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向最忠诚的朋友报捷〈资本论〉第一卷完成》（油画） 何孔德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不再是一般地谈论世界历史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依据大量事实和材料，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做了具体深入的阐述。正如列宁所讲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图为1867年8月16日深夜，马克思看完《资本论》第一卷校样后，怀着喜悦心情写信告诉恩格斯的场景。

殖民掠夺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早期殖民掠夺的方式，包括奴隶贸易、攫取金银等。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殖民掠夺形式由商品输出为主变成了资本输出为主，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依然遭受着残酷掠夺。图为1888年摄于南非的反映英国殖民者开采金矿、掠夺黄金的照片。

詹姆斯·瓦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他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新时代，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上图是仿建的瓦特工作室，下图是瓦特制成的蒸汽机。以上皆摄于伦敦科学博物馆。 新华社发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图为2016年阿尔法围棋（AlphaGo）与韩国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最终，阿尔法围棋以4比1的总比分获胜。有专家认为，阿尔法围棋体现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飞速进步。 EG365/视觉中国

2018年3月23日，在瑞士举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会议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第一次同时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写入联合国的文件。这是继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后，中国理念回声再起，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天下大同》（篆刻） 刘洪洋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从这一历史观出发，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内容进行解读的科学成果。今天，人类早已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即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一步科学分析并揭示了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与以往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根本不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它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由原始封闭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打破地域的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获得完全解放的过程，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并走向统一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形式只是为人的彻底解放准备了前提条件，而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克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局限性，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大致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历史的本质是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艰辛的探索过程。他先后做了7个编年史摘录，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历史著作，而直接阐释世界历史理论的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世界历史”的涵义作了明确界定：“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阐述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之后马克思不断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比如《资本论》就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晚年还留下了两部研究历史的笔记：一是《历史学笔记》，主要是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的历史作了批判性评述，其主要关注点是：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有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二是《古代社会史笔记》，对公元前1世纪之前欧洲历史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的研究性摘录。从马克思的这两部历史学笔记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社会转化理论”等方面，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如何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论断进行了修正；如何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等。

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价值。在原始社会，人类历史处于封闭状态。大约自公元前4300年，首先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开始了氏族制向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的过渡。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生存环境及彼此之间的“封闭状态”。在古希腊，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曾经出现了“海外大移民”运动。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这并没有改变当时人类历史的“封闭状态”。在封建社会，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活动范围和交往联系虽然明显扩大了，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其本质是封建主对大部分土地的占有和对劳动者的不完全占有。因此，封建经济仍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这就决定了人类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行程，仍然没有从民族性、地方性的历史转向普遍性、世界性的历史。

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从这时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是封建制度瓦解、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的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各个民族之间开始有了交往，并逐渐成为经常性的交往。荷兰在16世纪末，英国在17世纪中叶，法国在18世纪末，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这在更广范围内，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现象，指出这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必然历史过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把人从封建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时，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深刻批判了殖民地制度：“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既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其中，黑格尔哲学就是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中，第一次系统阐发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从“绝对精神”、“世界精神”或“自我意识”出发，把人类历史理解成神的理性的实现，把实践活动中的人类历史变成了神秘的、抽象的历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科学分析，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虽然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但无论在逻辑起点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根本超越了它。

二、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生产力革命和交往革命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而其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会扩大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则加快了各个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

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也随之改变，逐渐变成世界性的交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交往是人的社会存在形式，有利于促进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交往的水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到这样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孤立、封闭、隔绝，总是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反之也如此，即交流、交往、开放，往往是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交往主体”的人的素质也在适应世界历史中全面提高。在一定意义上说， 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正是在不断交往中，人类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共产主义理想也从一国走向多国，将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发展，开始突破民族的地域性局限，亦即历史最初向世界历史转变，大体始于16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对海外商贸利益的追逐日益加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新航路开辟，扩大了世界交往，引起了狂热的殖民扩张和商业革命，直接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指出：“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为建立和扩大世界市场，就必须消灭各个国家和民族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那些地域的和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都被资本的膨胀和扩张所冲破，资本主义为自身的发展获得了更多更大的空间，各个民族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历史。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人自身也同时从地域性的封闭条件下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因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发生了数次改变世界的生产力革命。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即人们常说的工业革命。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的三个伟大杠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工商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由最初“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为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电工技术革命。恩格斯指出，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这次生产力革命，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到了20世纪初，各种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引起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革命性变化。电工技术革命不仅带动了一个由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工业所组成的新工业群的出现，也使经过新技术改造的钢铁、造船、采矿等旧工业部门焕发出新的活力，并得到快速发展。重工业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主导。随着大生产的展开，企业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加强，垄断与垄断组织形成，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主要经济手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交往层面，电报、电话、汽车、内燃机等新技术新发明引起交通运输革命和通讯手段的变革，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得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世界更加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粮食和原料的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发展相对滞后的亚非拉国家，工业生产则集中在帝国主义列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

第三次生产力革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与以往相比，第三次生产力革命表现出的新特点是：科学技术新成果的高速增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高科技群体化、产业化；科学与技术两者间的结合、转化加快，科技自身的发展速度加快；新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技术能力，对人类社会产生空前巨大的影响。生产力革命的发展促使超越国界的市场体系、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形成，使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德裔学者施瓦布也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新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必将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缩短世界的时空，拉近各个国家、民族的距离。被纳入世界历史潮流之中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成为世界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事件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前提”，是世界综合因素和国内因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产物。

三、从“世界历史”视域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19世纪作出的世界历史预言如今变为现实，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已经并正在被人类的实践所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衰落、苏美崛起，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独立，并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英国学者G·巴勒克拉夫在其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和全球史观。他认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了享有全球史代表作之誉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他的观点和G·巴勒克拉夫一致，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史成为必需，新世界需要新史学。他认为，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历史行进到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世界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被强化，相距遥远的地域相互联系，人类的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形成了相互依存、彼此依赖的新型关系。进言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

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却对全球化和全球史作出错误解读。他们认为，全球化和全球史的最终指向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最后胜利”，即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经济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有所缓解，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也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其本质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它必然走向灭亡。自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起点，那么，共产主义则是真正的全球化的历史归宿，即人类进入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密切的联系和交往。经济全球化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着重要的物质条件，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在全球扩展，必将突破资本主义的界限，使全人类获得解放。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交锋激荡。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国际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感到迷茫彷徨。与此同时，以西方占主导、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国际格局已难以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各种弊端积重难返。国际社会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需要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从我国自身的发展历程看，近代以来我国同世界的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被封锁、相对封闭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深刻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正是在深刻把握历史与现实辩证关系、洞察中国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在不同场合对其进行阐释，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郑重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现阶段世界发展状况，是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的科学理念，深刻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既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又是伟大的创新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传承以往世界历史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和平外交理念。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形成了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就是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一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道路创新，是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的超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是对全球治理的现实回应，也是我国在新时代基于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等提出的“中国方案”。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人们，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多元文明相互交融、互相促动的发展过程，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仿效拜占庭帝国。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才使得这些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括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总体”，这个“总体”并不否认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寻求最优途径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百花芬芳。每一种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尊重各国对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体现，指明了人类未来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未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经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遥远并不等于渺茫，它的因素就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作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已成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迈进新时代，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已经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和光明前景，重铸了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心。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参与。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一定会实现“天下大同”的世界梦！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