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即一般所谓的“唐宋变革期”。关于唐宋城市的历史认识，形成了如下典型性描述：即以唐宋间经济的发展为大背景，在空间变化上，从唐代的由城郭、坊墙围绕的封闭式的城市发展到宋代坊墙崩坏、开放性的城市；进而在市场变化上，从商业区域、商人活动等受到严格限制的唐代的“市制”发展到宋代控制缓和、允许自由经济活动的市场；同时，由于商业的发达而引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庶民文化的发展，乃至与所谓的西欧文艺复兴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描述对中日历史学界而言可谓是“自明之理”。

对于上述唐宋史学界通行的一般性认识，宋代经济史、江南地域史研究大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译者注）教授包伟民先生在本书中通过对唐宋城市的规模与类型、管理、市场制度与税制、市政建设、人口以及城市文化等专题的详实考察，同时在继承和吸收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对迄今为止的唐宋历史研究发出了正面挑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与新见解；可以说本书是一部具有积极迎战意识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基本框架如下：

绪论 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

第一章 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

第二章 管理制度

第三章 城市市场

第四章 城市税制

第五章 市政建设

第六章 人口意象

第七章 城市文化

第八章 发展瓶颈

结语

本书涉及面宽，研究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但如仅对其全部内容进行一介绍反而 可能会冲谈本书评的主题与意义。唐宋城市研究近年来不断取得显著的学术进步，已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领域，包先生在总论中对其进行了研究史的批判，并对今后唐宋城市研究的可行思路提出了新建议。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着重介绍上述批判与建议，并穿插评述第一章及其以下各章的内容。

首先，介绍一下包先生所整理的唐宋城市研究史。本书评述了1920—30（50）年代、也即唐宋城市研究草创期的学术成果，特别对加藤繁先生[1]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城市市场、乡村草市、商业组织等众多专题领域的开拓者。接着，将1950年代至60（80）年代中叶视为唐宋城市研究的拓展阶段，并对其代表性成果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斯波义信先生从城市商业来研究城市的视角以及从个体与群体两方面来研究城市市场的方法和梁庚尧先生[2]关于宋代城市与农村分离问题的研究等，同时认为该阶段是各专题领域深化与发展的时代。最后，总结了80年代以后的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讨论的对象从首都等中心城市扩大到一般州县城市乃至农村地区的草市镇。二，讨论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城市，拓展至城市的群体。三，考古学上的发现对城市研究贡献巨大。同时，一并指出研究者的研究兴趣扩展至城市体系与空间变化、交通、城市生活、城市人口与居民构成、城市地域结构以及城市环境等领域，研究主题呈现“碎片化”。

在梳理上述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也同时指出了唐宋城市研究的一些困惑与难题，即包先生认为：作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唐宋历史研究主旋律的“发展模式”虽然为唐宋间“城市发展”提供了论据，但同时这一单向思维路径也给研究的进步加上了各种限制。因而，包先生提出在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有必要对“发展史观”进行再探讨。与此同时，包先生又强调指出：以“发展史观”为背景，史学研究必然受到社会思潮、社会状况的影响与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对“停滞的中华文明”说进行了反思，以至强调中国社会也有不断的进步，这一动向逐渐成为学界主流。但在此潮流中，学界有无批评地接受唐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著发展的倾向。以谢和耐先生（Jacques Gernet）[3]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论述，认为其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和商业活动的研究来强调中华文明不是静止的，而是有其自己的发展形态。同时，斯波义信先生也认为宋代“商业的繁荣”乃至“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周知的历史事实”[4]。伊懋可先生（Mark Elvin）[5]、施坚雅先生（W.Skinner）[6]以及中国学者漆侠先生[7]都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称之为“经济革命”、“城市革命”。最后，著者指出即便到了90年代，唐宋城市的发展依然作为内藤湖南等人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学说的最有力论据，至今在学界仍有影响。

针对这种研究动向，包先生认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尽管原本是文化史意义上的，但存在范式强化，将其适用于所有史实的倾向。同时，也批评性地指出：施坚雅先生本来的研究目的并不是针对唐宋时期的城市，只不过是为其清朝末年的城市研究作一铺垫而已；而伊懋可先生的宋代经济水平已达到极限的“高水准平衡陷阱”说、“城市革命”说等毫无疑问是以日本人唐宋城市发展的研究为依据。

对于上述通行的一般性的唐宋城市史，包先生在本书的各章中，通过网罗史料和各种统计数据，对从古代至宋代有关城市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从史实层面进行了实证与反驳。以下简单地介绍各章中关于史实方面的代表性论证。

第一章分析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政治、军事据点和商业市场这一两面性，并进一步从细节上探讨了城市的分布状态、规模、户口数、城墙以及街区的分布等，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唐宋间经济的繁荣，确实存在城市的地位凌驾于上级行政中心城市的现象，这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极具意义；然而，这只不过是农村地区的草市镇以及极少数低级城市的特殊情形。总体上来看，两宋时期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行政地位基本吻合，行政地位是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古代以来，城市一直作为军事、行政据点而存在，宋代的城市依然属于这一范畴。同时，城市的行政地位对士大夫的城市人口意象予以重大影响。第六章尝试探讨了当时的士大夫意象中对城市规模的认识。虽然同一行政等级的城市间其人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当时士大夫的意象中它们却被认为拥有同等规模的人口，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事实在当时士大夫印象中的反映。

人口作为宋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关于人口“溢出”城郭外的现象以及城郭的扩大等，著者认为：实际上城郭内没有城市化的区域大量存在，而人口的“溢出”只不过是限于城门附近商业地带的现象而已；而城郭的扩大既有城防上的需要，也有进一步明确城内外的行政目的。应警惕过分以宋代经济的发展为原由来一味强调城市的商业功能乃至城市化的扩展。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包先生广泛搜集各种史料对唐宋城市转型上的重要命题即“坊市制的崩坏”进行了再探讨。通过对宋代城市之行政区划坊、厢、界、隅等的分析，特别是关于一般认为至宋代崩坏的坊，指出：虽然环绕坊的坊郭从城市景观上消失，但北宋开封府制度上的基层坊制依然存在；同时，作为职役之一的坊正也存在；另外，在坊门上高悬坊名匾额也被视为城市一景观；以上均表明了唐代的坊制在宋代虽然形态上发生了各种变化，但继续存在。

对于“宋代市制的开放性”，著者认为：事实上从唐代至宋代，市场的变化并非如以前所论证的那样显著，大的变化不存在，并且宋代的市场有着明显的唐代市场的痕迹。唐代的“市”是专门买卖的场所，一般的零售都在各自坊内的商铺内进行；而宋代的市场的确是打破了界限、非排他性的商业区域，商人可以自由、任意开店，但实际情形是商铺仍然集中于传统的市场区域。州县城市的市场或在城内，或在城外，多呈块状或十字街状。另一方面，宋代产生了广义意义上的市场概念，即指以城墙等为基准的整个州县城的城区。与此同时，宋代的“市户”与唐代的“市籍”也不相同，“市籍”专指其所管理的商人，而“市户”则指相对于乡村住户的城市住户。

新的城市居民及其新居住形态的诞生也促使了税制的变化。第四章通过实证表明：由于唐宋城市的发展，为了适应农村与城市间的土地价格及其贫富差距等社会实际情况，新的税制得以确立。宋代的城市税制除继承了唐代旧制的屋税外，唐代的屋税是以属于农村两税的屋宅地等不动产为征税基准，而新的税制则综合评估坊郭户（城市居民）的所有财产，并以此作为基准，同时，为应对商业经营的复杂化，设计了土地、房屋、经营三者分立的税制。在继承唐代旧制的同时，宋王朝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态从而调整了税制，这充分反映了宋王朝征税能力之非常突出，并同时拥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活力。

以上对一味只强调唐宋时期的“转折”与“发展”提出了质疑，并从反面进行了论证。与此同时，对于欧美中国近代史学界研究动向的影响，本书展示了协调两者所存在的难度，并警告在唐宋城市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学术概念的纠葛。

在此仅举一例，如认为“市民”概念是以“自由”和“自治”为基本理念，然而这只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文化类型，其原本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阶层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由第三身份所构成的“市民”。进而著者又指出：将西方的概念运用于中国，由于偏离了其本来的历史背景与原初内涵，变得不再适合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为了避免上述困境，著者建言：在明确中国与西方史实差异的基础上，从西欧市民社会和中国市民文化各自所拥有的特质中寻找可以进行比较的对象。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第七章对一直作为宋代的文化特征，即“市民”的兴起以及“市民”文化的发达提出了质疑，指出：市井俗文化的兴起的确是宋代城市的新面相，但如经济领域那么明显的发展却没有发现，其主流仍是承续传统，同时城乡的文化差异以及士大夫雅文化得到加强，但唐宋间显著的转折并不存在。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的意义主要还是在政治领域，即唐代以来的士大夫阶层城居以及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得以继续、强化，这导致了专制国家在文化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如科举制度赋予了国家在文化上的垄断性地位。最后得出结论：从两宋时期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正缓慢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基于上述议论，可知：对文化上受到政治强力影响的宋代社会而言，无批判地运用西方社会以“自由”、“自治”为基本理念的“市民”概念，是极其不恰当的。

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唐宋城市研究，包先生提出了下述建议：即关于城市化的速度与进程，应探索促进城市化的动力及其制约因素。例如，通过分析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交通情况、卫生体制、物资供应体制以及拥有巨大人口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等，可以成为获取新史实的思考手段以及对“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有效视角。本书第五章充分利用了近年来考古学新资料，论述了巧妙的市区分布、砖瓦建筑以及高度发达的道路促进了宋代城市的发展。与其相反，第八章论述了由于一定区域内人口高度集中，造成了资源浪费，从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也即上述“城市病”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包先生又指出：由于史料的制约，在唐宋城市研究中，城市等级最高的首都的研究学术影响力大，区域中心城市的研究也获得了一定成功，但关于中小城市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并且有将大城市的现象铺陈开去从而进行解释的倾向。针对上述情况，著者提议：应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分类，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归纳，从而提高唐宋城市的总体认识水平。而本书第一章采取了如下方法，即将城市分成五大地域（华北、关中河东、东南、川蜀、岭南）、数个等级（首都、区域中心城市、路治城市、一般州军城市）进行分析。

以上，结合各章的内容，介绍了包先生对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学术性批判以及可行性建议，对本书的内容作了一概述。下面对应该关注的问题点以及疑问点展开叙述。

第一，对盲目认为唐宋间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城市的发展，包先生并没有简单地概念化和图式化，将唐宋间的差异视为发展，而是彻底冷静地分析了宋代承续唐代及其以前时代之传统与制度部分以及新的唐宋间发生了变化的部分，为我们更好地展示了宋王朝以及宋代社会的多元性与时代性。这显然离不开著者不懈的学术追求与努力。同时，通过收集大量的史料并对其进行归纳，进而获得了众多史实；包先生又对这些史实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并通过多重视角对其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探究。现在虽然不以“世界史基本法则”那样单线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为依据，但却很容易无批判地接受新的欧美中心论，为此，包先生对我们发出了严重警告。

第二，作为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方法，很有必要回溯历史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从仰韶文化时代至宋代的中国历史中，城市作为军事、行政、商业的据点而存在，著者详细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城市构造、空间分布、地域差异等方面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并没有一味强调经济的作用，其实军事、行政据点与商业据点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有相互补充之功效，宋代的城市亦如此。著者将宋代的城市置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长视距中进行考察。

第三，挑战史料的极限，通过运用新的解读方法以及绘画、考古学发现等新史料，有意识地为我们呈现了新的唐宋城市史。著者将史料稀少的一般州县地方城市纳入研究视野，成为探讨对象，这对于过多偏重于首都以及区域中心城市研究的宋代城市研究而言，为我们进一步展示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下面，对一些疑问点展开叙述。

或许由于本书将考察对象的重点置于宋代城市的外围即城市结构、制度等，于是，作为城市重要构成要素的居民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结构与制度中的人，仅对其作静态性的描述。然而，宋代的城市中生活着上至官僚，下至一般民众，乃至贫民、歹徒等多种人群，形成了一个具有多样性与流动性的世界。对于上述城市居民的动向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似有必要研究著者所考察的宋代城市结构、行政制度等与上述两点之间有何关系以及对它们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包先生认为城郭是行政上明确区分城市与乡村的存在，城郭内的城市居民即是“市民”。但学界存在另一种意见：在宋代民众中，采取如下生活方式的人也很多，即从乡村到城内乃至于其相反方向从事商业或生产活动，于是将与城市邻接的区域以及与其保持密切协作关系的地带视为城市域，作为“城域城市”来进行考察分析[8]。同时，亦有必要将城市与农村地区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应对地域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意识等加以关注。

同时，唐宋城市的发展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于何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似稍有欠缺。在唐宋城市研究方面，著者有意识地反对“唐宋变革”，将其追溯至古代，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后世，与“唐宋变革”一样，从南宋至元，或者明末清初，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商品经济的发展、乡绅势力的扩展以及城市更加集中等，如果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那么宋代城市的历史地位又如何，有何变化，或者哪些变化被后代所承续？似乎也应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学术展望。

前文虽然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丝毫也无损本书的学术价值。毋庸赘言，本书是有志于宋代城市研究者必须熟读的一部论著。

[1]加藤繁「宋代都市の発展」、『支那経済史考証』上巻、東洋文庫、1952年。

[2]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3]ジャック·ジェルネ『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襲来前夜の杭州』、平凡社、1990年。

[4]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68年。

[5]Mark Elvin（マーク・エルヴィン）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73年。

[6]Ｇ．ウィリアム·スキナー（今井清一訳）『中国王朝末期の都市―都市と地方組織の階層構造』、晃洋書房、1989年。

[7]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8]伊原弘、梅村坦「花開く都市社会」、载『世界の歴史7 宋と中央ユーラシア』、中央公論社、1997年。

本文原载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编《都市文化研究》第18号，2016年，中文版由译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