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绘画研究译丛

中国美术史论

[日]堂谷先勇 著；董科 吴玲 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关于20世纪日本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为人耳熟能详的有金原省吾、大村西崖、岛田修二郎、中村不折、内藤湖南等著名学者。而本书的作者堂谷宪勇却是一位颇具神秘气息的艺术史学者。他于1900年生于日本福井县胁袋，1931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艺术史学科，师从著名的美术史研究者福井利吉郎，与美术史研究者岛田修二郎交好，嗣后任日本花园大学教授，兼任福井县名刹法顺寺住持。换而言之，堂谷宪勇是一位僧人学者，他一生致力于美术史研究，发表美术相关论文40余篇。

《中国美术史论》日文原版由日本京都桑名文星堂于1944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画家与作品”：《试论顾恺之》《关于顾恺之的〈维摩〉》《唐代花鸟画序论——论薛稷》《徐熙的问题》《欧阳修的文人生活与牡丹》《关于〈富春山居图〉》《黄鹤山樵王蒙》《陈维寅兄弟及其风雅》；下篇为“画论”：《〈古画品录〉考》《谢赫〈画品〉序》《〈历代名画记〉论考》《关于“六法”》《气韵私抄》。

作者在序中称：“中国绘画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凭借画论这一文字的力量，孕育出自身的典范，又以典范作为内部驱动，变幻出连绵的影像世界。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汉代已出现画论的端倪，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前期，中国美术迅猛发展，产生了领先于世界的东方特有的画论。此后，绘画与画论的关系日益密切，画论的盛衰甚至可以预测绘画的盛衰。反之，如果绘画没有发展得顺风顺水，那么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画论。因此，要研究中国的绘画，就必须对这两方面进行细致而不懈的探究。”基于以上观点，笔者在本书的主篇——“画家及作品”之后，单独列出“画论”一篇。而纵览全书，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具有历史学底色的艺术史。

晋 顾恺之（传）《女史箴图》（唐摹本）

从本书中《试论顾恺之》《关于顾恺之的〈维摩〉》《〈古画品录〉考》《谢赫〈画品〉序》《关于“六法”》《气韵私抄》等文可以看出，作者对魏晋南北朝的画家顾恺之以及当时的画论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而研究这一领域的难度极大，原因在于缺乏传世作品，我们现有的仅仅是《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少数几件唐宋摹本，以及一些考古出土实物。堂谷宪勇的研究几乎绕开了作品与风格的研究，而是以历史学与文献学的方法，通过《晋书》《世说新语》《建康实录》《历代名画记》等文献展开考证，尤其是对一些常人所不注意的点加以关注。此处兹举一例：在《试论顾恺之》一文中，他仔细辨析了《晋书》《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注》《续晋阳秋》《高僧传》《京师寺记》等文献中对顾恺之的记述，发现在几种文献中对他的称呼既有顾恺之、也有顾长康：“从晋到宋、梁二朝仅有百数十年，以《世说新语》为界，关于顾恺之的记录明显有‘长康’与‘恺之’之别，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对这一美术史中几乎无人注意的问题，他作了仔细的甄别与分析，得出以下两点重要结论：

第一，“长康”这一称呼较“恺之”早，多在晋朝时使用；

第二，“恺之”这一称呼较“长康”晚，恐怕是到了刘宋以后才成为了对他的通称。对顾恺之称呼的推移，当然是基于中国人古来特有的习惯，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接下来要进行的分析来推测其中深刻的历史意义。换言之，“长康”是顾恺之所处时代的称呼，具体而言，是在所有意义上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对他的亲密称呼，而“恺之”这个名称则是与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人们将他的名字一般化和历史化的结果。

《试论顾恺之》所体现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在研究艺术史的过程中，作者擅于依靠正史中人物的史料对画家进行研究，如顾恺之的生平经历，堂谷宪勇将之分为三个阶段：1. 扬州时代——以殷浩、顾悦之为中心；2. 参军时代的经历——围绕桓温、谢安、殷仲堪、桓玄；3. 散骑常侍时代——与谢瞻的交游。每一阶段，皆通过正史中的对大人物如殷浩、顾悦之（顾恺之父）、桓温、谢安、殷仲堪、桓玄、谢瞻等的记载来仔细梳理他们与顾恺之的关系，通过他们任某职之年份或行某事之时间来分析推断顾恺之的生平行实。这一方法本是历史学研究中广泛运用，从中也可窥见作者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

北宋 李公麟（传）维摩居士像

此外，堂谷宪勇对文献的编撰体例以及用词用语有自身独特的理解。如他在研究桓温与顾恺之的关系时援引《世说新语》，他特别注意到此书在写人名时，对同一人屡屡使用名、字、职官乃至谥号，显得庞杂混乱，尤其是“以职官进行称呼的记录，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一定在此人获得加官之后，这扰乱了对史实的判断”。显然，这对研究会有所影响，故在印证时需要加以仔细甄别。

除了对六朝画家与画论的研究外，本书另涉及对唐、宋、元重要画家与作品的研究——《唐代花鸟画序论——论薛稷》《徐熙的问题》《欧阳修的文人生活与牡丹》《关于〈富春山居图〉》《黄鹤山樵王蒙》《陈维寅兄弟及其风雅》等。这些文章大多以历史学的角度切入，通过考证文献来解决艺术史的客观问题。如《黄鹤山樵王蒙》一文，为辨析王蒙究竟是赵孟頫外孙还是外甥，作者即通过分析赵孟頫的家系，发现王蒙与陶宗仪为表兄弟，而赵雍为陶宗仪舅父，由此确定王蒙为其外孙无疑。而同样的观点，亦出现在著名史学家翁同文《王蒙之父王国器考》《王蒙为赵孟頫外孙考》等文中，两人论证的思路亦颇为相似，只是翁文更直接地从王蒙之父王国器出发，确证王国器娶了赵孟頫之女，且赵孟頫的姐妹夫并无姓王者，故王蒙为赵孟頫之外孙而非外甥无疑，此说遂成定论。而堂谷宪勇此书的日文原版出版于1944年，而翁文则发表于1963年的《大陆杂志》。显然，堂谷宪勇之说先于翁同文。

元 王蒙（传）泉声松韵图

扩展而言，自20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重镇，尤其是内藤湖南、金原省吾、大村西崖、中村不折、冈天仓心等非但在日本学界声名卓著，甚至影响到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如傅抱石早年曾赴日留学，便师从金原省吾，并为其翻译《唐宋之绘画》。同样，他们对欧美地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亦作出贡献，如冈天仓心则赴美主持波士顿美术馆的购藏工作，岛田修二郎亦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等等。

堂谷宪勇虽较上述几位日本学者的年代略晚，在当时属于青年学者，却得到前辈的首肯。田中丰藏便曾赞誉道：“随着年轻少壮学者有关中国画史、画论的研究日益增多，出现了很多值得敬佩的业绩。尤其是松本荣一、米泽嘉圃、今村龙一、堂谷宪勇、岛田修二郎和小林市太郎都是此领域的翘楚。”当然，所谓影响自然也包括争鸣，如傅抱石《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便专门针对伊势专一郎《中国山水画史：自顾恺之至荆浩》一书而作，批驳其纰漏差错。又如《溪岸图》的辩论中，古原宏伸站在了张大千伪作论的一方，同样与来自中国的学者展开激辩。

正如日本关西大学中谷伸生教授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绘画史的确立，伴随着中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与争鸣。两国学者论著中所呈现的源流同异，相激相荡，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道独特景观”。因此，“日本中国绘画研究译丛”便旨在回溯20世纪日本学界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历程，从中窥见他们研究方法、关注角度与学术旨趣。

译者介绍

董科

浙江大学硕士，日本关西大学博士。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入选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类项目。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译著有久保田和男著《宋代开封研究》（合译）、松浦章著《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松浦章著《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合译）、金原省吾著《中国绘画史》、新宫学著《明代迁都北京研究》（合译）、大村西崖著《东洋美术小史》。

吴玲

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日本早稻田大学特聘研究员，曾留学日本福井大学并在日本四天王寺大学任教，曾任日本关西大学访问研究员、日本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出版专著《日本茶道文化》、译著《文人画概说》等，发表《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等论文20余篇，编写《简明日语教程》《当代大学日语3》《日本历史》等教材。

日本中国绘画研究译丛

中国美术史论

[日]堂谷先勇 著；董科 吴玲 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国美术史论》是日本美术史学者、僧人堂谷宪勇关于中国美术史的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1944年以前发表的部分论文以及一些尚未发表的稿件，属于作者的早期作品。书中《试论顾恺之》《关于顾恺之的〈维摩〉》《〈古画品录〉考》《古画品录》《关于“六法”》《气韵私抄》等论文关注六朝时期的绘画与画论，以顾恺之为中心展开研究。另有如《唐代花鸟画序论——论薛稷》《徐熙的问题》《欧阳修的文人生活与牡丹》《关于〈富春山居图〉》《黄鹤山樵王蒙》《陈维寅兄弟及其风雅》等文则围绕宋元时期的画家展开。其研究方法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美术史学界对中国绘画的研究方式与侧重点，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

【目录】

试论顾恺之

关于顾恺之的《维摩》

唐代花鸟画序论——论薛稷

徐熙的问题

欧阳修的文人生活与牡丹

关于《富春山居图》

黄鹤山樵王蒙

陈维寅兄弟及其风雅

《古画品录》考

谢赫《画品》序

《历代名画记》论考

关于“六法”

气韵私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