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为回望百年党史，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推动历史学科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当代中国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百年回眸与未来展望：历史学科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于2021年9月18日至19日在京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以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机构的专家和编辑共50余人与会。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党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学属性，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历史学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党史研究仍应继续遵从和发展历史学的基本研究理念，在诸如研究对象、问题选取、资料搜集和整理、史实考证、史料解读、长时段考察、比较史学、整体史学、学术规范等方面形成研究者的自觉行为。同时，中国近现代史等学科也不能缺少党史研究，近现代经济、政治、军事乃至社会文化等专史都无法离开中国共产党的作为与影响，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与党史研究的合作与融合。有学者就此认为，由于党的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党的历史与国家社会的历史已经融为一体，中共党史已经不是单纯的政党史，历史学科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当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视野下的党史研究形态保持充分互动，“中共学”可以为容纳这些研究形态提供概念工具。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走过百年且正在持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现代政党，党史研究尤其要注重历史与现实间的诸多复杂关联性，但这绝非中共党史党建等专业可以单独胜任的，必须以综合性的多学科知识，拓宽视野，融会贯通，才能真正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解答好。在此视野下，“中共学”可以逐步形成自己的范式，主要研究范畴应包括自身建设、组织文化、重要人物、执政实体、党际关系、国际交流、学术史及其理论等。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深化历史学科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维度，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讨论。有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和形成于1930年前后，由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发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因素合力形成：前者由重视史实史料的“知其然”到以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知其所以然”，而后者则以唯物史观辨析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阐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二者路径虽有异，但目的相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阶段，主流学院派史家很少参与，但不能忽视其存在和之后的影响，需从史实、理论和现实等三个维度加以考量。也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应在学术化的轨道上同行。中共向来重视史学，具有浓厚的历史气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长期处在党史和革命史话语的笼罩之下。当下，党史研究正在逐步加强与历史学科的合作，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则可以有效沟通这两大研究领域，二者既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又能互相吸收对方之长。中共党史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提供一种视域、一个背景，后者须积极吸收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党史研究若能共享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新进展，也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学术厚度和理论深度。还有学者指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和关注的几个问题，如中共史家不断修订著作是一种常态，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意义，具有较高的史学研究价值；诸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建构新的近代史、革命史叙事难以回避的问题，尚具有较大探讨空间，可以从概念史角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的共同发展。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如何解决党史研究史料有限的问题，是本次座谈会着重讨论的问题之一。与会学者认为，史料不充足的情况可能是长期性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史学求真并不只是“求真相”，还要“求真实”，即求情景之真。细节的缺失，需要历史研究者的想象力加以填补，一个好的史学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当的文学表现力。史学情景书写对史料有着非常严肃的追求，对任何史料都要考察其形成过程。史家进而应“求真理”，通过对历史转折的深入观察，揭示历史的发展趋向，总结历史的内在规律。有学者以广东党史为例，提出解决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的存续多次中断，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导致史料留存较少，而口述、回忆等非过程性史料的缺陷非常明显，广东地方党史研究存在显著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除采取将中外、国共、上下层之间多方史料互证的做法外，尤其要注意史料生成的背景、动机、立场问题，要具备更强的质疑精神。党史研究者要作出既有新意又有深度的成果，需要这种迎“疑”而上、不断追问的精神。也有学者指出，许多人言及实证史学，多将之视为考据、史料等，甚至称为“史料学派”，显然有不少误会之处。史料与史观本无法分割，实证史学应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综合。实证史学强调历史研究应在掌握客观史料的基础之上，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共党史研究也理应充分融合中西实证史学，逐步形成实证党史观。

史学研究都应有理论追求，党史研究亦不例外。有与会学者认为，党史研究者应有理论自觉，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证研究，提出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的具有深刻解释力的理论，从理论上定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党史研究最终能体现自身贡献的就是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很多与会学者均认为，党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诠释与对话的疏离、学科发展的封闭性、研究问题的内卷与视野分离以及自我解读与循环论证等问题。故而，视野贯通与问题链接是党史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应回归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路线和方案成功或部分解决了现代化陷阱中的难题。党史研究不仅要从革命进程内部来观察其特殊性，更要放眼世界和贯通历史，分析其普遍性、一般性和日常性。有学者强调，党史研究应注意“虚”“实”结合，注意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总体上侧重于实证研究，但若参考世界史学的发展轨迹，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史研究可能在“虚”的方面会有较大发展，有望在深度及跨学科意义的建构和阐释方面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量化史学是近年来影响逐渐增大的史学研究技术，它以个人（individual-level）或单元级（unit-level）微观史料数据（信息）为基础构建量化数据库，能更有效地集合大规模、长时段微观史料，形成扎实的中观研究，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量化史学能聚少成多、千百成群，通过数据的连接到数据库的连接，重新建立或强化中共历史的研究基础；又可顾后瞻前、鉴古知今，用长时段、连续性的史学方法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还能东张西望、中外并重，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中共追求普遍性的革命，党史研究应注意千百成群的人民，量化史学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组织史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之一。有与会学者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中共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这一“组织”具有深刻的中国历史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建设的需要，体现出落后性、脆弱性。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下的党员干部、军队、民众被组织起来，主要体现在突出军队的组织作用，组织统一战线，组织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组织生产，组织群众生活，等等。因此，组织的有效性是需要考察的问题。

思想史视野下的党史研究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演进中的主流，它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某种相通性或亲和性。中国传统史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当先进知识人接触到唯物史观学说时，感受到思想上难得的共鸣；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王朝更替无不以群众革命为支撑，知识分子看到马克思关于群众革命的主张，感到“正合我意”。中国古代就有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最有魅力，读书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干思想，胡适、丁文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的主流；在国民党的主流言说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随处可见，影响甚大。有学者进而将历史比之于冰山，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水面之上的部分，而结合水下部分的冰山观察，将会有力推动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者只要将“思想水位”的观察视角纳入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当中，就可以发现历史事实是浮在“思想水位”之上的，拥有自身独特的脉络。“思想水位”的变动非常复杂，具有地区性、群体性，在空间上有差异。正因如此，“思想水位”观察法就可以用于研究个体或群体的思想甚至宏观历史。

地方史或区域史视野下的党史研究极为重要，是这次座谈会集中讨论的内容之一。很多与会学者提出，中共革命从边缘由点到面兴起，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动员，坚持群众路线，深刻地展现了革命发展过程中党的原则、运动过程内化于社会的过程，故而适用于地域社会视角的历史考察，切入点有“地方性的知识—结构”“嵌入式的社会—关系”“弹性的流动—网络”“长时段的冲突与调适”“情景化的情感与心态”等，当然也存在文本匹配度、整体史的学养、移情理解的能力、概念化研究等方面的难度。还有学者归纳总结了田野实践教学对早期苏维埃运动在粤东地区发展情形所产生的新认知，尤其是注意到苏维埃运动与地方宗族、宗教场所、经济、文化、人群、地理等多重因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应注重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问题以及早期苏维埃运动在地方实践层面的制度形态与历史内容。无独有偶，有学者以“联动”视域分析了1919年至1927年的中共建党史。上海是中共建党的中心，与相关地域之间的联动效应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同江浙地域之间的联动。在一省范围内，联动特征亦非常明显，省城或副中心城市对于其他地市建党的影响重大。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声、组合而成的运动。在中共诞生过程中，多种政治势力参与了建党，基层党组织的创建更是如此。

有学者结合北京地方史，探讨了党史地方史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认为中共党史的地方维度要考虑社会环境的地域化差异，门头沟、京北都处于山区，深刻影响了中共在这些地方的活动。研究者时间精力有限，地方史研究要注意课题的价值。与革命时期的北京党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史有更多可以深化研究的内容。还有学者以山东省的区域归属变迁为例，论述了中共革命影响下的政治文化。山东省在历史上一直是华北的重要部分，在当今的地域概念中却属于华东。这种巨大转变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日渐重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在国共决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军事和政治作用，最终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被编入华东。山东的华东属性毕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华东与华北各地也逐渐回到近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因此，研究中共革命历程中的观念剧变，调动研究者个人的思维和生活经历与历史世界之间的“关联呼应”，应当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一种有益方式。有学者以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师范大学这一具有浓厚红色文化基因的大学为例，认为将校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结合起来非常必要，比如河北师大毕业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积极参加革命，推动了河北工人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目前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抗战时期是中共发展历史中的关键阶段，与会学者给予了重点探讨。有学者认为，战争是当时的基本形态，中共的制度政策与现实之间存在张力，要充分注意落实和变化以及局部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时空问题由此凸显。如“华北”是总括性概念，应注意山地、平原等地理差别与抗战之间的关系，现有不少研究将个别区域的问题视为共性，结论与史实相距甚远。华中地区亦如此。同时，根据地是游击区的一部分，也要注意敌后战场的正面战场特性，应超越已有观念的束缚。因此，中共抗战史研究应消除苏区、根据地、解放区研究的界限。近些年，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颇受重视。有学者提出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视野下认识国共磨擦，是今后的一个学术成长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力量主要在西南和西北，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重要性逐步增强，相关研究要站在系统的大历史视野下去研究，在各种力量复杂交错的脉络中去认识。

技术因素在革命中的影响逐渐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有学者指出，物质和技术是中共革命的基础性要素，科技史是党史研究的新路径。革命者对无线通信等新技术的渴求比统治者更加强烈，通信技术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可以起到支撑作用，在很多时候也会极大地影响决策。在此视野下，技术史视野可以更好地研究中共的政策落实机制。与此相关，党史视野下的抗战大后方史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受到重视。有学者提出要重视以南方局为主体的大后方中共党组织问题，包括港澳地区和海外的党组织。同时，历史学界应进一步重视大后方中共党组织的隐蔽战线活动、情报和保卫工作、特殊军事活动、统战性质的政治活动、特殊经济活动、特殊文化活动、秘密社会工作，重视大后方中共党组织的军事参与活动和民间外交。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最早具有国民外交的属性，之后逐步具备了政权外交、政党外交和政府外交的性质。抗战时期，中共一方面作为合法政党同国际上的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发生关系，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中共领导着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对外交往具有一般外交关系的某些特点。

从国民党看共产党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先于民国史、国民党史研究而出现，但学术水准一直不高。近些年，中共党史研究重新兴盛的局面非常明显，以往研究党史的一些学者转向研究民国史，现在研究民国史或一般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开始回过头来研究党史。因此，党史研究在重新兴盛的过程中，要注意吸收民国史研究的成果。还有学者提示指出，国民党史研究已相对成熟，继续拓展研究空间的可能性有所萎缩，而中共党史、革命史和共和国史则开始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国共比较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有其重要价值，这就要求研究者将国共两党历史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与脉络中，承认不同的政治力量存在先天不同，以平视的眼光进行历史比较。这种比较与贯通的视角对于认识中共的鲜明特性具有重要帮助。有学者进而指出，从司法系统看，国共两党差异极为明显。北伐之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在未确立新法律之前，继续使用北洋政府的法律。北京政府司法官员大量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出现“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强调法律是维护人民自身权益和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司法干部以革命化、政治化为基本要求，实现人事的彻底调整，这都体现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差异。

座谈会对共和国史研究也非常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共逐渐接管全国后，医疗卫生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医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成为研究新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观察点。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制定过程，提出共和国史研究者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包括历史学、法学、情报学、理工科知识，同时努力养成身临其境、同情了解各种时代思潮、社会心理、文化氛围、认知状况等方面的能力。

党史教育也是座谈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党史教育应强化党史的实践化教学，运用党史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引导学生参观并深化学生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党史的主体意识。这样可以使受教育者体会到理论和逻辑之间的衔接，增强对党的历史感悟能力和认知能力。党史教育走向田野，各类红色文化资源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应该引起历史研究者的重视。

在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认为，历史学科的党史研究者数量不多，但对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非常重要，未来应该积极与其他党史研究者交流，分享丰富的学术资源，共同推进历史研究和理论创新，掌握党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党史研究应“铁肩担道义”，发扬历史学为人文社会科学筑基、开拓新领域的学术传统，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作出贡献。有学者就此指出，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不应完全依靠历史学科，而是需要兼容并包的学科意识；党史研究应以“求通”为目的，深刻反思现代性，提出对世界学术发展有影响的研究范式。

综上所述，本次学术座谈会既回眸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艰辛历程，又展望未来党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思路。与会学者充分肯定本次座谈会的学术价值，认为在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节点，组织召开集中讨论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座谈会，努力回答如何进一步推动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与会学者所言，党史研究的学科归属是由学术共同体决定的，历史学者可以搁置争议，坚守学术本位，秉持“行胜于言”的理念，扎实研究党史问题，积极培养下一代的党史研究者，早日迎来历史学科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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