于某种理论。当然，就这个事例而言，相关理论显得相当粗浅，其逻辑大抵是：国家首脑在筹划战事时，其影响因素更可能是针对本国的挑衅行为，而非他们个人对服饰商店的不满。

当然，历史学家的选择并不总是如此浅显。但他们在进一步深究问题之前，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历史学家不只是陈述事实，而且他们所陈述的是部分事实。这是他们未能达成共识的一个原因。他们持有不同的人类行为理论，因而找到的重要信息也有所不同。

貌似是研究主题而非历史学家所持的理论决定了不同事实的重要性，但情况并非如此。稍加想象，人们便能从心理学角度对威尔逊的行为做出解释——他对新帽子的强烈不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令他更加懊恼。如果读者觉得这种解释有些古怪，那只是因为他心目中能够影响总统定夺国家大事的因素中并不包括此类个人情绪。

如果决断都像在德国潜艇和威尔逊的新帽子之间做出选择这般简单，那么问题很轻易便能解决了，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时，发现除了德国潜艇战之外还有一堆与此相关的事实。比如，英国政府在美国设有宣传机构并极力争取美国公众对英国战事的支持；美国银行向英国大量放贷，而英国一旦战败便无法还贷；截获的“齐默尔曼电报”（德国外交部长命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寻求德墨联盟，德国支持墨西哥夺回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抢占的领地）；很多美国政要对欧洲均势深表担忧，一旦德国击败法国和英国，成为欧洲唯一大国，美国利益势必受损。

那么，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实呢？一类历史学家只是罗列它们。他们对此有着两个重要的预设：其一，他们列出的那些事实是主要因素，其他事实都不重要；其二，他们列出的那些事实在解释美国的作用时同等重要。但另一类历史学家或许会认为列出的这些事实不够全面，未能考虑伍德罗·威尔逊的亲英立场，而这种立场源于其个人背景和教育经历。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们就难以达成一致。而且，由于第二类历史学家提及威尔逊的立场，他们就会找出第一类历史学家忽略的诸多事实。他们会关注威尔逊的教育情况，受过哪些老师的影响，读过哪些书，写过哪些书。总之，尽管两类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同一个主题，但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运用不同事实来支撑各自的观点。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取舍，不是取决于正在研究的问题，而是仰赖他们的观点。

同样，第三类历史学家或许会认为不应对列出的不同事项等量齐观。其中一个原因（譬如银行贷款）最为重要，其他原因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银行的强大力量足以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此时的支撑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人类动机的关键，少数富裕银行家握有不成比例的影响政府的实力。而且，此类历史学家也会驳斥前两类历史学家，找出他们所忽略的某些事实，比如银行家的意见、银行家的游说活动、银行家与政客之间在金融和政治上的关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