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理论界对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解读，见仁见智，多有歧义。但笔者感到，这些解读尚未能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构想中隐含的深层的人本意蕴予以充分展开，离开马克思的人本之维，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解读就会堕入一系列的悖论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从辩证的人本维度来解析这一命题，是打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理想构建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方式秘密的一把钥匙。

人自身的发展就是人的解放，即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压迫和束缚中不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自由。实现人的解放是贯穿于全部马克思理论最基本的思想。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页)、“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同上，第460页)，到共产主义就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再到《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资本论》中“自由人联合体”命题的提出，无不透露出马克思整个思想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从1845年春起，将理论致思的重心由人本的领域转移到了历史实践的领域，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成为其理论的主要任务。随着这一转变，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论证也发生了某种改变。如果说在这之前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着眼于人本的维度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主要着眼于历史实践的维度了。这就是为什么在1845年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着重从经济的、政治的和所有制的层面来批判资本主义和构想未来社会的原因。在1845-1846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尽管对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探讨还占有相当的份量，但它从属于历史观的研究并构成其一个内在环节。在这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那种人的“类本质”、“类存在”以及“真正”的“人的本质”已被“在其现实性上”的“现实的个人”所取代。这样的人不再是生活在哲学思辨中的人，也“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因而，这样的人就构成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同上)

《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在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来展开对未来新社会的论证的。在此基础上，对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手段、途径、任务以及策略和措施等进行了构想，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则通过这些举措而实现出来。马克思在理论上的这种现实的历史实践之维一直贯穿于整个中期和晚期的著作之中。

不可否定，青年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的集中阐发在中年和晚年马克思那里再没有出现过，马克思的致思重心发生了转变，但这不等于说，人本维度在马克思那里就不存在了，更不能说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思想从此退居到了从属的甚至次要的地位。马克思在许多领域中，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这就是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最终都是为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服务的。在社会实践领域，无论是消灭私有制、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还是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如果脱离人的解放和发展，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人本之维虽然在他的中晚期著作中居于从属的地位，但不等于它并不重要。恰恰相反，马克思的思维转换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正是为了更深刻地论证和更现实地解决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问题。

人自身解放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由。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实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维度给予不同的回答。一般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经典定义是在1845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出的，这就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这个定义强调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以及“真正的人”的本质也从至极的意义上予以了探讨。不管是对“现实的人”的思考，还是对“真正的人”的终极思考，都是思想抽象的产物，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前者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具体性和历史变动性的“抽象”，后者是对人的本质的至极性和绝对超越性的一种“抽象”；前者是基于“现实性”的抽象，后者是超越“现实性”的抽象。正如辩证法大家黑格尔所讲的，哲学所使用的是“纯概念”，因而它必然要对其考察的事物进行最纯粹的和最高层次的抽象，以便得出绝对的终极性的“纯概念”。马克思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创立者，在人的问题上，他必然要对其进行本体的、终级的探究，并从中抽象出“真正的人”的概念。

实际上，马克思不仅在其早期著作中，而且在其中、晚期著作中都对人的自由本质作了终极性的探讨。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个定义是对人的生产劳动本质的确认，实则不然。这个定义所要确认的是人的本质的自由性。马克思肯定“动物也生产”，也在进行自己的生命的活动。但是，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不能把自己同其生命活动区分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而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能把自己与其生命活动区分开来，形成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因而，“人是类存在物”。(同上，第95页)人的这种“类特性”使人能够产生属人的“类意识”，即“自由的自觉的”意识。而“自由的自觉的”意识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超越自身，然后又回复到自身，对自身进行反思，如此不断地超越，又不断地回复，以至于达到无限。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自己对无限超越的“自由”概念的人本思考寄托在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之中。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同上，第120页)这是马克思从超越的、终极的人本维度对人类通过共产主义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理性的反思。这之前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思想，他们总是向世界炫耀，在他们的手里掌握了一套解决一切世俗问题的现成答案，“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上)“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而只是给世界“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并且“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同上，第418页)这就是马克思区别于形形色色空想家的地方。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的自由本质所作的人本的终极思考与对历史实践所作的现实的思考是辩证统一的，这里确实存在着“矛盾”，但这是任何辩证思维必然会发生的矛盾，毋宁说，它就是辩证思维本身，没有这样的“矛盾”，也就没有了辩证思维。

人的自由本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正是由于人的这种“自由的自觉的”类意识使其能够超越自身的现有状态，将自己投向一个为之设立的未来。这样，人的本质就发生了内在的分裂，即现有本质和未来的应有本质的矛盾，人总是渴望占有未来的应有本质，并将其视为人的“真正的本质”，而将现有本质视为不合理的状态。因此，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自身反思由于其矛盾的辩证运动将自身一分为二：一是建立在现有状态基础上的“现实的人”，一是建立在未来应有状态上的“真正的人”。人自身的发展就其内在的本性来说，就显现为不断地由现有本质向应有本质进行过渡和超越的过程。一方面，人能够在自身反思中构建“真正的人”的应有本质，并确信能完全占有这种本质；另一方面，人在其现实性上，又不能完全占有这种本质，人的本质不是一个静态的实有，而是一个历史的变动过程。然而，人的“真正的”本质也并不是一个始终悬在人之外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它就处在实际上永无止境的人的本质的实现和占有的过程之中。可见，人本反思的两个视域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的统一就存在于在历史实践基础上的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与启蒙学者以及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种不同并不在于它没有了“抽象”，也不在于没有了在人的自身反思中所分裂出来的双重本质(“现实的人”的本质和“真正的人”的本质)的交织和矛盾，而是将其建立于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还原“现实的人”。而抽象人本论的缺陷也不在于对人性或人本进行了“抽象”，而是始终停留在抽象的思辨之中，而不能从这种抽象思辨中走出来，在世俗的历史实践中找到现实的立足点，并复归为“现实的人”。

如果说在1845年春之前，马克思人本维度的自我反思更多地倾注于人的应有状态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则更多地倾注于人的现有状态。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在对人的自由本质进行自身反思时，在一开始就与当时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不同。他特别关注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主张由宗教的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由哲学的思辨向现实世界转变。在他看来，应该从历史本身出发来解释历史，而人是从事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人，正是在这种活动中，人生成和发展自己的本质。马克思的人本维度中蕴含的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要素日益膨胀，特别是马克思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实践斗争的理论使命，引导着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由人本的维度转向历史实践的维度。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关注有丝毫的降低，也不意味着在对历史实践领域的研究中完全排除了对于人的自由本质的终极探求。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贫困》《宣言》以及《资本论》这些被公认为成熟的著作中都提出过“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而《宣言》的阐述最为精炼和简明，也最富有本体的意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最基本的设想，也是对未来新社会本质特征的最高度概括，无疑也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最高远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它作为未来新纪元的最为“合适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在这个表达中，“自由”被赋予了最根本的意义，它是未来新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在这里，“自由”不仅是社会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体人的本质；社会的自由本质不是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而是融入个人自由之中；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异化已经被扬弃，二者之间已经相互构建为一种互为条件的高度和谐的关系。个人与个人的自由之间、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已经被消除，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以及随着强制性分工的打破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的自由境界已经出现。

对于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这段经典描述，只有从人本的维度加以解读，才能领会其中的深层底蕴，把握其辩证的意境。在这里，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一方面具有终极的意义，是人类本质发展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这样的“自由”又存在于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共产主义的实践运动为这种“自由”境界的实现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宣言》中的这段话与上述《手稿》中那段话相比，人本的致思有其联贯性，否定这种联贯性，就无法读懂“自由”作为人本的终极意义。但是，《宣言》与《手稿》又有所不同，在《宣言》中，终极的人本自由已经牢牢地建立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而在《手稿》中唯物史观还处于初具雏形的状态，人的现实本质的思考还处于次要的地位。

今天我们重读《宣言》，细致地反刍和再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本意蕴，不是出于思辨的兴趣，而是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的需要。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目标是什么？毋庸置疑，它就是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太抽象和太空洞了，甚至认为这样提问题会把人引到抽象人性的陷阱里去。在有些人看来，物质文明、生产力、经济建设既然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我们价值追求的根本。他们或许并不否定人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但将其视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第二位的东西，属于物质存在的派生物。这种根深蒂固的“物本论”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头脑，规范着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业已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物本”与“人本”是矛盾统一的关系。人不能自由漂浮于浪漫的云雾之中，必须立足于物质的大地。人的发展就是如此。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离开了这个基础，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发展。然而，人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往往是有矛盾的。假如没有矛盾，人与物就不存在什么关系了。人与物的矛盾通常表现在物质利益的追求会造成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乃至造成对人自身的压制和践踏。例如，无节制的逐利行为会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遭到牺牲，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利膨胀会不断上演“公地悲剧”，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会造成人的身心失和，从人的本质内部摧毁人的生命存在，凡此种种，都会反过来制约乃至从根基上破坏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本”和“物本”是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人本”必须以“物本”为基础，“物本”必须以“人本”为导向，但从根本上看，人而且唯独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不可剥夺也不能让渡的主体。“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本质上是能动的存在，尽管人的活动相对于对象的反作用也有其受动的一面，但那是“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因为人同样能以积极能动的存在方式来作用于这种受动。从理论上讲，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在对世界的现实性占有关系中，它同时“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但在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物本”压倒“人本”，人被物化。这有其历史演进的必然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此发道德的义愤。但在当今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完全能够使绝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同上，第117页)，同过去相比，人类已经具备了扬弃人的异化或物化的有效得多也广阔得多的手段和途径。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20页)因此，通过自我扬弃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新的时代宣言。

坚持以人为本，彰显“人本”之维，关键是把握“人本”之本的实质。“人本”应以什么为本，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可能涉及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但从普遍的即本质的意义看，“人本”之本就是自由，以人为本，即以自由为本，人本的实质即自由。如果离开自由讲“人本”，把“以人为本”简单地理解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增加人们的福利，那么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又回到原点罢了，也有违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本质的思想。自由并不是抽象的，自由意味着尊重人的自由创造，尊重人天赋的个性和潜能，尊重人由法律保障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自由也意味着创造和谐的人际和社际关系，使个人的自由和其他一切人的自由能在一个理性的平等的和有序的交往规范中自由展开；自由还意味着健全的民主法治并运用这种法制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是自由的双翅，没有它自由就不能起飞。正如有了自由的空间，自由之鸟才能复活它生命的活力一样，人也只有获得了自己的自由本性，才能产生无穷的创造力，才能真正使一切创造性的活力竞相迸发，才能使其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充分显现。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人的自由的演进史，即人的本质生成和发展史。文明起于人的自由创造，而自由创造又推动着文明的不断进步。文明史不断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人的自由空间有多大，人的创造力就有多大；人的自由提升到什么水平，历史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回顾30余年改革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过程。试想，如果不解除“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人的思想就得不到解放；不打破农村的“大锅饭”体制，广大农民就不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不破除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和劳动者就不可能成为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和自然人。归根结底，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是推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原动力，人的解放和发展能走多远，改革和建设就会走多远，二者的因果制约关系充分说明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的主导和主线地位。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能否顺利“闯关”，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关键就在于继续推进人的解放，进一步破除束缚人的种种禁锢，为人的自由创造和自由发展提供更加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既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也是深化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