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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长为，吉林省永吉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先秦史、简帛学和国学研究。

四川在线记者 付真卿 摄影 吴枫

“从整体上说，我们现在对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仅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全国各地都在持续加强文化建设。”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说，他非常乐见目前国内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热烈氛围，但仅仅有热情还远远不够。

从事史学研究40多年，宫长为一直专注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特别聚焦于西周官制、《周礼》官联等课题，包括区域历史文化在内，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出版相关著作。

自2001年开始，宫长为相继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等职务，这让他有更多机会受邀参加并主持全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和研究活动，这也让他不再仅仅是历史文化研究者，更成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者。

2023年8月24日，宫长为在北京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从自己的史学研究之路说起，畅谈对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解和认识。

史学研究生涯中的四位导师

2022年，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40周年。这个主要由国内从事先秦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与四川有着密切关系。

1979年，教育部委托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举办先秦史进修班，国内先秦史学界的青年才俊齐聚成都，跟随徐中舒学习先秦史。

当为期一年的进修班快结束时，大家商议成立一个研究会，由徐中舒挂帅。经过反复酝酿筹备，1982年5月，四川大学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中国首届先秦史研讨会，中国先秦史学会就这样应运而生。

彼时的宫长为，正在东北上大学。用他的话说，自己才刚入门，自然是没有资格参加此等盛会的。但后来对宫长为史学研究生涯影响深远的金景芳、李学勤，都参与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筹建工作。

1979年9月，宫长为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其实，他最初是对中文感兴趣的，但考试结果历史成绩更好，所以就报了历史系。

在本科学习阶段，宫长为遇到了第一位导师宋敏。

历史系的先秦史授课老师，原本是先秦史学家詹子庆。但当时詹子庆恰好前往川大进修，就邀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宋敏代课。

1975年12月，睡虎地秦墓竹简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也被称作云梦秦简。出土竹简总计1155枚4万多字，记录了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秦朝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等，为研究秦朝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到1980年，云梦秦简的研究已有了一些初步成果。宫长为记得，一天，他到宋敏家里拜访。宋老师拿出一些新近出版的资料给他，正是关于云梦秦简的，“宋老师说，这个还比较新，你有没有兴趣研究一下？”

在宋敏的指导下，宫长为完成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该文刊登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上。在读本科学生能在重要的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给了宫长为莫大的鼓励。“宋老师是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领路人。”

1983年本科毕业后，宫长为考上了本校先秦史学家徐喜辰的研究生，成为当年徐喜辰招的两个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2023年初刚卸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韩东育）。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宫长为选择了留校。1988年，他前往吉林大学，拜入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金景芳门下，攻读历史学博士。

金景芳对宫长为的史学研究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研究历史，本科是入门，硕士打基础，在金老的影响下，我最终奠定了自己的古史观。”宫长为说，在遇到金老前，他的研究重点主要围绕云梦秦简等考古成果，重点放在战国和秦始皇时期的历史。“后来，金老对我说，对整个先秦史而言，这个时期‘晚’了一点。”

宫长为说，金老提出了秦统一封建论，对秦之前的奴隶社会，提出了夏代发生期、商代发展期、西周鼎盛期、春秋衰落期、战国转型期的基本认识。此外，金老特别重视诸子百家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

受此影响，宫长为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逐步将重点放在西周。

1996年8月，宫长为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主持这个博士后流动站的是另一位历史学、考古学大家李学勤。李学勤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最早在全国招收历史学博士后。

回忆起这段往事，宫长为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我读博士是拜在金景芳先生门下，李学勤先生在金老面前一直以晚辈自居。”为此，宫长为专程拜访金老，心怀忐忑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金老想也没想就回答：‘好，我支持你。’”宫长为说，金老不仅支持他，还和詹子庆一起分别给他写了推荐信。

宫长为回忆，金老后来提到了为何支持他一定要去北京：“金老说：‘研究历史，眼界很重要。你之前一直在东北，眼界还不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你就能放眼全国，视野更开阔。’”

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三件事情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宫长为非常关注这个座谈会，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宫长为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者，更是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者。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以来，伴随着全国各地兴起的文化热，他有了更多机会参加各种文化交流和研究活动。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学习交流机会。”宫长为说，通过近年来到全国各地造访交流，再加上自身的研究，他提出了一套区域文化理论，或者说是一个研究区域文化现象的方法论。

宫长为介绍，观察研究区域文化现象，可以从三个维度入手。

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首先要讲它的内涵与外延，追溯它的起源、传承发展的过程，这是对文化的界定。

第二是讲表象和特征。例如，一个地方谈大禹文化，有什么具体表象，当地是否有大禹陵、大禹庙，不一定是考古遗址，但一定要有文化遗址。每个地方的表象可能不同，通过这些表象找出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征，作为文化的承载。

第三是讲地位和影响。一个文化现象可能是遍地开花的，但一定会有一个原点。哪些是原生的，哪些是次生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同的，有些问题也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来逐步梳理。

宫长为说，这套理论，他已经进行了初步梳理总结，希望未来能不断总结完善，为国内各地的区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参考。

除了区域文化理论，宫长为还打算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与他持续多年的研究相关。在读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在金景芳和李学勤的建议下，宫长为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西周史，尤其是西周官制和《周礼》官联。

西周官制是指西周时期的国家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开创和厘定，绝大多数都是在西周时期完成的，对西周自身乃至整个中国国家制度的建立发展都极其重要。

《周礼》官联是对西周官制更深层次的研究。官联是指官吏联合治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官吏的很多职能是交叉重合的，这其中有很多制度结构上的考量。

研究西周史以来，宫长为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但他仍觉得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梳理总结。“所以，我打算做一些整理，争取出两部专著：《西周官制研究》和《〈周礼〉官联研究》。”

第二件事，与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宫长为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归纳起来就是阴阳之道，强调“中”的精神。近年来，宫长为与国内多位专家学者一起，正在进行名为“五观”的文化课题研究。

所谓“五观”，是指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伦理观、运筹观，这是从自然到社会发展的过程。与之对应，在古代中国能找到《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论语》《孙子兵法》这5本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要把这5本书读好。我们的课题，就是要把这5本书中的内容贯通起来，阐释其中的价值理念。我觉得，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所在。”宫长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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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理解文化传承发展

中华文化里，“中”的精神无处不在

记者：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您有哪些认识和理解呢？

宫长为：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后，我立即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学界也参与了多次讨论交流。我个人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次的重要讲话，是他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讲得非常全面、非常系统、非常深刻的一次，同时也与他此前关于文化、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等一系列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强国建设，提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但怎样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理解文化传承发展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对比后，我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对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最根本的体会，也是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解和认识，那就是“中”的精神。

无论古今，中华文化里，“中”的精神几乎无处不在。例如，古时候孔子讲中庸；进入现代，我们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其实都透露出“中”的平衡、协调之意。

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

记者：中国先秦史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哪些历史和现实意义？

宫长为：我们讲人类历史，中华民族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样漫长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占据的位置很特殊。可以说，灿烂的中华文明，正是孕育并奠基于先秦时期。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对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发展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

研究先秦历史，你会发现有许多关系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大进步和变革。举个例子，考古学上讲，大约一万年前，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是农业文明的开端，伏羲、女娲的传说也追溯到这个时期。关于伏羲和女娲，从血缘概念上讲，中华民族都是羲皇子孙，有一个爹是伏羲，有一个妈是女娲。但是，在很多文献记载和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的关系，有的是兄妹，有的是夫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

因为，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始意识到近亲通婚的问题。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也是人类氏族从族内婚到族外婚的过渡。在现代，我们通过科学论证，非常容易理解近亲通婚的问题。但是，考虑到那是在一万年前，对当时的人类来说，这种意识上的进步可以说是奇迹性、根本性的变革。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记者：对于文化传承发展的现状，您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有何建议？

宫长为：从整体上说，我们现在对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仅是高校，各个地方也都在抓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高度。

我觉得，在我们学术界，在文化自信上，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以持续展开。但总体上讲，由于受到种种影响，我们的话语体系还不够完善。过去，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更多采用西方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当然，中西方文明是互鉴的，但我们缺少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形成对中国历史本身的深刻认识。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让我回想起李学勤先生之前讲历史研究时说的话：在世界古文明中，研究古埃及有埃及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有古典学、研究两河流域有亚述学等，唯独中国没有类似学科。当然，一个客观原因是中华文明延绵至今从没有断过，但作为世界古文明之一，我们应该建有一个自己的学科。所以，李学勤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样的一个学科。直到今天，我们做的中华文明探源等，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要建立一个学科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例如，最初发现甲骨文时建不了学科，只能算是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到了一定时候，就成体系了，就可以构成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反过来又推动学术发展。学术、学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它们的建设发展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最终会主导一个话语体系，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传承，我们要从中华文化本身去寻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同时，在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上，我们也要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不过，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各地经常会把各自的文化无限放大，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例如，讲中华文明的起源，讲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尧舜禹文化，各个地方都在讲，各地都试图建设自己的区域文化。这需要我们对文化有整体的理解和认识，或者说，需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

一种文化现象在某个地方出现，我们去观察研究它的内涵和外延、表象和特征、地位和影响，会发现它一定是有所支撑的。有的文化现象是可以通过历史和考古发现来验证的。例如，安徽蚌埠的禹会村，这个名字古已有之，当地也流传着大禹会诸侯的故事。后来，通过考古发现，遗址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相应年代的地层上有排列类似巨型脚印的35个柱洞。这些柱洞是干啥的？大家推测，大禹会诸侯，各地诸侯都有一面旗帜，这些柱洞可能是用来插旗帜的。考古还发现，这些柱洞开挖于高台上，台基上还分布有烧祭面、祭祀沟、祭祀坑等，推测这里可能是一个举行大型集会、祭祀或宴飨活动的地方。

当然，通过历史和考古学来验证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很难做到精准。但一个地方要谈某种文化，黄帝时期要5000年前后，大禹要4000年，殷商3000年，就需要到相应时期的地层去发掘，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如果没有，我就讲这个是基础不牢。

四川应把巴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设

记者：您经常到访四川，也非常了解四川，对四川的文化传承发展有哪些建议？

宫长为：四川的文化建设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有特色。现在最火热的当然是三星堆了。我认为，三星堆研究已经走在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最前沿。我们看中国史学研究，就看三星堆文化。

但有一点，四川别忘了：我们是巴蜀大地。所以，我就想，四川应该把巴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设。

近年来，关于三星堆的论坛、研讨等做得很多了，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四川从营盘山遗址到宝墩遗址，再到三星堆、金沙等，文化是有传承的。从整体上看，核心是巴蜀文化。

现在提到三星堆，很多人的印象是非常神奇。从考古序列上看，四川岷江上游发现了距今5300年到4600年的营盘山文化；接下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然后，再到距今3600年到3100年的三星堆文化，以及金沙文化。他们相互之间都是有关联、有传承的。

从营盘山文化继续往上，我们发现，它受到了来自中原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所以，三星堆不是外来文化，是受到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可以说，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是巴蜀文化的特色，但它也是在巴蜀文化的范畴内。

我们经常讲，要从世界的视角看中国，从中国的视角看各个区域，反过来也是一样。讲三星堆文化，要把它放到巴蜀文化中去看处在什么阶段，再把它放到中华文化中去看。在对中华文化、巴蜀文化有一个宏观把握的前提下，再对三星堆文化进行深入挖掘。

巴蜀文化的内涵很丰富，不仅有三星堆、金沙，还有宗教领域的，丝绸之路相关的，等等。虽然现在一般人讲巴是指重庆，蜀是指四川，但在文化传承上，是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四川省和重庆市应该联合起来，例如，开一个巴蜀文化的论坛，把大家的文化资源整合在一起，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这样才能真正把巴蜀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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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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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史家的传承发展

通过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朋友联系到宫长为老师时，我的心情是忐忑的。没想到，宫老师爽快答应了接受采访，只是采访的时间、地点一直没定下来。

他的日程很紧张，本来8月底会到成都来一趟的，但临时又因故取消了。所以，我们最终约好北京见，采访地点在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

那天，北京下了2023年的第一场秋雨，气温骤降到20摄氏度以下。宫老师说，他可能要迟到。我想，下雨天堵车，正常。过了一会儿，宫老师打着伞，笑着，远远走过来，他是从通州坐地铁过来的。

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宫老师说话语速很快，但思路很清晰，对一些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会很详细地展开讲。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宫老师用了很长时间讲述他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多次提及他求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4位重要老师：“宋敏老师领进门、徐喜辰先生打基础、金景芳先生奠定古史观、李学勤先生再提升。”他重复说了好几次，对4位老师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也是如数家珍。言语中，能深刻感受到他对老师们的尊重、感激之情。

联想到我们采访的主题，文化传承发展，虽然宫老师谈的是他的个人经历，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代又一代史家思想理念与治学态度的传承发展呢？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策划：李鹏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四期

执行：马艳琳

记者：付真卿 吴枫

剪辑：李蕾

设计：沈晓颖 刘津余