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要学好祖国的历史，有没有诀窍？我的看法是：如果说诀窍是指学习的途径和方法的话，诀窍是有的，而且是应该讲究的。只有懂得了学习的途径和方法，才能使自己学习走上轨道，逐步取得成效。但是，懂得门径之后，要学习成“才”，还必须经历—个长期的、艰巨的学习过程。首先必须有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精神，有长期钻研、循序前进的学习计划，更必须有刻苦勤奋、坚持不懈的学习意志。

一

许多学者谈到治学的经验心得时，都强调打好基础的重要性，这是不错的。关键在于看你准备打好怎样的基础。我们认为，要学好祖国的历史，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掌握中国历史的系统的基本知识，掌握深入钻研的基本方法。

前个时期，由于林彪和“四人帮”搞乱了我们的理论战线，部分史学工作者中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没有弄清历史事实，不从确实的历史事实出发，想当然而大发议论；另一种是专门着重于弄清历史事实，单纯讲究历史考据而忽视理论的分析。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从来我国历史学家，都是重视分析历史现象的见识的。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种特长（《旧唐书·刘子玄传》）。“才”是指写作历史著作的能力，“学”是指搜集、解释、考证史料的本领，“识”是指分析、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观点和见识。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又对此加以申说：“义理存乎识，词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刘子玄（刘知几之字）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文史通义·说林》）。

要通过学习使得自己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确实需要把“三长”培养起来。如果没有写作之“才”，文章写不好，辞不达意，就写不出使人爱读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搜集、解释、考证史料之“学”，就不能使得自己的历史著作具备真实而丰富的内容。如果没有正确分析历史事实的“识”，就不可能阐明历史发展过程而指示将来的行动方向。“识”是“三长”之中最为重要的。章学诚分历史书为两大类，把有“识”的称为“著作”或“撰述”，无“识”的称为“史纂”或“记注”。认为两者性质不同，作用也两样：“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文史通义·书教下》）。“记注”没有“识”，只是史料汇编性质，只能起“藏往似智”的作用；“著作”因为有“识”，有发展的历史观点，才能起“知来似神”的作用。我们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藏往”，重要的是为了“知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

现在我们怎样栽培好自己的“史识”呢？就是要通过学习，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历史学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封建社会有封建主义的历史学，资本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刘知几和章学诚所说的“史识”，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现在我们所要掌握的“史识”，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众所周知，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才使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指明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加强我们建设“四化”的信心。

当前历史学界一致公认，要做好历史的研究，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占有历史资料，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历史事实作出具体的分析，做到“史”和“论”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但是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关键在于我们的学习。我们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讨论和研究为例。建国三十多年来，史学界对这方面作了比较广泛系统的探索，已发表的论文多到三千五百多篇，出版的专著、论文集、资料集和小册子近二百种，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我们今后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是大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好像深入不下去，有些老问题还是在十年动乱前讨论的基础上徘徊，有些文章恪守老一套的模式，几乎千篇一律，没有能够充分说明每次农民战争的具体特点及其推动历史发展的具体作用，没有分析它对当时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发生怎样的具体影响，有些文章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现象或者发生原则性的错误，有的把农民战争的任务说成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和建立开明的新王朝，有的认为农民战争起着打断封建化进程的作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理论的学习，没有真正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原理。

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系统的学习。只有通过系统的进行理论学习，才能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遇到复杂的历史问题，常常感到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或者读到论点十分错误的文章，反而以为是“新”说而加以赞赏，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学好。

这里所说的系统的学习，只能是初步的，因为我们的学习时间有限，不可能广泛阅读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能通读近人所写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论述，并选读部分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等。系统学习的重点，应该放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着重学习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五种生产方式如何新陈代谢的线索，以及每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过去范文澜同志常常讲，学习和研究历史要注意“直通”和“横通”，确是十分重要的关键。从来历史学家都是讲究“通”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就是讲究“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限于他所处的时代，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只是一种历史进化观点。现在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了。范老提倡“直通”加“横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大面，所谓“直通”就是要注意前后连贯的发展变化，所谓“横通”就是要注意左右联系的相互影响。社会历史自始至终是矛盾的运动，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今天有着一条发展变化的线索。“直通”就是要求弄清这条线索，从而“通古今之变”。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历史发展有一个总的趋势，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而发展变化，同时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因此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横通”就是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之间求得通解。我们要谋求对中国历史“直通”和“横通”，当然首先要谋求理论上的“直通”和“横通”，这就是我们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主要目的。

第二种学习方法，就是结合某个历史问题的学习和研究，选取一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重点学习。譬如说，当你学习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历史的时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必读之书。因为这部书对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和分析。又如，当你学习和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时候，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是必读之书。因为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农民战争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从中学到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不是要把他们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事件的结论，搬到中国历史上来套用，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得出我们自己学习研究的结论。

二

我们要学好祖国的历史，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懂得“直通”和“横通”的基本理论；还必须掌握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具有“直通”和“横通”的一定基础。

初学者学习历史，不同于研究历史，但是要为将来研究历史作好准备。我们祖国的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只能专攻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领域的历史，甚至缩小到专门钻研一种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制度、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问题。但是，当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必须打好比较广博的基础，必须努力学习中国通史，使自己具备“直通”和“横通”的系统知识。只有这样，将来从事专门研究的时候，才可以前后贯通，左右联系，便于使问题的研究深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从事学习和探索。如果初学者急于想当专家，专学一点而不顾线和面，不但将来从事研究发生困难，而且根本就学不好。这是所谓博与专的关系，不少有治学经验的学者都曾指出这一点。

初学者怎样才能掌握中国历史上“直通”和“横通”的系统知识呢？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有计划、有系统的阅读历史著作，勤于写作读书笔记，通过写作笔记，使自己学到的历史知识逐步系统化，并在系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起来。我们既要认识前后各个时代各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联系和不同的特点，又要理解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关系及其历史上的作用；既要明了各个时代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又要探索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每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思想趋向、文化科学发展，都必须从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力状况中得到解释。只有使自己学到的历史知识，不仅是一个点，而是点、线、面结合的一个整体，才能算把基本的历史知识真正学到手。要掌握基本历史知识，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死记硬背的东西不久就会忘掉。只有通过自己思考，不断写作笔记，经过自己整理出来的系统知识，记住之后长久不会忘掉。因为许多历史事实已经不是孤立的点，而是联结成为一条线和一个面，彼此有联系，就比较容易记忆了。

当然，一个初学者要使学到的历史知识系统化是不容易的，只能逐步形成。何况今天中国历史有许多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古史分期问题（即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说法很分歧，有把封建社会开始时期定为西周、春秋、战国、秦、东汉、魏晋等六种不同见解，初学者将何所适从呢？不采取一种说法是不可能把历史知识组成系统的。我认为，暂时只能先采取一种教师正在讲授的说法，构成自己所学到的历史知识的体系。等到自己掌握这个体系的历史基本知识之后，再用不同体系的历史著作来作比较。譬如说，我们可以把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和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作比较，着重比较有关重要历史问题的不同观点，通过不同观点的比较，写出系统的读书笔记，可以加强我们对古代史的理解，可以引导我们作进一步的学习探索。

初学者刚学习通史而整理出来的系统知识，当然是很粗浅的，条理不够清楚的，甚至有些是理解得不正确的，但是这样做，还是必要的，至少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对已经学到的知识可以提纲挈领，便于自己掌握；同时又可以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如果进一步学习，发现原来自己，整理出来的系统知识有缺点和错误，就可以补充或改正，这是学习的进步。

我们要把学到的基本历史知识，整理成“直通”的系统，必须按重要历史事实的性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着重抓住变革的环节。以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为例，农具在春秋中期以前使用石器和少量青铜器，春秋晚期开始有铁器，此后铁农具发生三次改革：战国秦汉之际推广使用韧性铸铁农具，唐宋之际推广使用钢刃熟铁农具，明清之际推广使用“擦生”农具（用“生铁淋口”的熟铁农具）。耕作制度，西周实行撩荒农作制，耕作数年，待地力丧失后，便撩荒而易地耕种；战国从轮荒农作制变为土地连种制，并创始轮作复种制（冬麦和谷子的轮作复种），汉代北方推行轮作复种制（东汉有谷子、冬麦、大豆之间的轮作复种），西晋开始有双季稻，又开始水稻和绿肥的轮作复种，隋唐南方发展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两热制，南宋岭南产生一年三熟制，明清进一步发展轮作复种制。土地制度，西周、春秋实行井田制，战国秦汉开始土地私有制和国有制，汉、魏又曾部分采用屯田制，西晋有占田制，北魏、隋、唐用均田制，宋代实行土地私有制，甚至官田也私田化。

要把历史基本知识整理成系统，只读一般通史是不够的，应该找内容比较翔实的断代史来进修。例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杨宽《战国史》（1980年新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等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甲骨文研究成果的著作，因为甲骨文是今天研究商代历史的主要史料，同时这本书还广征博引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实际上就具有殷商断代史的性质。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是一部考证春秋史料的著作，但是它注意到了西周、春秋时代的各种主要制度的演变，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可以作为西周春秋断代史来学习。以上几部断代史著作，有的份量较重，内容丰富，初学者一下子不容易消化，可选取其中重要部分细心钻研。

在学习通史和断代史著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在许多重要历史问题上，各个专家的意见分歧，所提出的观点和依据的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解释都有不同。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因为有些重大的复杂问题，不是一个人能够在短时期认识清楚的，或者由于对史料的理解不同，或者由于原有史料不够充分，即使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和分析，仍然会得出种种不同的结论，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殷周经济制度为例，不仅井田制有三种不同看法，或者解释为封建的劳役地租，或者解释为榨取奴隶劳动和酬报臣下的计算单位，或者解释为农村公社遗留下来的土地制度，被奴隶主阶级利用为剥削手段。同时对于在井田的“籍田”上从事劳役的“庶人”，又有种种不同的解释。甲骨文中主要使用于农业劳动的“众”和“众人”更有五种大相径庭的见解，有奴隶说、自由民说、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说、奴隶主说、“众”为奴隶主阶级中上层而“众人”为基层成员说（见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110—119页）。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增长自己有关重要历史问题的智识，还需要找寻有代表性的有不同见解的论文来仔细阅读和比较探索。

通过阅读讨论同一问题而发表不同看法，引用不同史料的文章，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广开思路，从中可以了解到如何搜集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的方法，如何使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的途径。

譬如说，我们读了三种不同看法的讨论井田制的论文，就可以知道，单纯采用考据历史事实的方法来探索古代历史问题是不行的，还必须按照古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把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某些民族类似的历史情况作好比较研究。如果单纯采用考证方法，十分明显，在《孟子》以前，不见有井田的记载，自从孟子提出井田制以后，到汉代的《韩诗外传》《榖梁传》《汉书·食货志》《公羊传》何休注，才逐渐记得详细起来，于是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井田制出于儒家的理想，孟子所说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的方式是乌托邦的理想，六十［年］前胡适的《井田辨》（《胡适文存》卷二）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否认古史上井田制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某些民族类似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的论断是武断的、荒谬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保留有村社制度，计口授田，从十五岁到结婚前，分给份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从结婚到五十岁，分给一份份地，五十岁以后归还份地。这和《汉书·食货志》所讲井田的还受“私田”的制度，“民至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不是一模一样么？欧洲中世纪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原来经常要重新分配份地，以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为标准重新分配，最初一年重新分配一次，接着改为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分配一次，这和《公羊传》何休注所讲井田制，“肥饶不能独乐，墝埆不能独居，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不是一模一样么？如果真是出于儒家的理想，怎么可能想象得和国内外—些民族所存在的村社制度如此巧合呢？因此我们不能不相信井田制确是从村社遗留下来的土地制度，既不全是出于孟子的乌托邦理想，更不是出于汉代人的逐步增添补充而成。

1920年胡适和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在《建设》杂志上展开关于井田制的辩论，廖仲恺就曾提出，论证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除了古代文献上的直接证据以外，还应该有旁证。他驳斥胡适否定井田制的说法时，除举出《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和《春秋》三传的解释以及《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所说“先生制田，籍田以力”，作为直接证据以外，还举出了欧洲中世纪历史遗留的村社土地制度作为旁证。即使是六十年前的有关井田制问题的一场辩论的文章，我们今天一读，也还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们读了这些辩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得到了某些启示，就该依据这些启示作进一步的探索。在进一步探索时，既要求取得理论上的确切依据，又要求充分占有材料，求得直接证据和旁证，并把初步探索所得写成札记。从来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所以能够写出扎实而有见解的著作，都是先从写读书札记入手的。这种札记应该比单纯摘录前人研究成果和排比材料的笔记前进一步，要求初步做到材料和观点相结合，有自己比较系统的认识和见解。清代不少著名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札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俞正燮《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等，这些札记对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历史还是很有用处的，值得我们经常参考的。我们开始写作的读书札记，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些著名学者的水平，但是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随着自己理论水平的提高，占有材料的充实，所作的札记水平就会提高。有时就会感到过去所写的某个问题的札记有缺点甚至错误，需要补充和修正，这样就对某个问题的学习研究有进步了。一个学者所以能够写出有创造性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决不是灵机一动，一挥而就的，是建筑在穷年累月的学习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有的就是从许多札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钻研的结果，有的是在写札记过程中看到了苗头而进一步栽培灌溉的结果。

三

我们要学好祖国的历史，不仅要掌握基本理论和系统知识，更需要掌握深入钻研的基本方法，包括搜集、解释、考证史料的本领，综合和分析历史现象的才能。

搜集、解释、考证史料的本领，也是必须学好的。如果缺乏搜集史料的本领，不能详细占有材料，就可能发生片面的认识，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只有详细占有材料，才能看到你的结论是否解释得通，是否有例外。如果例外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另有特殊原因的，不会影响结论。如果例外太多，结论就得推翻，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对史料解释的本领是同样重要的，如果解释错误，结论肯定也不会正确。

过去老一辈的学者钻研历史，强调“四把钥匙”，就是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官制史。这四门科学对于学习历史确是关系密切的。因为史料浩如烟海，要找寻到需要的史料，要详细占有材料，不通晓目录学是不行的。同时历史的记载，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的活动，政治历史事件的记载又离不开大小官吏的活动，因此要解释和利用史料，就非懂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和官制史不可。

目录学的头绪很多，应该依据学习研究者的需要加以掌握。譬如研究古代史，就得注意古代史籍的目录、近人著作的目录、考古资料的目录和史学论文的目录。古代史籍的目录，可以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书目答问补正》等书。至于近人著作等等，都已有新编的目录出版。关于历史年代方面，可以查《中国历史纪年表》《二十史朔闰表》等书。关于历史地理方面，可以查《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辞海》的历史地理分册、《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如果要深入查考古代地名的方位，就需要找寻清代学者对于这方面的考证。先秦的地名，年代久远，问题比较复杂，有的诸说纷纭，清代学者也曾有所考证。例如考证春秋地名的，有高土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正》等书。关于官制史方面，近人著有《中国政治制度史》四册（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一册），资料比较丰富，便于检查，此书抗战期间重庆出版（土纸本），已很难找到，有待于新的著作出版。

现在看来，仅仅这四把钥匙是不够用的。我们不仅要了解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问题有关的史料著作和论文的目录，还必须明白过去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过程及其已经取得的成绩，看清进一步探索的重点及其途径。我们为了探讨经济政治历史上的复杂问题，还必须学会考查历代典章制度的方法，掌握需要的基本知识。要查考历代制度，可以翻阅《十通》，即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和清代所编的续编，要查考一代制度，可以翻阅西汉、东汉、唐、五代、宋、明等朝代的《会要》。我们为了探索各个时期生产发展情况，更必须具备有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常识，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学习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史，包括冶金技术发展史，如《中国冶金简史》《中国古代冶金》等书。我们为了了解各个时期经济发展情况，还需要掌握当时户口（户籍所记载）、田地、田赋的统计数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可供参考。为了计算各个时期田亩的面积和实际的生产量，还有必要具备度量衡变迁的历史知识，可参考上述著述所附的《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和新出版的《中国历代度量衡图录》。

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仅仅掌握书本上的历史资料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做到纸上史料和地下史料相结合，即过去历史学家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论证法。关于这方面，越是古的时代越是需要。例如学习研究商代历史，必须掌握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学习研究西周历史，必须掌握金文（即铜器铭文）资料；学习研究战国和秦的历史，必须掌握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以及其它的竹简和帛书；学习研究汉代历史，必须掌握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必须探索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文书以及石刻墓志铭等等。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上的收获十分巨大，为我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可以参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和《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刊物上所发表的资料及论文。

为了读通古代史料，必须学好古代汉语。阅读比较古的史料，必须连同古人以及清代，近代学者的校勘注释一起阅读，否则就不容易深入理解，甚至会发生误解。清代学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是很多的，我们有必要把他们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继承下来。因此阅读这类古代史书的时候，有必要选取一种比较好的注释（特别是能够会集清代、近代人校勘注释的著作）来钻研，遇到疑难问题时再参考其它人的校释。例如我们学习《汉书》，就应该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主，再参考其它人补订《补注》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学一些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初步学习一下清代学者解释《说文解字》《尔雅》《广雅》《释名》等书的著作，这对增加自己阅读通解古文献的能力是有好处的。

如果要进一步学习商、周历史，还必须有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对于甲骨文、金文，不但要认识字，能够理解常见的字句，能够读懂关于这方面考释的论文和著作，更要学会查阅资料书，利用工具书的本领。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基础，想当然的随便乱说，写出文章或著作，就会大闹笑话，贻误读者。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少的。郭老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中指出，有人不知道甲骨文中“臣在匽”的“匽”字是地名，“而认为奴隶用于角匽”。最近看到有人发表的讨论西周土地制度的文章，因为不认识《大克鼎》“锡女（汝）井人奔于景”的“井”是“邢”字，把“井人”解释为“井田中的村公社人员”，真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从此也可见治学打好结实的基础，确是十分必要的。

（原刊郭绍虞、周谷城等著：《怎样学好大学文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