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是历史还是传说？夏商周的夏起于何时止于何时？华夏文明的星火是怎么样聚拢起来的？这些问题离普罗大众似乎有些遥远，但对于考古学家们，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责任，更是梦想。

孙庆伟

前不久，一本著作在社会上引来不少讨论，也让中华文明起源以及中国上古史重建等话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就是这本《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的作者。第一次见到孙庆伟教授，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十月。当时，他正站在陕西周原遗址的一个发掘探方里，在关中层积的历史地层中，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

书影

我们的访谈，就是从长期被视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代开始。

用文化比较法重建夏代信史

笔者：您新书的副标题很有意思，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这涉及到一个对夏朝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认知问题，既包括时空范围，也包括文化互动。您是如何理解“夏代信史”这一概念的？

孙庆伟：要讨论夏文化，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夏代是否信史，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寻找夏文化。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无疑义。上个世纪20年代，极少数极端疑古派学者开始质疑夏代的真实性，尽管应者寥寥，但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本书副标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表达作者的主张。夏代的信史地位不是不能质疑，但怀疑要有理有据，需要“拿证据来”。正如我在书中以及随后的几次采访中所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从学理上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是后人伪造的，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置《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和《史记》于不顾，如何能置孔子、司马迁于不顾而轻言夏代不是信史呢？

徐旭生

邹衡

夏鼐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工地

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不但主张夏代是信史，也坚信考古学完全能够从古代遗存中鉴别出夏文化。我把这句话放在了书的扉页上，既表明我对邹衡先生观点的认同，更是想以此警醒广大读者。

只有坚持夏代是信史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如何辨析夏文化的问题。本书基本沿用了徐旭生、邹衡先生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大范围的文化比较的方法来“挤出”夏文化，特别是结合夏代的具体史实，尽可能地给出夏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笔者：既然谈到了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确定的方法呢？

孙庆伟：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局限性。一般而言，考古学者在讨论夏文化问题时，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来实现的，比如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

对于夏文化的上、下限问题，以往学者多在文化面貌的变迁上下功夫，比如试图通过对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分期的不断细化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因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和王朝更迭是两个概念，并不永远同步，所以我主张应该寻找那些对王朝更迭敏感，且能被观察到的考古学遗存作为判断夏文化上、下限的依据。

对于夏文化的上限，本书主要是依据“禹征三苗”、“禹锡玄圭”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来确定的。简言之，“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渐，特别是对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替代，这一变化正好发生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而“禹锡玄圭”则是指夏王朝核心礼器玄圭，也就是考古学上所习称的牙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开始自中原向四裔广布。换言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及其礼仪符号（玄圭）开始取得了统治性地位，我们认为这种迹象的历史动因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由此可将夏文化的上限确定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

有关夏文化的下限，也就是考古学上惯称的夏商分界，是一个极其纷争的学术问题，我在另一本小书《追迹三代》中曾有详细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夏王朝的开始，我们可以通过与“禹征三苗”“禹锡玄圭”等历史事件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加以论述，而夏商分界，则缺乏类似的证据，这是历史本身所决定的，也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相关，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有特定的考古遗存，而且这类遗存又恰恰被考古学家发现。现在夏商分界的讨论主要是从陶器文化的变迁上着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在书中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大区域的文化变迁，二是这一时期郑洛地区的城市建设的异动现象。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才得出夏商分界应该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的结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

夏代的问题是方法论问题

笔者：有人说，西方汉学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夏代的，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哈佛中国史》则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这可能是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上古史最主流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孙庆伟：有关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多次采访中做了回答，这里扼要加以说明。西方学者对夏代信史地位的怀疑，原因是多方面的。

欧美考古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走了一条与中国考古学家不太相同的道路。他们主张考古学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总体上比较偏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偏于史学的旨趣明显不同。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不是因为中国学者的个人喜好，而是由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所决定的。世界范围内看，文献史学发达地区，容易产生文化历史考古学，而文献贫乏地区，则容易催生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就愈加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文献不以为然，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两位主编鲁惟一和夏含夷，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认为“考古学家决不应该将文献材料弃之不用”。他们虽然对史料也有所怀疑，但是“不能够完全接受这种一概疑古的态度”，因为“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这是很公允的看法。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西方汉学家，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文献史家，对陶器本位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很难真正在考古学层面上对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

二里头遗址的陶器组合

笔者：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了。

孙庆伟：是的。探索夏文化，“方法”如果不是比“发现”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学术界之所以对夏文化没有形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否定夏代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出现了偏差。宋健同志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所以，在《鼏宅禹迹》里，我先是梳理了与夏代有关的文献材料，藉此了解夏王朝的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相关事件的动因。我相信，只有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有关考古材料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够“透物见人”。我深知此种方法容易遭人诟病，会被视为考古学为文献史学“证经补史”的具体例证。但学术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前贤说，“文无定法，文成法定”，夏文化的确认总是需要研究者不断去探索创新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如果《鼏宅禹迹》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贡献，其意义不亚于辨析出何种考古学遗存是夏文化。

笔者：王国维曾提出“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您对夏代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二重证据法？

孙庆伟：关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学术界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不赘述了。我的理解是，王氏此法旨在说明古史之可信，而不是古史之重建。特别是王国维所用的“地下材料”，是特指出土的文字材料，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遗迹和遗物——则基本上是“哑巴”材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因此“二重证据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本书副标题之所以特意注明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正是要强调只有考古学才能真正解决夏代的信史问题。

考古界同行喜欢讲考古学的语境，在探讨夏文化过程中，我更愿意强调历史语境。本书所坚持的“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当然不同于“二重证据法”，此方法的关键有二：一是强调研究者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二是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

考古学家不仅是史料的研究者，更是史料的生产者，他们需要把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史料，不仅供考古学家研究，也供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使用，如此学科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

传说的内核往往是历史事件

笔者：您用“禹锡玄圭”这样的神话作为辅助证据来确定夏朝的上限，让人印象很深刻。很多人认为，神话传说并不靠谱，甚至认为“三皇五帝”也不过是传说而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乃至与历史的关系呢？

孙庆伟：首先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表述，“禹锡玄圭”不是传说，更不是神话，而是史实。若干年前，我曾经著文论证牙璋即玄圭，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这一说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从玄圭（牙璋）的产生年代、流传地域等方面来看，“禹锡玄圭”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是夏代的史实。

玄圭分布图（邓聪教授制作）

当然，上古史中也确实有不少神话和传说的成分。如何面对这些材料，前贤早有思考。如徐旭生就指出，因为有人“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所以才极端地疑古。其实“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原因之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 ，“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别择，一股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徐先生认为，这些传说与考古材料同等重要，因为“唯有靠了这些‘传说’，我们才可能把这一段有文字以前的历史模拟想象出它的十分或百分之一二的真相，才可能把完全茫昧（不是完全没有文化）的先史文化时期，与有真实记载的历史时期，互相联系起来。”

笔者：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上古的传说中，发现一些“信史”的线索？

孙庆伟：应该说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禹征三苗”，按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暂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战争，它背后的史实其实是黄河流域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夷夏联盟与长江流域苗蛮集团的持续冲突，由此我们才可以洞察诸如帝舜“道死苍梧”、大禹“崩于会稽”等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

石家河遗址

“禹征三苗”是中国上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众所周知，中国早期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满天星斗”，天下万邦。考古发现表明，纷繁多元的早期文明体主要集中分布在三条“文明带”——长城沿线文明带、黄河文明带和长江文明带。有迹象表明，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路径大体就是三个文明带的互相“碾压”——长城文明带的持续南下导致华夏文明的中心由晋南的临汾盆地南移至豫西的洛阳盆地，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夷夏联盟则彻底征服了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因此，“禹征三苗”不仅整合了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塑造出“中国”的基本轮廓，更在实际上奠定了此后数千年间以长城为界的“华夏边缘”。

“疑古”是构建“信史”的工具

笔者：您对上古传说的解读非常有意思。您曾批评过当下的一些“历史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不是就是当初疑古派的余脉？

孙庆伟：实际上，现在很多“历史怀疑论者”并不是真正的疑古派，其别有二。

其一，学术史上的疑古派，如顾颉刚先生，都是在系统论证的基础上，谨慎地、有理有据地疑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近代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现在的怀疑论者通常只有怀疑之心，而无具体的学术实践，轻易地、笼统地指责古史不可信，古史不可考，这又如何能够服人？

其二，真正的疑古派，“疑”只是手段，“信”才是目的，“疑古”只是用以构建“信史”的工具。顾颉刚先生就提出过，他本人对于古史的破坏是为了“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只有疑，没有信，自然容易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

顾颉刚和《古史辨》

在本书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表示，考古学者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夏代的信史地位，以免给社会大众造成不必要的困扰。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历史对一个国家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对于大众的历史认知负有重要责任，不能轻言其无、轻言其伪。如果我们今天否定夏代的存在，明天否定屈原的存在，这让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该从哪里入手建构自己的历史观？

怀疑的时代，更需要考古学者的坚定与担当。

历史修养需从“读史”中来

笔者：近年来您一方面倡导考古学者重建古史，一方面呼吁让考古学更为大众所熟知，这里面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孙庆伟：有关这个问题，我愿意转引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两段话来解释。

张光直先生在二里头遗址

张先生曾说：“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显然是关键性的一段：中国文字记载的信史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始的，中国这个国家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形成的，整个中国历史世代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里奠定的。自从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发达以来，很多人都期待考古学对三代历史会有重要的贡献；我们甚至很可以说，许多人会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史学最大的贡献应该在三代。”

我之所以呼吁考古学为更多的大众所熟知，也是基于我对中国古代文明价值的认知。张光直先生明确指出，近代以来社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成见，便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法则能适用于全人类，包括中国历史在内”，但实际上，“这个前提是需要证明的，不宜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根据他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而西方的型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所以张先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上古史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

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有不少人无视张先生上述认知，天然地贬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价值，无条件地轻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说到底，这是学术研究上的不自信。

笔者：从历史题材影视剧往往火爆热播来看，民众对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关键是，大家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增进历史修养，您能否给出一些建议？

孙庆伟：“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读史”是增强历史修养的重要途径。我以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高度重视对《史记》的研读，尤其《太史公自序》一篇，我认为是国人必读文章。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我国的史官系统。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会去修前朝的历史，这样连绵的史书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史记》则是这个系统的开山鼻祖。《史记》所记上迄黄帝，下至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太初年间，跨越数千年，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内容博大精深的伟大著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于专业研究人员而言，《史记》是不可替代的资料宝库；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史记》所载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正是提高个人修养，明智蓄德的最佳养分。

另外，我也有个小小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心我们国家的历史。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无历史则无文化，无文化则无民族，无民族则无国家。我们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多读史书，多知历史，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考古学要“修国史，写续篇”

笔者：您对“重建古史”的强调，让我想起了您曾提到过的张忠培先生。您说他一生走过的路，一生所说的话，一生所著的书，都是在思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焦虑”中为学科立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焦虑”是什么呢？

孙庆伟：中国考古学的“焦虑”可以从傅斯年说起，当年他创办史语所，就是要追求“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与西方汉学争胜。当然，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学的使命已趋于具体化，可以用苏秉琦先生的“六十年圆一梦”概括，即“修国史，写续篇”。所谓“修国史”，是指以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所谓“写续篇”，就是指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中国续篇。这样庞大的任务和遥远的路途自然使得中国考古学界充满了焦虑，当然这种“焦虑”也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自觉与自立。

笔者：在给2018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毕业生的致辞中，您呼吁同学们传承北大考古的“心传”。能否说说您是如何理解北大考古学科的“心传”，又是如何看待当代考古学者的使命？

孙庆伟：既然是“心传”，必然“不可言状”。说到底，这是一种氛围，一种感悟。任何一个北大考古学子，当他直面“考古学思想家”苏秉琦、“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宿白、“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诗的考古学家”俞伟超等师长时，内心一定会有某种感触，荡起某种涟漪。总括这些先辈的功绩，其要有三，即“研究一流的问题，做一流的学问，当一流的老师”。一代代学人见贤思齐，薪火相传，缔造北大考古学科永远的荣光，这就是北大考古人的“心传”。

苏秉琦

宿白

张忠培

考古学是一门“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的学科。前不久我提出北大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的愿景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这也是我对当代中国考古学者使命的理解，那就是保护好文化遗产、解释好文明特征、传播好中国文化。（文/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宫梓铭 图片由孙庆伟提供）

原文链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我们依然需要“走出疑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