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芜湖地区搬迁宣城地区的前前后后（原宣城地委书记张建回忆录）-米儿火

1980年1月29日，国务院批准：芜湖地区行政公署驻地由芜湖市迁至宣城县，并更名为宣城地区。1980年2月正式改名宣城地区，1982年4月行署机关移驻宣城。

从更名到全部搬迁完毕，前后历时3年，我作为时任宣城地委书记亲历了这一段历史，并负责了地区搬迁工作。希望通过回顾芜湖地区更名宣城地区的实施过程，让大家对宣城地区的由来以及那一段艰苦的岁月有所了解，共同珍惜宣城今天大好的发展局面。

搬迁之前的宣城区划

在1980年之前，宣城行政区划于解放后已历经两次变动。第一次变动是1949年5月。设立了宣城专区，成立了中共宣城地委、宣城专员公署，驻宣城。隶属中共皖南区党委、皖南行政公署；下辖宣城、郎溪、广德、泾县、宁国等5县和宣城市。第二次变动是1951年秋冬。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撤销宣城专区和巢湖专区，成立芜湖专区，同时成立中共芜湖地委、芜湖专员公署，驻芜湖市。管辖大江南北的宣城、郎溪、广德、泾县、南陵、繁昌、和县、含山、巢县、无为、庐江等11个县。1956年又将徽州专区并入，使芜湖地区一度扩大到管辖23个县市。但因范围太大，领导管理不便，不久省委又恢复了徽州专区。芜湖地区从1951年到1981年历时30年。

第三次变动，就是这一次。早在1979年秋天，省委已开始酝酿芜湖地区改名宣城地区并搬迁宣城的事情。

为什么要搬迁？

为什么要搬迁？从地理位置看，宣城地区是安徽东南的重要门户，与苏浙毗邻、通东南沿海，是安徽向东南地区的一个大通道。历朝历代，广德、郎溪、宣城、宁国等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枢纽地位。省委的决策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看出了宣城这个东南门户所在，日后将在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什么要将芜湖地区更名为宣城地区？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是宣城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宣城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一座声名远播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现存的大量历史文化遗迹为证。秦代就在这里设立鄣郡，西汉（公元前109年）又改为丹郡治宛陵(今宣州区)。此后，唐宋以至明清，宣城历代都是州府。这样一个有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区域，理应有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

第二是宣城自身发展的要求。宣城地域靠东南沿海，与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地相近、人相亲，离上海不到300公里，交通优势明显、区位条件优越，可以说，把宣城发展为一座中等以上的中心城市，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而将芜湖地区更名为宣城地区并搬迁到宣城，大大有利于加强宣城、发展宣城。

第三是从全省的大局考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全省范围看，皖东南乃至整个皖南几百公里范围的大片空间，建国以后，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市。从全省经济和城市发展布局考虑，这么大一个范围，必须建设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中心城市，才有利于皖北、皖中、皖南的共同发展。所以说，芜湖地区搬迁至宣城，体现了省委在皖东南建立一座中心城市的决心。

来自国务院的批文

省委在筹划这个重大决策时，万里同志起了主导的决定性作用。随之为了发展宣城，万里、张劲夫、周子健等几位省委书记先后来到宣城、郎溪、广德、宁国等县调研。1979年冬，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了更名和搬迁，随即又召开了省革委会再次做出决定，正式对外宣布，将芜湖地区改名宣城地区并搬迁宣城。我当时任芜湖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后，芜湖地委、行署响应号召、服从决定，随即在地委党校礼堂召开了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地委书记夏德义同志主持会议，我传达省革委会决定，副书记高洪作动员讲话。

1980年1月底，国务院发布“国发[1980]28号文件”，决定将芜湖地区行政公署由芜湖市迁驻宣城县，并改名为宣城地区行政公署。文件中还指出，将徽州地区的宁国县划归至宣城地区管辖。

省委、省政府对搬迁工作高度重视，1980年2月发布（皖政[1980]39号文件）《关于将芜湖行署改为宣城行署、撤销池州行署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这次调整行政区划，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号召全体干部和职工，识大体、顾大局，增强组织观念，加强纪律性，积极维护安定团结，自觉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保证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顺利进行。

那年初春，夏德义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省委任命我为宣城地委书记。1980年2月，搬迁工作正式启动，我全权负责搬迁事宜。

那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春的气息传遍了全国，各地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的干劲和热情都被释放出来了，调动起来了！我们那时都感觉到，中国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宣城地区，也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载入史册的“铁山宾馆会议”

1980年春，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杨蔚平同志分管财政工作，他率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了芜湖铁山宾馆，即在铁山宾馆召开会议，与地委、行署的同志们一起商讨解决搬迁中的问题。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制定搬迁实施方案。之后的搬迁，确实是按照“铁山宾馆会议”定下的框架执行的，我认为，这次会议注定会载入宣城发展史册。

搬迁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到的范围很广，我们突出了四个最核心的问题进行研究：一是搬迁经费从哪里来？二是什么时间搬迁？三是宣城地区驻地选址在哪里合适？四是芜湖地区在芜湖市的房地产归属权问题。

会议围绕上述问题逐项讨论。首要的问题是搬迁经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经费，搬迁就是纸上谈兵。讨论一开始，杨蔚平同志就说：“省财政有困难，只能给150万元经费。”我一听就急了，“这么大的摊子，150万哪里够呢？简直搬不动嘛！”我把账算给杨副书记听：“宣城地区现在就是一张白纸，我们要建办公大楼、要建干部宿舍，首先要‘三通’——通路、通电、通水。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而是百年大计的建设，以后工作、家庭、生活就在宣城扎根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笔经费一定要能确保充足地启动搬迁，打好搬迁的基础。”

吵得很厉害，我也不管那么多了，因为随行的省财政厅同志悄悄给我“透了底”，省委已定过了给200万。有这个底气，我坚决不松口，多要了50万，拿到了200万元搬迁经费。这笔经费，我们是想方设法省着用，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建设上。我们建起了地委、行署两幢办公大楼，建了一部分干部宿舍，支付了一部分土地征用费，买了宣城县委招待所、供销社两个大院和院内部分房子，补贴了县已建的土路和简易水电的部分费用。在这期间，还支付了重新修建的原土路和扩建了水电的部分费用。这些设施建起来后，搬迁有了一定的基础，办公、生活的框架基本搭起来了。

“选址鳌峰”是这样定下来的

然后是宣城地区驻地选址的问题。在“铁山宾馆会议”讨论实施方案时，关于宣城地委、行署机关选址有三种意见。第一是宣城县城以西六七公里的八里岗。此处离城区远，“三通”花钱多，干部职工生活和小孩子上学都很不方便；第二是县城以北的一里桥（现市人民医院附近）。此处当时也是离城区偏远，而且附近有化肥厂，环境不理想，向东又是小圩地势偏低，易受洪涝灾害影响；第三就是我主张的放在鳌峰。这里当时虽不算主城区，但紧靠县城南边，地势高，东西扩展的空间宽广。

选址鳌峰，我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实际情况看，省钱。因为当时鳌峰这一块，宣城县已经初步平整好了，有一条鳌峰路（土路），水电基本通了。在这个基础上搞建设，可以省去一大笔资金。二是从长远看，方便干部职工生活，因为它离主城区不远，也就10来分钟路，大家买菜购物、小孩上学都很方便。另外，到火车站也近，20分钟左右，大家出差方便。三是从具体工作而言，选在鳌峰建设周期最短。除水电暂不重新建设外，鳌峰东山头宣城县委已经平整过了，是招待所大院，院子里已建有两座小楼和几幢平房；鳌峰西山头也平整过了，是供销社仓库院子，也有几幢平房仓库。我当时想，这些都可以临时使用，有利于节约搬迁的时间。

杨蔚平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提出的三种意见，他十分慎重，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要到宣城实地看了之后再定。我当即陪他到宣城看了这三个地方，仔细考虑比较之后，他同意我的意见，选址鳌峰。我们深知，地委、行署机关选址，对一个地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30年的时间证明，我们定在鳌峰的决策是对的，发展空间广阔，不受水患困扰，大大拓展了城区框架，带动了东、南两个区域的发展。

再就是搬迁的时间问题。由于地直单位多、摊子大，搬迁经费又有限，所以搬迁必须分时分步骤进行。省、地“铁山宾馆”会议商定：从现在，也就是1980年春季开始，用一年时间作准备，1981年夏天正式开始搬迁。我们确定的方案是，地委、行署、政法以及部、委、办、局第一步搬；第二步是事业单位和部分企业单位逐年搬；有的单位，如储运、仓库以及在芜湖直接经营的企业不搬。到1981年夏天，搬迁的条件已具备，可以开始搬了。但那年宣城发大水，夏汛很紧张，为集中力量防汛抗洪，争取当年农业丰收，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请示了时任省委书记张劲夫，将搬迁时间推迟一年，改为1982年春季，劲夫同志同意了，定下来，正式搬迁在1982年春节。

“以房建房”搞建设

最后一个大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就是芜湖地区在芜湖市的房地产归属问题。芜湖地区在芜湖市住了30年，地委、行署以及其直属单位置有大量房地产。我印象里，总计有48万平方米房子。其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有18万平方米房产；企业、储运仓库以及直接经营的企事业单位约有30万平方米房产。

那个时代，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年代，房地产是国有和公有的，受政府支配和划拨。当时芜湖市机关住房普遍紧张，地区机关搬迁后空闲出来的房子，可能会有变数。从定下来搬迁的时候，我就在考虑琢磨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一笔财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笔不动产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在手里，把这笔不动产变成动产，变成宣城地区建设发展的一笔资金保障。

经过细致考虑，在“铁山宾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抢先发言：“芜湖地区在芜湖市的房地产随着改名搬迁要转归宣城地区所有。这么多单位搬到宣城，需要在宣城建房，需要大笔经费。这些经费的来源，宣城地区本身没有钱，那就要靠省财政拿。杨蔚平同志前面已说过了，省财政有困难，最多给200万元。200万元只能保障搬迁的开头，而以后的逐步搬迁和建房所需要的经费，不可能单纯依靠省财政。我们的想法是，变动原地区在芜湖市的房地产，到宣城建房和搞建设，以房建房。这是多渠道自力更生的好办法，既解决问题，又不要省财政拿钱。”杨蔚平同志听了我的发言，认为很有道理，确实能解决实际的经费问题，又不给省财政增加负担，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在会上正式宣布：芜湖地区原在芜湖市的所有房地产归宣城地区所有。省政府随后发的会议纪要明确了这一点。

这事后来差一点发生了变化。时隔两三年，新任省委书记黄璜来芜湖市考察，芜湖市委抓住机会向黄璜同志反映机关住房紧张的状况，请求他出面，将张家山原地区农业、工业、科委三幢办公楼划拨给芜湖市。黄璜当时同意了，随即就与宣城地区负责同志谈了。宣城地区当然不同意把三幢办公楼划给芜湖市，并把省政府关于“铁山宾馆”会议的纪要拿给他看了，看了之后，黄璜同志没有再提这个事。从那以后，芜湖市再也没有要宣城地区在芜湖的房子了。芜湖地区原政法办公楼卖给了芜湖市财税局，用这笔房款在宣城新建了政法系统干部宿舍。这就达到了我们提出的“以房建房”的初衷，实现了“以芜湖的卖房款”在宣城建房的目的。

宣城地区在芜湖的房产，在宣城地委、行署的努力下，全部保住了，为启动宣城地区的基础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当时考虑的就是：事事要从维护宣城地区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后任者打好发展的基础。

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稳定人心

从芜湖搬迁至宣城，刚开始的时候，95%的同志有抵触情绪。究其原因，一是与芜湖市比，宣城地区的基础条件要差得多；二是宣、郎、广地区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过去万里同志在会上经常拿这三个地方举例子；三是那时大家都知道宣城地区频发洪灾，一到夏天防汛抗洪就是头等大事；四是对省委的决策精神认识没有到位，对宣城长远发展的大局没有前瞻性。

我记得，在机关干部动员大会上，地委一位副书记讲了这样一句话：“不到宣城非好汉!”可见，干部对搬迁的意见有多大。要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要帮助他们转变观念，我是这样考虑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大家对长期工作的芜湖地区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环境熟悉，家属在芜湖就业、子女在芜湖上学，搬到宣城，确有诸多不便。但是，既然省委决定将芜湖地区搬迁至宣城，我们就要服从大局，完成好搬迁任务。要开展好工作，必须稳定人心，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从办好食堂着手

怎样稳定人心？办法只有一个，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让干部职工安心工作、安心生活。我经常跟同志们讲：“不愿去宣城工作的人，我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不要光讲空道理。要换位思考，要以细致入微的工作，逐一解决大家遇到的困难。办法总是比困难多，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的工作就顺利了。”

大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集中来说，就是吃、住、行的问题。

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再说刚开始同志们的家都没有搬到宣城，确实没有地方吃饭。所以，我首先抓的就是机关食堂。为此，我专门把熟悉食堂工作的繁昌县招待所所长调来，负责行政事务、办机关食堂。我跟他讲：“你把食堂办好了，就是为搬迁立了大功。”

对干部职工的伙食问题，我们动了很多脑筋。找粮食部门供应平价黄豆、指定几个大水库逢年过节供应鱼（当时是双轨制价格政策，有议价和平价之分）。食堂的师傅们自己动手开起了豆腐坊，磨豆腐、豆干、千张，有了这些丰富的豆制品，食堂像模像样地办起来了。八人一桌，每桌每餐标准是四菜一汤，冬天每桌炖一个小炭炉锅子，大家吃得热乎乎的。每到节日，食堂变着法儿加餐，端午节供应粽子、中秋节供应咸鸭蛋，尽量搞得花样多些。我们还考虑到伙食标准的问题，定的是每天每人八毛钱伙食，公家补助四毛，自己拿四毛，既吃得好，个人花费又少。不要小看办好食堂这项工作，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同志们对食堂普遍感到满意。我曾在地委会上开玩笑说过：“大家不愿来宣城，我们要用一些实惠的政策吸引人过来嘛！”

点滴小事稳人心

吃饭问题解决了，再就是住的问题，地委、行署抓紧时间建了一批干部宿舍。我要求新建的房子一楼住户，由公家统一在门前砌一个小院子，让一楼的同志生活方便一些、宽敞一些。为避免夏天蚊虫叮咬，公家又统一定做了纱门纱窗，让小孩学习安心、睡得安稳。因为建房的经费少，当时在鳌峰大院新建的宿舍都比较小、很简朴，虽然标准不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不错的，解决了燃眉之急。

我每天下班，都要到在建或刚建好的房子里去转转，琢磨家俱怎么放才适用，我甚至还指定建房中在卧室床位上方增建小阁楼，增加使用空间，冬天好放凉席、夏天好储棉被。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看上去琐碎得很，却事关干部工作生活的环境、事关干部的情绪和心态，我们把这些小事都考虑周详了，解决到位了，人心才能稳、人心才能齐。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尽量创造了一个安定有序的工作生活氛围，为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为平稳交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由于地委、行署的工作人员基本是原班人马从芜湖到宣城上班，所以交通也是个大问题，每周星期一早上赴宣城，星期六傍晚回芜湖。我们按排了专用的大公交车，星期一早上在张家山、范罗山干部集中的地方接往宣城；星期六傍远前，在鳌峰门口再把大家送回芜湖。既保证了按时上下班，又解决了乘公共汽车不准时和疲劳的问题。大家每周在公交车上还能交流工作，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

前后历时两年的搬迁，因为地委、行署工作做得细致，整个实施过程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没有听到什么埋怨和骂娘的。要特别说明的是，搬迁工作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大家体现出了识大局、顾大体的政治觉悟，这一点至关重要，是顺利完成搬迁任务的有力保证。尤其让我感动的是，部分双职工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带头举家搬到宣城，为搬迁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模范作用。

现在再回顾那一段历史，确实感觉到，同志与同志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都是讲大局利益、讲整体利益，充分体现出安定、团结、协作、和谐的精神。这是宣城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日后进行的大建设中，这一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保持“大后方”稳定

搬迁后的一段时间，芜湖这一块，实际上是宣城地区的“大后方”。一些单位仍留芜湖市，尤其是一大批老干部老职工将长期留住在芜湖。做好“大后方”工作，至关重要，它的稳定，事关宣城地区发展大局。

地委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宣城地区驻芜湖管理处和管理处党组。地委常委、副专员荚厚友兼主任，地委副书记张学祖兼党组书记，荚、张两位又是抗日的老战士。管理处代表地委、行署负责联系协调和处理在芜单位的一些事务；地委老干委（即老干部局）仍留在芜湖张家山，继续为老干部服务。两者的有利结合，开创了很好的工作局面，既促进了搬迁，更使芜湖这个后方能安定和谐。

对于留在芜湖市的众多单位，我们进行了分类管理。一是企业单位和直接在芜湖经营的单位，还有部分半企业半事业单位，如医院、医药、生产资料等，是超地区的经营。这些单位的领导和管理，是条块结合，业务归条条，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归块块（即驻芜管理处）。二是地委、行署部分下属单位和部分事业单位，是维持和过渡，陆续进行搬迁。

“大后方”的工作，很重要的一块是做好老干部工作。原芜湖地区住芜湖30年，老干部都集中在芜湖市，都是战争年代的老同志，而且多数已经离休或接近离退休。地区搬迁后，他们的生活更需要组织关怀，需要有较好的安排，需要有投入。

我安排地委常委许超和老干委，对所有在芜湖市的老同志一一登门看望，主要是看住房，老同志们的住房大多破旧了。我也抽时间由地区医院党委书记郭永吾陪同，看望了医院各科主任医师，也主要是看住房。他们家里都没有带抽水马桶的卫生间，甚至有一位主任家里连自来水也没有，生活设施均比较差。

为给老同志晚年做些一劳永逸的事，我和地委同志商定：一是建50套老干部宿舍，后来实际建了30多套，改善老同志住房条件；二是在地区医院建一栋三层楼，一、二两层为老干部病房，并为医院七八位主任医师建了一栋宿舍楼。医院党委书记郭永吾很支持，具体操办，医院也拿了部分资金；三是根据老干部居住分布情况，拟划为三块，建设三个老干部工作点，即小平山原干休所、张家山干休所、范罗山东边的中和坊。每个点安放一辆轿车、一位医护人员，司机和医护人员宿舍也就地安置，以便夜晚老干部就医。至此，搬迁主要工作基本完成，宣城、芜湖两地均人心安定，大家都全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30年，弹指一瞬间。回首历史，我始终坚定地认为，芜湖地区改名搬迁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搬迁符合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发展战略，符合宣城地区发展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