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称谓，学术界已经讨论多年。我认为，从狭义的角度讲，域外的历史中国研究，我们姑且称为“汉学”，域外当代中国的研究，如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我们姑且称为“中国学”。这样区分只是为学术研究划定范围；但从广义的而言，国外无论是对历史中国的研究还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我们都可统称“中国学”，这样的理解是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作为出发点的。

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汉学”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在近几十年快速分化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面对学术的中国、文化的中国、经济的中国、政治的中国，任何一个汉学家都没有力量全面把握，任何一个学者都只能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中国。这样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一定会以不同的学科成果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呈现出异常多样的学术形态。

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促使西方的中国研究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种是传统汉学的语文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研究，从语言学、历史学角度展开——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始终是传统汉学的基本任务。另一个方向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也开始运用到中国研究中。美国中国研究尽管也有对历史中国的研究，但已开始将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为其研究的主要支撑。这样不同的学术方法开始运用于中国研究之中，从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田野调查成为他们的基本功课。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分野也越来越大。

当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认识的片面性也是造成国外中国研究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如醉如痴，著作等身。但他们对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持有很大的偏见。当代中国快速发展，财富不断增加，社会急剧变化，充满活力。当下的中国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完全“异类”的国家，甚至国家的合法性也不给予承认。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在国外一些中国研究中完全被割裂了。

从表面看，现实的中国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将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在社会发展上传统的血缘宗法社会在农村已经被逐渐解体，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传统的儒家社会。现实的中国好像再次印证西方中国研究中的“汉学”传统和“中国学”的分离，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分离的合理性。

我们看到，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汉学形态”和“中国学形态”，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术理解和学术方法问题，实际上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统一的中国，还是历史与现实断裂的两个中国？这是西方中国研究中历史中国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分野的根本原因。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呢？习近平主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认识中国时要看到他的五个维度：

“

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也相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因此，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是今日中国的基础，它灿烂的文化至今仍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当下的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大一统”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治国理念至今仍是中国治理国家的出发点，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它的“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汉代接纳佛教开始，中国文化就是不断学习外部文化，思想不断变迁和发展。中国今天的外交路线基于“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想，而这些思想恰恰是中国的思想传统，早在《礼记》中就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不足，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因此，“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具备这样的统一中国观，在研究中国时至关重要。例如，当代西方政治学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时，就会觉得中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并不符合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中规定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一些汉学家以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时就会出现问题。这说明这些研究当代中国的汉学家缺乏对历史中国的理解，中国的历史从古代开始就是一个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在解释当代中国时要知道历史中国，脱离了对历史中国的理解，你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中国的道路、制度的确和西方不一样，但这一切有着它自身的逻辑与历史。因此，仅仅靠一些经济数字，仅仅以当代中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来判断中国的发展是不全面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多次预料中国即将崩溃，但中国经济发展却依然朝气蓬勃，崩溃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和理论。因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支撑，有着百年的苦难且被每个中国人牢记于心，这些都成为当代中国不断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

因此，国外的汉学家在从事中国研究时，无论是从事历史中国研究还是当代中国研究，都应注意到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这是展开中国研究的出发点。

同时，在国内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也应牢记这个基本的学术原则。当我们面对国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时，我们要以中国研究的统一性来对国外的研究加以辨析，如此才能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对其展开我们的研究。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是我们认识、辨析并与国外研究者展开对话的出发点。

张西平 著 《汉学——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