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认为，同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相比，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其他的权利也会失去。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毛泽东首创“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是回答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把钥匙。正是由于新中国打倒了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等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在农村实现土地革命，在城乡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构建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真正的“民众的大联合”奠定前提。

在打破旧的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社会关系，依靠组织力量，弥补资金和技术的不足，通过“一化三改”迅速实现了国家初步的工业化。通过集体协作，以较低的成本建立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系。新中国形成了国家与人民的合作关系，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为长远利益而作出暂时牺牲。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小农经济对现代化的阻碍。

主动利用资本主义因素

在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对待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私营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特权”，以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又一个难题。毛泽东认为，既要承认和利用这些因素，同时又要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约束和限制其负面作用，让其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超越历史阶段消灭商品交换、私营经济和价值规律。1958年，一些地方过早消灭商品交换、消灭工资制、消灭货币，实行物资无偿调拨，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和制止。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另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乃至价值观，以至于使国家政权改变性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认为可以允许在集体经济内部探索各种各样的生产责任制和分配制度，但是底线是不能改变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发展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广泛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参与，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认为，同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相比，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其他的权利也会失去。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主要是在基层单位中推动经济民主，让普通劳动者参与管理。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经济民主制度，普通工人和农民对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务，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政治上，毛泽东的政治设计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实行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让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精简官僚机构，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

除了“硬的一手”，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软的一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要积极进行思想斗争，注意防范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同时毛泽东认为，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对待思想文化，要坚持“双百”方针，进行学术争鸣和说服、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文艺工作方面，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理论家之一。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关注文化领导权，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毛泽东文艺观的基本内容是，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应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原载2019年11月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摘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