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比对中国的待望

文 / 徐复观

壹

当我从报上看到英国史学家汤恩比，以九十六岁的高龄，于十月二十二日逝世的消息时，首先涌上心头的，不是他在史学上的业绩，而是他晚年对中国的待望。

对时代的危机感，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感，是汤氏向历史探求的重大动机之一。

他把古代文明，当作现代的文明来看待；把各文明圈的文明，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所以他的十二卷的《历史的研究》，乃是把人类文明，作整体的研究；在此一研究中，以“挑战”与“反应”的规律，解释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及挫折。

他的这一研究，不仅是为了把握过去，而是面对当前文明的危机，来解救人类面临的厄运。

他的解救的蓝图，是以“世界政府”，来代替目前分立互斗的各国的敌对；这本是康德所提出的理想，不过汤氏以史学的背景，面对核子大战的危机，在今日加以提倡，更有迫切而真实之感，也可以说，对世界政府的鼓吹，是他的史学工作的要求与结论。

他对世界政府的待望，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阶段。在美国独占核子武器时代，他内心希望美国能担当这种责任。及苏联急起直追，在核子武器上，互相竞争，他更感到世界统一的迫切需要。 到了东西关系有和解之兆时，他认为核兵器的使用，可以暂时抑止，美苏联合建立世界政府，或有其可能。后来他觉得假如美苏组织联合政府若归失败，则中国可成为有力的候补者。

一九七二年，他出版了《图说·历史的研究》一卷，是由他过去所出的十二卷《历史的研究》精缩而成。在此书中，他完全舍弃了由美苏等先进工业国家统一世界的预想， 认为以中国为枢轴，率领日本、朝鲜、南越等国成立世界政府，才是解救人类危机的一条道路。

这不仅是他一时的感想，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不断阐明此一旨趣；可以说，这是他毕生在危机意识下，研究世界文明史所得出的最后结论。

贰

他对中国作很高的评价，开始于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他第二次访日时，有一天，几位日本人士陪他到箱根去休息。他突然问，今后哪一国将支配世界？有的说，可能是美国；有的说，可能是苏联；他认为都不对，未来支配世界的是中国；因为由一个政府统治着六七亿人口的，只有中国。

他此言一出，不仅使陪他的几位日本人士震动；传开了以后，也使许多日本人为之震动。

我一九六○年在日本旅行时，还有人这样地转告诉我。进入到七○年代，他把世界政府的希望，由美苏转到中国，这比一九五六年的想法，更前进了一步。他的这一想法，是出于下面四种理由。

第一，还是人口的理由。一个政府，统率由文化团结为一体的八亿多优秀的人口，再过十年、二十年，又有比率上的增加；这种庞大力量，是举世无匹的。我想，此一理由，应可以成立。

第二，从“汉帝国”（他不说“秦帝国”）以来，有继续二千年的“世界国家”的实绩，在这伟大的实绩中，妊育了“世界精神”。今日要建立世界政府，必须以这种“世界精神”为动力，为原则。此一理由，也未尝不可以成立。

第三，儒释道三教的文化遗产，培养了高度的人文主义，及与自然相调和的生活感情，可以缓和犹太教系统下对自然过分略夺的危险。此一理由，在文化上有更大的意义。

第四，汤氏认为先进工业国的过度工业化，扩大了南北贫富的差距，增加了环境的污染，使人的劳动彻底机械化，使资源迅速的枯竭，这是把人类导向破灭之路。

为了避免这种破灭，势必要“脱工业化”。在“脱工业化”中，先进工业国家，将陷于空前的混乱。所以美苏等国家的自身，危机重重，还有什么领导世界政府的资格。

汤氏觉得中国却与此不同。目前工业的落后，对将来而言，反是有利的条件。

假定中国把今日的工农均衡发展保持下去，则既不是过度的工业化，也不是停滞的农业社会，而是选择出第三的创造性的道路，在最近的将来，便会掌握世界的主导权，以东亚为枢轴，来统一世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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